据新华社报道，2013年3月31日下午，一架空军战斗机在山东荣成海域坠毁，坠毁机型为苏-27，两位驾驶员壮烈牺牲。

　　苏-27坠机地点位于荣成市南部的长会口大桥(跨海大桥)附近的沙滩上。据目击者说，飞行员当时或因怕飞机撞上大桥及附近民居，暂未弹射。从坠机现场可以判断，地点已经靠近沿海沙滩，飞行员极有可能是有意将飞机开到沿海的人少地带才弹射。

　　苏-27是前苏联苏霍伊设计局研制的单座双发全天候空中优势重型战斗机，中国空军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引进苏-27系列飞机。1991年底，首批12架苏-27(8架单座型的苏-27SK和4架双座型的苏-27UBK)飞抵中国。至今，苏-27和国产歼-11及改进型共约有近300架。其主要任务是国土防空、护航、海上巡逻等。

　　近日，新上任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访俄罗斯。

　　媒体盛传在习近平访俄之前，中俄签署了两份重大军售框架协议：中俄将合作建造4艘先进潜艇，中国还将向俄采购24架苏-35战机。这是时隔近10年后，中国再次向俄罗斯采购重大军事技术装备。

　　近年来，中国航空母舰服役，两款隐形战机相继试飞，大型运输机运-20问世。中国航空业的成就，已引起世界瞩目。很多人不免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现在中国还要向俄罗斯购买军机？

　　如果回顾一下20多年前中国引进苏-27战斗机的过程，就可以看出，借鉴他国技术对发展本国科研的重要作用。

　　中国战机曾落后美苏30年

　　现代军事科技的变化，日益体现为“地面问题空中解决”。如今国防建设的头号重点，正是空-天力量。

　　笔者从小就对空军及其战机有一种天然感情。我生长在位于北京公主坟的空军司令部大院中，在孩提时便认识50年代中国的一些著名的空军英雄，并为他们借以创建辉煌战绩的空中坐骑——当时世界上先进的米格战机而自豪。

　　中国空军钟情于苏联飞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旧中国没有航空工业，新中国成立时，解放军空军只有60余名东北老航校毕业的飞行员。在如此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空军和航空工业，只能靠当时的“老大哥”苏联援助。

　　上世纪50年代，苏联按半价和成本价向中国出售了4000多架战斗机，提供了配套的航空工业设备，并派出专家协助建设，使中国能仿造出拥有先进技术的米格-17和米格-19。

　　19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但赫鲁晓夫为了在战略上重新争取中国，于1961年又提供了米格-21战斗机样品和技术资料。

　　1962年古巴发生导弹危机，赫鲁晓夫抱怨中国对其不表示支持，停止了对中国供应航空装备。

　　中国空军依靠苏援，战机性能曾一度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但却存在着内在的脆弱性。苏联援华的底线是不涉及飞机设计领域，苏联一旦停止供应装备，中国航空工业科研基础薄弱的弱点便显现出来，国内作战飞机的发展进入了近20年的停滞期。

　　毛泽东晚年虽然提出要把尖端武器搞上去，却因极“左”的指导思想，无法提升航空业水平，60年代和70年代上马的十几种机型，都因技术不过关而下马。

　　结果，中国空军战斗力水平逐步降到世界十强之外，战机性能甚至落后于周边的台湾地区和印度，保卫国家安全的战略威慑力量主要靠“两弹”(导弹、核弹)和庞大且装备落后的陆军。

　　但在边海防斗争中，这一威慑却无太大作用。如南海周边国家抢占南沙群岛时，中国因歼击机作战半径不够而鞭长莫及，除谴责外难以采取实际行动来制止。

　　直至80年代前期，中国空军的主力作战飞机一直还是仿50年代苏联米格-19而制成的歼-6，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拉大到将近30年。空战中主要靠技术取胜，落后一代的战机与强手交锋，会出现“找不到、打不着”的情形，甚至只能成为敌机的靶子。当时，笔者就常听一些飞行员感叹：“现在我们装备的飞机，给美、苏的三代机当靶机都不够格！”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领导人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差距。1979年1月18日，邓小平特别强调：“不管如何，今后作战，空军第一。陆军、海军、空军，首先要有强大的空军，要取得制空权。否则，什么仗都打不下来。”在陆地游击战起家的众多中国领导人中，邓小平有这样的认识，可谓凤毛麟角。

　　当时，中苏关系仍处于敌对状态。中国空军曾试图采购英国的“鹞式”和法国的“幻影-2000”战斗机，但因对方索价太高，加之北约的装备标准与中国的苏式标准不同，最终未能谈成。

　　1986年，中国启动了自主研制歼-10的工程。

　　同时，鉴于国内科技基础落后，中国又达成了同美国合作改造歼-8Ⅱ的“和平珍珠”计划。这一项目在美国启动后屡遭拖延，至1989年夏天又遭到单方面中止，中方已付出的3亿美元投入血本无归。

　　也就在1989年，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苏联军方主动提出，愿对华出售先进战机。这使中方再度把引进先进战机的希望，投向刚修好的昔日盟国。

　　借助苏-27中国战机“井喷”式发展

　　整个90年代，中国引进了数以百计的苏霍伊战机及其生产线(只有发动机俄方坚持由它出口)，总花费差不多100亿美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金额最大的武器采购。有人计算，这甚至超过了解放后国家对航空工业的总投资。但如全面分析，这笔钱还是花得值得的。那时，国内航空科研部门和制造业大多还停留在30年前苏联援华时的水平，在得不到西方技术而自己研制又非短期能奏效时，只有引进俄方航空技术才是捷径。

　　令俄方惊讶的是，中方引进战机后，不再像1950年代和1960年代那样只是照葫芦画瓢式仿制，而是消化其技术并在借鉴基础上创新。

　　这个跨世纪的宏大项目，不但满足了中国空军升级战斗机的急迫需要，也为自行研制歼-10战斗机赢得了时间，同时为发展第四代战斗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苏-27、苏-30的引进，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空军的第一次现代化跃进后，空军历史上第二次现代化的重要起点。

　　不出几年，沈飞从仿制苏-27开始，边组装、边改进，推出了新型号歼-11B。该机作为航程远、载弹量大的重型战斗机，与2004年开始服役的歼-10轻型战斗机一起，正好可以实现轻重搭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主席佩斯2007年春在鞍山机场参观歼-11B型机后评价，该机气动外形与苏-27相同，但内载电子设备和所用材料已大有过之。俄方试飞员飞过歼-11B后也感叹：“这完全是一种新的飞机。”

　　为了弥补无法制造高性能发动机这一关键性缺陷，中国引进苏-27的同时，开始了国产发动机的研制。经10年努力，终于在2006年推出了“太行”发动机，从而有效地医治了中国战机的“心脏病”。

　　近两年，中国航空装备出现了西方以“井喷”一词来形容的飞跃发展：第四代隐形战机相继试飞、歼-15舰载机在航空母舰上起降成功、被称为“大运”的运-20也研制成功。国际航空界公认，中国自行研制的战斗机水准已仅次于美俄，而且预警机等技术已超过俄罗斯。

　　当然，由于中国航空业起步晚，目前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中俄之间继续进行军贸仍有必要。不过，双方已经改变了当年单纯的买与卖的关系，变成合作研制，例如在重型直升机项目上便是如此。

　　今天中国航空业的巨大成就证明，1990年代对苏-27的引进，堪称当代世界上非常成功的军售案例。打破封闭的观念，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并与自主创新相结合，这正是这一中国军购史上金额最大的项目的启示。(文/徐焰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少将)

　　摘编自《中国新闻周刊》

　　不要米格-29，要买最新的苏-27

　　国际间的武器销售，从来带有浓厚的政治性。中苏关系正常化时，正逢苏联国内发生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但这场危机却成为了中方的机遇。

　　1990年4月，中国总理李鹏访问苏联，双方签署了合作纪要，其中包括恢复军工合作。9月，中国军事代表团在相隔29年后，再次来到莫斯科城郊的库宾卡空军基地，参观米格-29的飞行表演。

　　米格-29在80年代是苏军装备部队和出口的主要战机，是一种空重8吨、作战半径只有500公里的轻型战斗机。由于米格飞机是中国空军的老伙伴，苏联军方起初认为，中方会选择米格-29作为新一代主力战机。中国军队一些人也有这种想法。

　　不过这一情况报到中国国内，以江泽民为主席的中央军委却要求看一下苏方并未安排的苏-27重型战斗机。

　　苏-27是苏霍伊设计局于1970年代后期设计的重型战斗机，1985年才装备苏军。苏-27战机1989年在巴黎航展上首次亮相，便以“普加乔夫眼镜蛇”等一系列高难度飞行动作轰动世界。该机空重达17吨，可载弹6吨，作战半径在1000公里以上。可以说，该机空战性能远超中国当时所有的歼击机，载弹量和作战半径也超过中国的轻型轰炸机。美国和西欧军界都承认，苏-27在1980年代末堪称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

　　此前，苏联从未向任何国家出口过这种飞机，中国军人也只是耳闻其名。中方提出参观要求之初，未获同意。

　　让中国军事代表团多少感到突然的是，双方经过座谈，并在宴会上共同怀念过去的战斗友谊，似乎都动了感情，苏方人员随即招待中国参观了苏-27战斗机，还爽快地同意出售。

　　其实，这样重大的带有战略意义的举动绝不可能是感情用事。事后知道，此举是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力主，并得到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同意。

　　亚佐夫当时是坚决反对“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后来成为试图挽救苏联政权的“八一九事件”的发起人之一。此时苏联军界不仅希望通过对华军售获得收入，一些人还希望在维护苏联政权时得到中国支持(实际上此时中国已严守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而戈尔巴乔夫此时也自感处境不妙，同样有在政治上向中国示好的需要。

　　这同1957年赫鲁晓夫因苏共党内危机同意对华提供核弹、导弹技术援助的情形有些相似。由于有这种政治背景，才出现了中苏刚恢复军事关系，苏方就同意销售先进装备的情况。

　　1990年12月，中苏双方在北京签署了军售合同。中国首批购买26架苏-27(其中2架为教练型)，总价30亿元人民币。当时的中国还缺乏外汇，合同金额的大部分以“以货易货”的方式支付。

　　1990年，中国军费开支不过290亿元，扣除维持生活的“人头费”和日常费用外，一年的武器采购经费不足100亿元。苏-27军购项目，是当时单项金额最大的一笔开支。

　　事后证明，中国在经费困窘时仍不买相对便宜的米格-29，而采购较贵的苏-27，是有远见的选择。

　　中国选择苏-27作为新一代主力战机，是高起点的选择，为加速本国航空工业，寻求到了一条捷径。

　　首批苏-27进驻安徽后，苏-30呼之欲来

　　1991年2月，苏联派出苏-27，来到北京南苑机场进行了精彩的飞行展示。与中国现役飞机相比，其一流外形设计及超机动性能，至少高出了一个时代。

　　此次飞行表演，更使中方感到，采购的决定是正确的。

　　但江泽民强调，要全面引进技术，不能只限于买成品。中国空军此前没有装备过世界上第三代喷气式战斗机，也没有此种训练，便选拔飞行员到苏联培训。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91年8月，苏联发生巨变，同年12月，苏联解体。引进苏-27的合同能否履行，一时成为疑问。

　　幸好，中国贯彻了邓小平提出的以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定亲疏的原则，没有介入苏联的内部争端，因此，叶利钦主政的俄罗斯联邦仍承认中苏武器销售合同有效。

　　俄罗斯经济危机，使得军方多年间几乎不订购新战机，苏霍伊公司面临被收购的危机。主要靠中国的订货，该公司才维持了生存，并有了研制新机的资金。据当年俄方报道描述，来自中国的新订单签下后，俄罗斯共青城(苏霍伊公司所在地)竟是全城彻夜欢呼庆祝。

　　1992年6月27日，由俄罗斯共青城飞机生产联合体出产的首批苏-27战斗机飞抵中国安徽，装备了曾在朝鲜空战中有过光荣战绩的航空兵师。

　　苏-27的机载设备在出口时虽有些“缩水”，(苏联出口武器的惯例)，但比当时中国空军的主力战机，却差不多先进了20年。

　　1992年12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首次访华。苏联瓦解后，俄罗斯融入西方的想法并未实现，还遭受北约进一步打压，因此，俄罗斯国家战略利益的需要使他在这次访华后宣布，俄中两国是友好国家。4年后，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战略合作伙伴”。

　　中国空军通过使用苏-27的实践，深感其性能优异，认为在国产歼-10未定型前，可作为“拳头”武器装备军队。1995年，中国同俄方谈判商定，在沈阳引进苏-27生产线。

　　1996年叶利钦再次来华访问，在气氛热烈的宴会结束后向中方宣布：“我们已经决定向你们出售最新的苏-30。”该型机是在苏-27的机体上改进而成，其设备更好，且更适合对地、对海攻击，正好适应了中国在东南沿海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