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义释韩德勤，李明峰绘

　　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战场，以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主。

　　鲜为人知的是，敌后战场也包括大量由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蒋介石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数个游击战区。那么，这些由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有多少部队？他们起到多大的作用？他们的结局又都是怎样的呢？

　　国民党向八路军学游击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军队在装备精良的日军猛攻下，连失华北、华东、华南地区的大量国土。对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曾在1938年1月召开的开封军事会议上提出：“我军战法，应于硬性之外，参以柔性。务在交通要线上，配置有力部队，使任正面阻止战斗；同时以军队联合有组织训练之民众，施行游击，以牵制破坏敌之后方。前呼后应，敌如攻击我正面，则游击队由各方进攻；敌如攻击游击队，则不与决战，以收长期抗战之效。”

　　在1938年11月南岳军事会议上，军训部部长白崇禧又进一步提出了“全面战争与全面战术”的观点，他认为第一期作战，我们用正规战术，与日军打阵地战，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第二期作战“我们要改变过来了，我们要以不规律的游击战、运动战为主，配合必要的阵地战，交互为用，造成最有弹性的持久的战法”。

　　在这种情况，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应运而生。游干班由蒋介石亲自兼任主任，由汤恩伯兼任教育长(后由李默庵接任)，实际负责游击干部教育事务。此外，国民政府特地邀请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担任副教育长，并聘请大量八路军干部前往游干班传授游击战术、战略等。

　　游干班的建立标志着国民政府正在逐步重视敌后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1939年1月14日，国民政府正式批准成立冀察、鲁苏两个游击战区。对于这两个游击战区的任务，军事委员会在1月7日颁布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中予以了明确规定：“鲁苏及冀察各战区，应增强军民力量，建设并保持游击根据地，积极展开广大之游击战，袭击敌人后方，分别指向重点于津浦、陇海及平汉各要线，尽量牵制消耗敌人”。

　　游击战区司令部的编制，与正面战场上的正规战区司令部编制相同，但因其承担的任务和所辖部队的限制，其级别要低于正规战区、高于集团军。因此，游击战区的主官称为总司令，而不是司令长官。

　　鹿钟麟：顶不住日寇，打不赢八路

　　冀察战区的辖境为河北、察哈尔两省，以及山东省境的黄河左岸全部，总司令部由原来的第1战区河北游击总司令部改组而成，由鹿钟麟任总司令，石友三、庞炳勋任副总司令。

　　冀察战区总司令部设在河北冀县，受第1战区司令长官节制，其补给由第1战区兵站总监部负责，它的游击区域名义上包括河北和察哈尔，但实际上只有河北境内有正规军和地方武装，察哈尔只是一个“空壳”。倒是战区所属第40军和第97军各有一部位于河南，搞得冀察战区有如“冀豫战区”。

　　当时在冀察战区的正规军计有第40军、第69军、第97军和新编第5军，兵力约4万余人，其他游击部队计有约8万余人。根据鹿钟麟在1939年12月向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呈报的数据记载，冀察战区兵力为114816人，马3248匹，各种枪械72482枝(挺)。

　　冀察战区名义上还有权指挥位于河北地区的八路军第129师，但在国民政府设立游击战区前，河北大部沦陷地区已经在中共领导下建立起冀中和冀南游击根据地，并已经坚持了一年的敌后作战。

　　对此，早在半年前就不断与八路军制造摩擦的鹿钟麟未选择巩固根据地，团结八路军共同抗日，反而公开提出“八路军是中央统一命名的，必须无条件服从中央指挥，地方政权也是这样，凡河北境内驻军、政权统一由河北省主席调遣，不允许第二政权存在。八路军、地方自治、敌伪三种政权一律撤销，否则武力解决”。鹿钟麟的态度十分强硬，甚至不断强调要以“武力解决”的方式来维护其冀察战区最高领导人的地位。

　　为团结鹿钟麟及所属部队共同抗日，位于冀南地区的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先后三次前往冀县与鹿钟麟谈判，表明合作诚意，并欢迎第69军在冀南发展，主动提供了一批给养和被服给第69军及部分地方武装，解其燃眉之急。

　　鹿钟麟虽然同意与八路军合作，但却要求八路军取消冀中和冀南公署，撤换所有八路军委任的专员和县长。这种要求将严重破坏八路军建立起来的根据地，甚至威胁到河北地区八路军的发展与生存。对此，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39年1月23日发出《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限共防共对策的指示》，明确指出各地反共摩擦事件的不断发生，“都说明蒋及国民党之政策，在于加紧限制八路军发展，同时使八路军与各地方系统部队关系恶化，以孤立八路军”，要求对于摩擦事件决不能“逆来顺受”，否则“将来摩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气焰必更高”。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日军第110师团主力以及独立混成第1旅团、独立混成第8旅团各一部，在伪军华北保安队的配合下于2月1日对冀察战区辖境发起全面进攻。

　　面对日军的攻势，鹿钟麟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加上游击战区刚刚开辟，根据地没有巩固，所属各部之间沟通不畅连遭败绩。鹿钟麟在此情况下只能带着战区总部和河北省府人员向西撤至邢台山区的路罗川，一路上总部和省府人员大多散失，最后仅有战区参谋长张知行和省府党部委员汉梅岑等数人跟随。在之后的四个月里，冀察战区总部居无定所，所属各部也是各自为战，自成一系。

　　为了河北抗战局面的长远发展，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于6月2日亲自前往已经返回冀县的冀察战区总部与鹿钟麟展开新的谈判。在这次谈判中，八路军主动让步并提出了公允的意见，双方达成八项统一纲领。遗憾的是，这次复合仅仅维持了几个月，就因第一次反共高潮而产生更大的裂痕。在此情况下，昔日的友军成了一个欲除之而后快的敌人。然而，鹿钟麟过高估计了自己部队的实力。

　　先是第97军军长朱怀冰与第69军军长石友三联合袭占八路军控制的冀南三个县，随后又在侯如墉游击第4纵队的配合下占领赞皇，这种武力侵占的做法严重破坏了国共合作。为了扭转局面，八路军第129师于1940年1月对第69军防区发动攻击，一举击溃石友三所部。两个月后，势孤的第97军在第129师主力及地方武装的配合攻击下毫无还击之力，全军8000余人被打的只剩2000余人，朱怀冰不得不带着残部退出冀南。

　　晋察战区名存实亡

　　冀察战区自成立起，就没能巩固根据地并有所发展，相反却在与八路军的摩擦中不断遭到打击。鹿钟麟遭此打击，被迫引咎辞职，第97军则在1940年5月被军事委员会明令裁撤。

　　鹿钟麟下台后，由与中共一贯亲密并主张合作的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在卫氏主持下，战区所属正规军被重新编组为两个集团军，它们分别是由庞炳勋指挥的第24集团军和由石友三指挥的第39集团军，此时冀察战区总兵力仍有8万余人。

　　卫立煌虽然接管了冀察战区所属部队，但第24集团军已经奉命挺进太行山建立游击根据地，第39集团军则分驻山东濮县和河南濮阳，这使冀察战区徒有名义。此外，在日军不断加大扫荡力度的情况下，战区副总司令兼第39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开始秘密与日军接洽投降，事为部属高树勋侦知，便设计于1940年12月将石氏诱杀。第39集团军经此内乱分为两派，一派在新任第39集团军总司令高树勋的率领下于濮阳继续抗战，一派则在第69军教导师师长文大可的率领下投降日军，当起了汉奸。此时依然留在河北境内坚持游击作战的就只剩下河北民军、战区独立第1、第3支队等寥寥数部。

　　1943年4月，日军以4个师团主力对太行山区实施第二期扫荡作战。庞炳勋指挥第24集团军孤军奋战，很快就被日军分割包围，所部损失惨重。时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的蒋鼎文曾试图调集部队前往增援解围，但却被外围日军阻断。

　　第24集团军在援兵和补给都断绝的情况下又继续坚持了一个月，终被日军各个击破。其中新编第5军军长孙殿英见前途暗淡，率部向日军投降。孙氏随即又引导日军将第24集团军总部包围，劝降了战区副总司令兼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第40军随即瓦解，仅一部突围成功。剩下的第27军所属预备第8师师长陈孝强率部投敌，其余部队则坚持抵抗，依靠挖树皮、吃草根的方式在支撑了三个月后突围成功，却只剩下1500余人。

　　至此，冀察战区仅剩第39集团军在以濮阳为中心的豫西地区勉力维持，整个战区其实已经名存实亡。1944年7月，新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陈诚为了恢复第1战区方面的敌后游击战，特向军委会申请将冀察战区改组为冀鲁豫战区，由其兼任总司令，由汤恩伯为副总司令，该战区除了继续指挥原有各部队外，计划将汤恩伯的精锐部队第31集团军也投入该战区。但这一建议被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否决，冀察战区失去了唯一一次可以重振实力的机会。陈诚对于这个与鸡肋无异的战区总司令兼职也失去了兴趣，便将指挥权移交给了时任战区副总司令的高树勋负责。1945年6月，名存实亡的冀察战区被正式撤销番号，其所属部队则调拨给第11战区。

　　鲁南游击区终被放弃

　　整个1939年，是鲁苏战区开展游击作战最为辉煌的一年。然而随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出现，鲁苏战区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关系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张。在鲁南方面，第51军和第57军所属部队不断与八路军发生冲突，甚至还在1941年10月突袭中共鲁南区党委机关驻地银厂村，逮捕党委书记赵镈并予以杀害，制造了“银厂惨案”。

　　于学忠没能维持与八路军继续合作的同时，他的部队也是内乱不断。先是1940年9月第57军军长缪澄流企图率部投日，事为该军所属第111师爱国官兵侦悉，当即实施兵谏，将缪氏逮捕送交战区总部处理。事后，于学忠虽然将缪澄流保了下来，但第57军的番号还是被军委会撤销，所属第111师和第112师改由战区总部直辖。

　　在抓缪的“九二二事件”结束不久，第111师内部又因第二次反共高潮而发生动乱。该师部分激进军官发动“二一七事件”，扣押重病在身的师长常恩多，企图将第111师内部的中共分子全部清除。事情发生后，于学忠亲自前往处理平息，但该师内部已经形成两派，终至1942年8月由中共党员万毅率领师主力参加八路军。

　　另一方面，吴化文指挥的新编第4师和山东省保安第1师受派系影响，不断遭到沈鸿烈、牟中珩等人的歧视，其部队甚至一度断了粮饷。在此情况下，吴化文在早有投日想法的鲁西保安司令宁春霖策动下，于1943年1月率两师之众投日。半年后，在战区素有声望的第112师副师长荣子恒又在其父——伪河北省省长荣臻的策动下投日，致使不少原第57军旧部跟随投敌。吴、荣两人事后分别被汪伪政权任命为山东方面军总司令和第10军军长，他们各自率领所部，利用熟悉鲁南、苏北地形和了解鲁苏战区中国军队内部情况等优势，配合日军进攻鲁苏战区。

　　在继1939年的“肃正作战”失败后，日军又在1940年至1943年间不断利用情报来袭击鲁苏战区总部和被视为鲁南中坚的第51军，致使于学忠不得不时常率领总部人员转移。在这一系列的游击作战中，鲁苏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周复(1943年2月)、副官处少将处长魏凤韶(1943年5月)、党政分会军务处少将处长张庆澍(1942年8月)、胡式禹(1943年2月)、第113师少将参谋长张植桴(1943年2月)、鲁西游击司令朱世勤(1942年5月)等高级将领先后阵亡，第113师副师长韩子乾、副师长潘国屏被日军俘虏。如此种种，都给于学忠苦心经营鲁南游击区造成严重破坏。

　　为了恢复鲁南游击区的战斗力，军委会曾命李仙洲的第28集团军进入鲁南，但终因鲁苏战区反扫荡失败，局势恶化而放弃。在此情况下，于学忠也自认无法维持鲁南游击区，被迫于1943年7月下达了放弃鲁南、全军向皖北转移的命令。

　　于学忠决定战区总部于7月初先行转移，到月底再将正规军分三路转移，各保安部队和游击部队则继续在山东境内坚持作战。最终，一、二路艰难突围，第三路被打散。

　　韩德勤：反共不成，反被日寇击破

　　苏北游击区虽然位列鲁苏战区辖境，但从战区成立起，就一直由韩德勤实际负责。和于学忠初入鲁南不同的是，韩德勤已经和位于苏北地区的新四军搞了近一年的摩擦。

　　从一开始就将新四军作为“歼灭对象”的韩德勤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积极配合位于皖东友军的反共行动。1940年3月，韩德勤命令他的嫡系部队第89军主力及地方武装计8个团的兵力，对位于淮南津浦路以东的新四军第5支队发动突然袭击。同年6月又乘日军在江都进攻新四军的机会，命令李明扬集中13个团的兵力对位于郭村的新四军两个支队发动攻击。新四军在此情况下，采用了拉拢李明扬和其部属李长江的做法，争取到两李在韩德勤与新四军的冲突中采取中立态度，以孤立韩部。

　　韩德勤为扭转局面，于8月在东台发出了歼灭新四军的作战命令。10月3日双方在黄桥发生激战，结果是第89军遭到重创，军长李守维、独立第6旅旅长翁达阵亡，第33师师长孙启仁、第99旅旅长苗体瑞被俘。黄桥一战，第89军伤亡1.1万余人，大伤元气。一个月后，新四军发起曹甸战役，又歼灭第89军8千余人，被韩德勤所倚重的第89军已经完全失去战斗力。

　　在一连串的失败后，韩德勤的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人心浮动，许多军官开始另谋出路，有的甚至投日当起了伪军。当日军对韩德勤的主要根据地兴化发起进攻时，韩德勤已经组织不起像样的反击。

　　是继续在苏北坚持，还是向皖东转移呢？以韩德勤为首的一批军官想留下来继续坚持，但以新任第89军军长顾锡九为首的一批军官却想早点离开另谋发展。就在两派争执不下时，日军于1943年2月对苏北地区实施春季大扫荡，迅速将韩部包围。

　　就在韩德勤及所部岌岌可危时，新四军第3师主动施以援手，使韩部成功从车桥、曹甸突围而出，开赴新四军游击区内的苏家嘴休整。对此，韩德勤曾写亲笔信给新四军军长陈毅，表示感激之意。但一个月后，韩德勤又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突袭新四军的淮北苏皖边区。在新四军第4师和第2、第3师各一部的互相配合下，韩德勤的部队只经过一天抵抗，就全部瓦解，韩氏本人也成了新四军的俘虏。事后新四军从大局出发，不仅释放韩德勤，而主动发还给韩氏一部分人枪。但韩德勤经此打击已经不可能继续在苏北立足，他只得率领残部撤往皖北。

　　大量正规军的撤离，使仍然留在鲁苏战区开展游击作战的地方武装压力倍增。游击部队内部也因对抗日前途产生悲观情绪，或因派系斗争等原因而不断发生叛变投日事件。

　　1941年2月13日，鲁苏皖边区游击副总指挥李长江在泰州公开宣布就任汪伪政权的第1集团军总司令一职。李长江投敌，致使李明扬部游击实力折损近半，无力继续开展大规模游击战。

　　鲁苏战区主力因大部撤至皖北地区名存实亡。1944年5月，军委会明令裁撤该战区，其所属部队则分别编归第1战区和第5战区。

　　冀察战区和鲁苏战区的设立，本意是广泛开展敌后游击，牵制日军，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主力。但这两个战区在设立游击区后，既没有与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合作共同抗日，也没能搞好军民关系，发动群众，使敌后游击部队成为无本之木，难以立足。游击战区在与日军、伪军以及中共武装三面交战的情况下，又需不断应对内部派系倾轧和友军的大量投敌。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游击战区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失败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