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国家崛起对原有世界格局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资料图：2010年11月8日英国女王举行皇家仪式，向“皇家方舟”号航母告别。英国海军“皇家方舟”号在服役25年后退役，它的退役将使英国海军丧失起飞固定翼舰载机的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老罗斯福派出大白舰队环游世界也没有激起英国人的强烈反应，而不知道英法签订了密约的德国人仅仅是派了一条炮舰到阿加迪尔“保护侨民” 就足以引发伦敦发出歇斯底里的战争恫吓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冷战时期的红海军威胁了英国的海权，但是英国却并没有对苏联发动战争的原因是那个国家拥有核武器，也就是毁灭这个国家的终极武器！于是，在互相毁灭的阴影下，英国人学会了与对手分享海权。欧洲获得了恐怖的但却实实在在的和平。
工具与目标的辩证法
海权不是自在之物。海权不过是服务国家利益的工具而已。如果说陆权的主要任务是保证一个国家不受侵略的话，那么海权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延伸出了使一个国家的商业利益以及至关重要的“发展权”不受侵犯的功能。
威廉二世对海权的兴趣不在于对大型战舰的虚荣；更不是真的如某些人猜想的那样，是出于对其英国母亲所给予的不快乐的童年的报复。他追求的是将他那个日耳曼国家与世界帝国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战略。海权不过是实现这个战略的工具而已。
同样，对于大英帝国而言，消灭这样一支海军，并不是由于他对皇家海军的舰队或者英国的海外利益，甚至本土真的构成了什么威胁，而是既出于维护其在世界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商业利益的考虑；更出于消灭可能直接威胁自身在国际秩序中地位的现实竞争者的考虑。
那些脱离国家利益去谈论海权，或者将一战的起源归结于德国海军崛起的人们，显然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自德国成为后发大国开始挑战英国的海外市场和英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那一刻起，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竞争就已经埋下了战争的种子。至于这颗撒旦之苗什么时候能够结出和平之果，就不再是取决于任何一方的善良愿望，而主要是由什么时候能够形成那个恐怖的平衡，并使彼此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那个核武器或者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没有诞生的年代，威廉二世和提比茨扩张德国海军的初衷就在于此。
其实两次世界大战及其之前的两个帝国间的海权较量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最为重要的并不是在于告诉我们一个有效的海权对于一个后发大国的经济崛起如何重要，对于她的海外市场如何重要，而是在于让我们清醒地了解，经济基础并不是决定国家崛起能否成功的唯一因素。一旦这个后发国家的崛起对世界格局将产生巨大的改变，那么防止这个进程被原有格局的主导者，也就是先发国家，从外部强行轻易打断，就成为了这个后发国家所必须时刻关心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二战后新独立的几个大国总是不遗余力地企图撑起一把属于自己的“核保护伞”。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国家的安全早已不只限于领土、领海、领空这样的狭义的边疆体系。有地理边疆、安全边疆、利益边疆、影响边疆这样的现代边疆体系所构的国家安全考量已经成为了现代国家战略的基点。而这个时代的海权，同其他形式一样，不过是维护这种国家利益的政策工具的体现罢了。如同宗教神学般抽象地去大谈海军与海外市场的经济利益联系，并论证这种联系的因果必然性，或者以神秘主义的宿命论为立足点去生造什么利维坦与波希墨特之间的争斗，抑或夸大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新大陆之间的冲突必然性，是没有意义的。
为了国家的现实需要而追求海权，与为了某种偏好而追求海权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究竟谁是目的：海权本身？还是国家的需要。
大英帝国的战略错位
一个世纪前，自闭于对昔日辉煌与光荣的陶醉和用想当然的思维勾画出的国际格局中的英国式海权思维的问题，在于“战略错位”的同时，缺乏对于此消彼长的国际力量对比的清醒认识！更为深刻的背景，或许还在于对于经济基础与国家暴力关系的误读。结果，自然是在不断加码的战略压力下，踏上了自我崩溃的道路。
进入20世纪以后，以综合国力为核心的系统对抗的时代，已经取代了将单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的、充满浪漫的英雄主义色彩的德雷克-纳尔逊时代。名将的成就越来越依靠的是物质基础，而不单单是对手的怯懦和愚蠢。时代已经改变，大英帝国却拒不承认现实，不明白螳臂当车的悲剧：有些东西是挡不住的！这一点，在另一个今天的霸主身上也日益表现为了“显性遗传性状”。
在马汉去世之后的一个世纪里，海权在西方及其在东方的代理人们那里，依然被有意无意地“升华”为了某种不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也就是自己以外的任何民族染指的自在之物。而和平，不过是这个自在之物可以随时抛弃的义肢而已。似乎为了维护海权，可以随时牺牲和平这样一个终极目标。因此，德国人的例子被用来告诉我们：“走出国门和由此产生的海权需求对和平和自身的安全是多么的危险”。这种看法显然甚为偏颇。难道一个漠视海权的国家，或者按照西方所推崇备至的俾斯麦所强调的可以完全忽视海军发展的国家，就会比一个足以挑战世界海权冠军的国家更为安全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在西方的历史长河中，迦太基式的和平对许多帝国主义霸权的拥趸们来说，一直散发着强烈的诱惑。问题是交出了全部舰队的迦太基，也并没有逃脱被罗马人彻底灭亡的命运，可见，一个国家的和平并不是仅凭善良的愿望就能得到的。对那些坚信“强权就是公理”的人们来说，“代价”是唯一可以让他们变得不那么狂妄和妒忌的有效镇定剂。
拥有海军不是问题！
问鼎海权也不是问题！
问题在于这个国家的崛起对原有的世界格局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这个崛起的海权将使潜在的对手为了毁灭它而付出怎样的代价！
失灵的咒语
1901年3月12日，马汉在致当时的美国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信中，预见了一个比俄国更为凶险的威胁——中国：“中国如此庞大的4亿人口一旦集中到一个高效政治组织中去，以现代器具装备起来，并且囿于对他来说已经是狭窄的领土之内，对此很难泰然思之”。
对此，马汉开出的药方并非是显示军事力量，而是更多地依靠和平的商业渗透，将亚洲人民带入基督教国家大家庭圈内：“我们可以指望他们遵循基督教的道德和精神观念，超过其拥有在价值份量上的物质福利。”说白就是要中国拱手让出与自己的实力和对世界的贡献相称的权利，去为那个世界充当自我污染、自我消耗、自我毁灭的现代农奴。
一个世纪过去了，尽管我们中的许多人对中国人是否生活在一个高效的政治组织中争论不休，但是超过13亿人正在被现代化的工具与技术“武装”起来却是不争的事实。而那些自命为原有世界秩序的维护者们对此“很难泰然处之”，同样也是事实。他们会运用怎样的 “基督教的道德和精神观念”来整合我们？这些道德和精神观念又将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
或许，关于海权的戒律就是其中颇有成效的一个：甘心做奴隶或者选择继续沉睡吧！当中国人开始考虑跨出国门，由英语世界编纂整理、为非英语世界中的许多精英所接受并广为传播示众的威廉二世挑战英国海权导致亡国巨祸的悲惨故事，就会在我们耳边如同催眠咒语般响起。这种迫使人们在精神层面臣服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能够压倒几乎所有胆敢呛声的微弱质疑。
古希腊的政治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曾经写道：“在人类的历史中，未来虽然不一定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像的”。如同两次大战之后的英国由于领悟到了代价的高昂，而不再执着于对后来圈圈竞争者们的保持偏执狂版的仇恨一样；或许同样处在“基督教国家大家庭圈内”也同样遵循“基督教的道德和精神观念”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构建自身海权的那段曲折历史，也能带给另一个新兴的大国以有益的启示。
让我们在那时勇敢地将那些人云亦云的观念放在一旁，去冷静地思索历史吧。尽管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但我还是真诚地希望，本文的读者们不要被那些“拨弄历史”者所拨弄，能够找到那些尘封下的真相，得出符合今天和未来需要的有益结论。(本文原载于《舰船知识》2011年第3期，作者署名：代鹏 原标题：黄金十字架的诅咒----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动力学与开放经济结构 新浪军事特此鸣谢《舰船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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