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一战结束后德国难以遏制的通货膨胀直接导致了纳粹的上台和法西斯化。德国再次成为了战争的策源地，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可耻的失败。图为1945年5月红军攻克柏林。

　　那些反复强调美国也是靠海权发家的人们，显然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当门罗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时，美国并没有强大的海军。到1890年，当美国已经凭借巨大的内部市场雄踞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规模前五位的同时，美国海军的排名仅为世界第十二位。以至于在1 879年的南美太平洋战争中，凭借两艘新式英制铁甲舰而腰板强硬的智利海军，毫不客气地告诉企图扮演和事佬的美国海军使团，并通过他们告诉美国政府：如果要管闲事，就把他和他的舰队送到海底去！——其实，这样的话在1866的西班牙对智利的战争中，企图调解的美国海军就已经从西班牙海军的门多茨•努内茨少将那里听到过一次了。

　　美国之所以能够挑战英国，并且最终成功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其庞大的国内市场和邻近的拉美市场提供了经济成长的“缓冲地带”，这种避免过早地与原有的大国格局发生冲突从而引发危机的“韬光养晦”能力，恰恰是德国这类国内市场狭小的欧洲帝国所不具备的。在大工业化时代，美国凭借庞大的内部市场，在较少依靠海外摊薄成本的情况下，取得了规模优势，同时又通过事实上的“韬光养晦”从而避免了过早与其它老牌优势国家发生冲突。但是，当这类国家的国内市场、国内资源已经无法满足其经济成长需要的时候，寻求在“先发国家”把持下的世界市场中的平等贸易权力，甚至是排他性的垄断，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卡内基曾经在他那本《成功的民主》中吹嘘：美国的强大实力并不是靠军事力量——“感谢上帝，美国的海军几乎等于零”。但这并不妨碍这位有点和平主义倾向的钢铁大王投入到为列强们的海军竞赛提供枪炮和装甲的“伟大事业”中去。

　　美国在20世纪前对海权的淡定，并不是由于什么和平主义，而主要在于国内市场优先的经济形势，以及南北战争后在独特的联邦权力架构下急剧萎缩的海军实力。无论是在1873年11月西班牙捕获美国籍“福吉纳斯”号偷渡船并处死共上53名美国籍雇佣兵事件，或者是在1891年“巴尔的摩”号巡洋舰在停靠智利瓦尔帕莱索港期间发生的导致2名美国水兵死亡、1 8人受伤的斗殴事件中，美国之所以保持“克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面对强敌时实力不济或者“成本与收益不成比例”。实际上，只要有机会，美国是从来不会放弃凭借海权扩张的机会的。例如对于战略意义的巴拿马，美国海军就曾经在1846-1903年间，至少7次直接干涉。马汉本人就曾直接受命于美国国务卿，指挥军舰对中美洲国家进行过炮舰外交。

　　19世纪末，当美国觉得非进入世界市场不可的时候，其工业生产巨大的规模优势所表现出的战争潜力，已经使主要对手在成本上望尘莫及了。

　　其实，对于一个国内市场足够大、人口足够多、资源足够丰富的国家而言，在相当长的一段经济发展期中，其对于海外市场或者海权的依赖，的确远没有像英国那种岛国迫切。德国之所以能够在基本没有海外殖民地的情况下，仅经过了较短时间，就形成了超越英国的工业力量，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1871年实现帝国统一后形成的高效规模优势。这种在成本上的优势使得传统先行国家如英、法在竞争中感到难以招架。

　　但是随着社会生产的扩张，德国在随后的发展中也遇到了英、法曾经遭遇到的那种规模瓶颈。突破这个瓶颈，引导经济走向下一个触发从量变到质变的规模“临界点”，也就成为在俾斯麦之后，威廉二世君臣渴望“阳光下的地盘”的经济动因。从德国垄断资本家们的角度看，德国“过早地”卷入到与英法争夺世界市场的争斗实属“逼不得已的无奈之举”。实际上，对于任何大国而言，无论外向型经济能够多么迅速地推动经济发展，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都是：一旦形成了足以挑战先行国家的实力，该如何面对来自传统帝国的致命反击？

　　老海盗与丛林法

　　一个看似有道理的观点认为：“对于美国来说，英国是一个占有巨大帝国赃物的退隐的老海盗，比起刚刚开始海盗生涯的年轻的德国海盗来说，更倾向于和美国和平相处，因为德国只有靠把目前的世界赃物分配搞得稀烂，他才有希望赢得阳光下的地盘”。

　　可是这未能说明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对世界格局的改变远比德国为甚，但是战争却没有在美国和英国之间爆发？同样，苏联红海军在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的带领下，一度成为了令北约胆寒的强劲对手，严重动摇了美国所代表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海权，但是这两个国家却也没有爆发战争？

　　纵观19世纪末的历史，不难发现，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一直不断。1895年，当英国与委内瑞拉发生边界纠纷时，克利夫兰总统就以门罗主义为依据，公开向英国发出了强硬的信号，迫使正被其他殖民地事务搞得焦头烂额的英国接受国际仲裁。英国此后不得不通过缔结条约去承认美国在自己鞭长莫及的加勒比海和美洲的海权，以换取将主力舰队收缩于欧洲水域对付法国、德国以及俄国。

　　对于这个同样说英语的“表弟”，英国也并非是将海权拱手奉送。191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由于美国在军备问题上的咄咄逼人，倍感威胁的英国已经扬言“大不列颠将以它全部心血保持一致优于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海军”。对此，威尔逊总统的私人顾问立即警告他的总统：“美英两国的关系开始具有英国和德国在战前关系的性质”。美英之间之所以没有爆发像英德那样你死我活的战争，与血缘或者上帝并没有关系，而是由于大英帝国在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搞得精疲力竭的同时，已经认识到了和一个战争潜力远远超过自己的对手进行全面战争的危害！这也就是英国在此后被迫坐到谈判桌前与美国和日本分享海权的原因。可见，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实力，而不是所谓的“是非”！

　　这一点，凯恩斯的观点颇有见地。在这位经济学巨匠曾对一战这样评论道“权力的政治是无可避免的，关于这一次战争和其目的，似乎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可以学习。还是和过去的每一个世纪中一样，英国已经毁灭了一个贸易上的敌人”。

　　比凯恩斯稍早一些的另一位英国显贵，阿瑟•贝尔福在一次和美国同行的谈话中说得就更明白了：“在德国建造了许多船只和抢夺了我们的商业之后，而我们还找不到一条理由来向德国宣战。”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贝尔福之所以认为需要和德国人打一仗，就是因为德国人的崛起将降低英国人的生活水准，而英国人认为自己恰好拥有足够的暴力去阻止这一自然进程，这就足够了。所谓挑起海军竞赛或者企图染指海权，只不过是众多用来证明战争合法性的无厘头证据中看来较为有道理的一个而已。就如同某个或者某几个文明国家宣称：因为另一个国家在研制这些国家早已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危害了人类和平，就必须去占领那个国家推翻那个政权一样。只许正义的我有，不许邪恶的你想！这个经不起推敲的道义合法性的基础，不过是丛林法则在工业社会中的滥瓠罢了。

　　卧榻之侧

　　在那个帝国主义横行的时代，所谓战争，不过是国家之间争夺利益的惯常工具而已。在帝国精英们看来，对于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野蛮人和半开化的野蛮人”，机关枪和炮舰要比任何“耐心的外交辞令”有效得多。他们笃信的是，机关枪里出和平，炮舰到处有平等。这种充满十字军式的宗教狂热般的圣战什么时候爆发，在哪里爆发，以谁为对象爆发，关键在于“效益”相对于成本是否足够大，是非曲直并不重要——有个借口就足够了。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使得那些视战争为儿戏的显贵们、需要用爱国主义提升支持率的政客们以及被“主流舆论”引导得近乎癫狂的公众们，第一次意识到了，在一个大工业化和民族主义涌动的时代，工业化或者半工业化国家集团间大规模全面战争的可怕之处。

　　战争一经发动就不再是皇帝、总统、首相、将军们这些民族精英们可以左右的，舆论和民众的合力，会将任何“体面和平的奢望”撕得粉碎。那样的战争不再是军队之间局限于战线前沿的有限碰撞，而将是贯穿整个民族所有生存空间的全方位的厮杀。战争不再是短暂的，而将是空前持久，直到筋疲力竭的一方倒下为止。

　　在这种战争中，对最开始就投入交战的双方而言，失败一方固然是惨败，但胜利一方也将是元气大伤的惨胜。真正的胜者必然是在战争半途加入的那个“渔翁”，而一个元气大伤的国家，除了暴风骤雨般的革命以外，绝没有独自退出战争的可能。

　　在最近200年中，大英帝国及其大西洋对岸那位盟友，一直自命为世界秩序的维护者。他们居高临下地将每一位竞争者异化为挑战者，再将破坏世界和平的道德枷锁强加到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竞争者头上。这样，一场哪怕最肮脏的战争，就会立刻如同圣战一般焕发出令善良的人们如痴如醉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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