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英国人对自己独霸海权的可笑逻辑
资料图：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级战列舰
19世纪末，英国在经济上对其它列强，尤其是以美国、德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优势正在日渐缩小，甚至逐渐消失。因此伴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不管有没有来自新兴国家的挑战，经济规模已经不再是世界第一的大英帝国，对于垄断海权的控制已日益感到力不从心。他显然并没有意识到，在一个大工业化不断扩散的时代，海权的维持成本是相当高的。海军竞赛这种超级大国间的游戏是离不开人口、幅员和资源等基本要素支撑的。换言之，随着后发大国的崛起以及技术的进步，那种建立在上一个时代的海权控制，其失效将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问题。
在骄傲自大与恐惧多疑的驱使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在不断执行或酝酿各种规模恐怖的海军扩张计划，以图使任何潜在对手甚至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用炮舰外交去“创造和平”。面对来自新兴国家海军军备的强劲竞争，两强标准甚至三强标准被相继提出。然而，科技的革命，使得大工业化时代的海军竞赛是如此昂贵，以至于企图包打天下的大英帝国政府在19世纪末已经沦落得像一家快破产了的股份公司。即使如此，极力主张加强皇家海军优势的海军大臣塞尔伯恩伯爵依然强调：“在我看来，这个国家所有的花销就在于维持它的银行信用和它的海军”。
马汉的预言
为了手段，不惜牺牲目标，哪怕国家破产也在所不惜。这种举国上下对海权的痴迷，已经使得海权成为了大英帝国的核心国家利益的化身，进而凌驾于了所有其他国家利益之上。
为了阻止别人染指统治海洋这种暴利行当，英国人总是动不动将从德雷克到纳尔逊为代表的“军神”抬出来，以一种“天命所归”的架势将帝国海权的来源神秘化，拒不承认经济基础对于海权的支撑。而向大家灌输一种作为“自在之物”形态存在的、本末倒置的“利维坦”式的海权观——将工业革命的伟大成果和资本主义近代国家发展的驱动力归结于海权，似乎是海权创造了经济的基础，而不是经济提供了海权的基础。
马汉的伟大之处在于发现了获得“可望而不可及”的海权或者挑战“天赋唯一”海权的技术途径，并将这种途径知识化、条理化，同时使之深入人心。海权论关于大舰队决战是取得海权的关键途径的看法，正好使得后发国家囿于生产能力过剩的大工业寡头和苦于无力施展拳脚的自由主义者们找到了利益交集，因而在包括英国在内的“文明世界”迅速传播。而威廉二世和他的海军部国务秘书提比茨元帅，则无疑是马汉学说最积极的运用者。他们作为后来者显著地挑战了大英帝国那看似无懈可击的海权。或许，让威廉二世君臣遗臭万年的真正原因，恰恰在于就在战争爆发前，他们通过实践马汉的药方，曾经真的接近过成功——而这个药方正是大英帝国的精英们所刻意隐瞒的。
马汉在1912年11月前往欧洲旅行期间，曾经对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作过一番很理性的忠告：“英国政府事实上并没有装备足够的舰队。他被迫将4/5的战列舰集中于大西洋，剩下的地中海舰队不足以维护帝国在重要水道的交通。与以往时代相目比，英国皇家海军的规模更显不足。—旦与德国发生战事，大不到颠与德国在北海争夺的同时，就不得不把地中海委托给法国来控制”，“德国重工业的高速发展能够为德国海军的发展提供基础，而德国海军的迅速增张和建造无畏舰的能力也在同时增加，大不列颠民族必须不带任何冲动和冷静地认识这种形势，因为—个意志不统一的国家，要同德国那样高效组织化的国家竞争将处于极大的劣势”。
马汉的本意或许是为了提醒丘吉尔转变对英德海军竞赛狂热推动的态度，但是丘吉尔显然是从相反的方向来理解的。他以更犀利的言辞去推动了英国上下“统—思想”来对抗德皇威廉二世那个“军阀政府的威胁”，并且以更大的热情和一切道听途说、耸人听闻的题材去游说帝国政府，从捉襟见肘的财政中榨出更多英镑去建造昂贵的无畏舰。幸好，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两年后爆发了，否则很有可能要不了等到提尔比茨设定的英德舰队达到平衡的1920年，大不列颠的经济和政府就被丘吉尔的大舰队“击沉”了。
人无祖富贵
毫无疑问，按照以丘吉尔为代表的英美官方说法，是德国主动挑起的海军竞赛恶化了英德关系，并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
于是乎，许多人以此为诫，不厌其烦地教导那些后起的大国一定要放弃对“海权”的热望，以免引起某些掌握海权的先发大国的猜忌和愤恨，重蹈德意志第二帝国毁灭的覆辙。在他们眼中，似乎一个新兴的国家只要一旦企图染指被别的国家牢牢掌握的“海权”，就将像人类和平的公敌一样可怕并自取灭亡。在这些看似言之凿凿的推断后面，隐藏着一个有意思的悖论，那就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世界性的海权已经从大英帝国易手给了美国。既然“海权”的专利权是如此神圣不可侵犯，那么为什么同是欧洲文明的子孙，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之间的海权交易就可以，而别的国家却连想都不能想？
当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放眼望去，不难发现永恒的海权是并不存在的。希腊舰队毁灭过更加强势的波斯帝国水军；斯巴达人的联盟打败过雅典这个爱琴海的霸主并迫使其交出了舰队；装备“乌鸦”的罗马旱鸭子们将地中海从迦太基人手中夺走变成了罗马人的内湖；基督教世界拼凑的舰队彻底击败了奥斯曼帝国的强大海军，英国舰队凭借火炮和飓风毁灭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在西方文明不到2600年的历史中，海权的易手曾经在波斯人、雅典人、斯巴达人、迦太基人、罗马人、维京人、葡萄牙人、阿拉伯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美国人，甚至于在阿拉伯海盗、私掠船长之间远不止一次地发生过。
屈指算来，今天的那个“冠军”宝座被美国占有也不过才一个甲子而已！那凭什么对我们而言，“被”看到的，就只能是那些失败的挑战者们呢？不光如此，甚至那些从拿破仑到戈尔什科夫在内的所有功亏一篑的挑战者，也都无一例外地被贴上了“文明世界的威胁者”或者“邪恶帝国代理人”的标签？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不列颠造神运动
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在最近6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是英语民族主导下的历史。
英伦三岛上数千万盎格鲁-萨克森人近乎于恐怖的生产力大爆炸，吸引了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的注意力。这种技术上的绝对优势，在将落后国家的人们震惊的目瞪口呆的同时，使得相当一批非英语民族的精英分子对不列颠文明无比艳羡顶礼膜拜之余，开始了自觉不自觉的接受了关于这种“神迹”诞生的各种原因，没有批判，没有扬弃。
而英国人则以1534年通过《至尊法案》“奉英国国王为英国教会所在地上唯一最高首脑”，从而使英国圣公会皈依于罗马教廷的整个基督教世界决裂的大无畏精神，自命权威，自创规则，为帝国的各个领域蒙上了“授命于上帝”的神圣法衣。于是不知不觉间，许多人也就成为了这种莫名其妙的神圣性的奴隶。不列颠海权经过这样的洗礼，其来龙去脉和真实意义也就被彻底神秘化了。
这样，一个“侵略有理，反抗有罪”的思维定势就诞生了，因为英国人是追回、进步、正义的化身，所以凡事英国人宣扬的，即使会损害我们的利益，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凡是英国人反对的或者企图挑战英国人优势的实力与思潮，哪怕是我们的兄弟或者我们千百年来遵循信仰的，也是落后、愚昧、甚至于反动、邪恶的。从这个角度看，俨然“天下共主”的英国人控制世界意识形态的能力，特别是对其他民族的思维引导力，可能远远超出了其作为世界共产的生存力，而在人类社会长盛不衰。
成功者可能有千百种特质，很难说哪一种特质与成功的结果之间，一定是因果关系。事实上“时序关系”也是大量存在的。这就如同在一个即将下雨的上午出门带伞绝不是中午降下倾盆大雨的原因一样。两个时间在时间上的先后或者伴随，也有可能是没有直接关联的。最近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及其崇拜者们一直有一个古怪的逻辑：那就是因为世界第一强国都拥有海权，因此只有去的海权才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进一步，国家的竞争，归根结底就成为了海权的竞争；只要组织别人拥有海权，就可以保住自己的世界第一强国地位不动摇。马汉的错误，就在于通过相当系统而“科学”地归纳总结，过分夸大了海权对于历史和经济的影响。因此，其海权论一经问世，马上就成为了英国人对自己必须独霸海权的可笑逻辑的有力证明。
这个逻辑的可笑之处就在于：将海权从结果误认为误认为成了原因！
美国人的“临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