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丁汝昌

　　“海军如败，惟有战至船没人尽而后已。”——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

　　在世界各国的海军作战史上，许多英勇善战的著名将领都是精通海军战术的行家；但是一个世纪前的东方，却有一位陆军行伍出身的人，指挥着一支当时亚洲最大的海军舰队。他就是大清帝国北洋舰队的提督(即舰队司令)丁汝昌。

　　无依无靠的安徽孤儿

　　1836年11月18日，也就是清朝道光十六年十月初十日，在安徽省庐江县北乡石嘴头村(今名丁家坎)一户贫苦的农民家中，丁汝昌降生人世。任何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在四处漏风的茅屋里呱呱啼哭的小生命，在半个世纪之后能成为一支威震东亚的海军舰队的司令官。

　　丁汝昌出生时的名字叫丁先达，字禹廷，号次章。因为家境一贫如洗，童年时代的丁汝昌就不得不离开父母，外出到大户人家做帮工谋生，后又在一家豆腐作坊里当学徒。咸丰初年(1851年)，庐江地区不幸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饥谨遍地，他的父母在饥病交加中双双去世；时年仅仅只有14岁的丁汝昌便永远失去了双亲的护爱，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饱尝人间的苦痛。

　　就在丁汝昌成为孤儿的这一年，在遥远的中国南方发生了一件后来波及到安徽等14个省份的重大事件；这个后来完全改变了丁汝昌一生的重大事件，就是由拜上帝教首领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的农民起义——也是后来波及半个中国并持续达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开端。1853年，太平军攻占江苏金陵(今南京)，遂在此定都并改其名为天京。同年，以破竹之势席卷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太平军北上安徽巢湖地区，并攻占了庐江县城。16岁的豆腐作坊学徒工丁汝昌抛下自己手中的磨盘推杆，投奔了以“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为奋斗理想的太平军；不久，丁汝昌随太平军所部驻守当时的安徽省城安庆，自此开始了漫长而多变的军旅生涯。

　　1861年夏季，由湘军统帅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指挥的湘军重兵围攻安庆，经过一番相持不下的攻守作战，城内太平军弹尽粮绝。丁汝昌所在的太平军程学启部300人向湘军投降；他随所部被编入湘军，开始为清朝政府效力。

　　1861年底，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奉命编练淮军，程学启率领他的安徽部下丁汝昌等人改归李鸿章的淮军。自此，丁汝昌开始了他军事生涯中最重要的第一次转折和崛起。

　　捷报频传的淮军将领

　　1862年，丁汝昌率淮军部队调赴上海镇压太平军及其小刀会。由于在作战中特别英勇，丁汝昌被淮军名将刘铭传索至帐下，统领马队升任营官，受领参将军衔。此后，丁汝昌统领自己的骑兵部队，先后参加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战争。在江淮大地的战场上，丁汝昌的淮军骑兵纵横驰骋，每战必胜，捷报不断。1864年，战功卓著的丁汝昌升为副将；1868年，32岁的丁汝昌升任总兵(相当于今天的师长)，加封提督衔，被朝廷赐予“协勇巴图鲁”的勇号。此时的丁汝昌刚过而立之年已成为高级武官，骑在战马之上神采奕奕，可怜孤儿的模样早已荡然无存。

　　1874年，国内战争基本平息，清朝政府动议裁减军队。淮军提督刘铭传打算裁减丁汝昌统领的骑兵部队，在当时“兵为将有”的年代，这项裁军方案自然遭到丁汝昌的强烈抗拒。凶蛮的刘铭传暗中谋划“命将召至而戮之” ，丁汝昌闻悉此讯后，便连夜弃官逃回安徽老家。

　　丁汝昌的文化程度原本不高，闲居家中多有不适，心情很不畅快。但是丁夫人魏氏却是一个颇有识见的贤妇，她常常宽慰丈夫说：“建功立业自有时也，姑待之”。这样闲居了几年之后，家境日渐窘困，高级武官不能在家里坐待终年。不甘寂寞的丁汝昌于1877年(清光绪三年)秋天动身北上，到北京去谋求差使。

　　慈禧太后亲自在紫禁城内召见了这位当年战功卓著的淮军将领。在一番例行的问候之后，慈禧太后降旨，将这位赋闲的将领发放甘肃差遣。但是，丁汝昌不愿意去西北苦寒不毛之地赴任。于是丁汝昌从北京驰赴天津，去拜谒自己淮军的老上级、现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要职的李鸿章，想请这位同乡恩师为自己另谋良差。李鸿章马上接见了自己当年的淮军部将丁汝昌，他对丁汝昌表示：“目前创办西式海军，缺人统率；你若能赴英国学习海军，学成归来后自可委以重任。”于是，丁汝昌呈请兵部(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批准，重入李鸿章的门下。

　　1877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海军留学生赴英、法两国留学；不久，在英国订造的4艘炮舰全部驶回国内。李鸿章原要任命道员许景澄出任水师督操，但由于许景澄此时颇遭异议，而从海军发展的长远考虑，需要有淮军出身的武将来统辖震慑，因此李鸿章将未来海军统领的人选内定为久经战阵的丁汝昌。1879年底，李鸿章正式奏准将丁汝昌留北洋差遣；丁汝昌旋被委任督操北洋水师炮舰，正式开始了他的海军指挥官生涯。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二次转折，也是一次重要的崛起。

　　1880底，清政府在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订购的1350吨级的巡洋舰“超勇”号和“扬威”号竣工，丁汝昌奉命率邓世昌等官兵水手200多人乘船赴英国接受此二舰。这是丁汝昌首次走出国门，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欧洲之行；他在英、法、德诸国参观了炮台、军港、造船厂和兵工厂等，大开眼界。1881年8月中旬，丁汝昌率二舰起航返国，取道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和太平洋，历时近60天驶抵香港。清政府以此次巡海出力，赏丁汝昌“西林巴图鲁”勇号，并授予他正一品封典。

　　1882年8月，丁汝昌奉命率三艘军舰赴朝鲜执行外交使命，回国后获得穿黄马褂的赏赐(获赏黄马褂是清朝一种极高的政治待遇)。1883年，丁汝昌授天津镇总兵，兼北洋水师统领。1885年10月，清政府组建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不久，从德国订购的7335吨级的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及巡洋舰“济远”号到华，丁汝昌陪同海军大臣醇亲王奕X(光绪皇帝之父)和李鸿章出海检阅海军，受到好评。1886年8月，丁汝昌率“定远”号等四舰到日本长崎入船坞维修。其间，日本警察蓄意寻衅，在冲突中中国水兵死伤多人；当时的形势一度有升级为战争的危险。丁汝昌力主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冲突，避免两国发生进一步的军事冲突。在他的努力下，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以互恤死伤者而告罢。

　　1887年底，清政府向英、德两国订购的4艘巡洋舰“致远”号、“靖远”号、“经远”号、“来远”号驶抵中国。至此，北洋舰队主力舰只齐备，阵容堪称亚洲之最。1888年10月，《北洋海军章程》奏准颁行，北洋舰队随后正式组建成军；丁汝昌被朝廷任命为北洋海军提督(即舰队司令)，统率大小舰艇40多艘，总排水量40000多吨。至此，丁汝昌步入他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顶点，时年52岁，成为令任何人不可轻视的一支海军舰队的司令官。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其长达15年之久的海军领兵生涯中，丁汝昌这位陆军行伍出身的司令官始终未能精通海军的业务。这一点，在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中，贻害甚大。

　　亲历黄海大海战

　　1894年初，丁汝昌获尚书衔(尚书相当于今天政府中的部长)。5月，朝鲜爆发农民起义；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求，派兵前往助剿。日本政府援引《天津条约》，也派兵赴朝鲜，蓄意要挑起战争。

　　7月25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朝鲜丰岛海域偷袭中国运兵船队；8月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向对方宣战，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由于入朝日军不断增多，清政府决定再度增调兵力赴朝作战。9月16日，丁汝昌奉命率北洋舰队护送援军由大连湾驶往鸭绿江口登陆；并于次日上午返航。

　　中午11时30分，北洋舰队发现日本联合舰队自西南方向驶来，一场海上恶战迫在眉睫。丁汝昌立即命令北洋舰队由返航时的五叠雁行小队阵改列为雁行阵(横阵)迎敌，同时他还向全舰队发出三条作战训令：

　　(一) 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

　　(二) 始终以舰艏向敌，藉保持位置，而为基本战术。

　　(三) 诸舰务于可能范围之内，随同旗舰运动。

　　由于种种原因，北洋舰队击敌时的队形未能成为整齐划一的横队，而成为类似“人”字形的涣散队形。而日本联合舰队的12艘军舰则分列为两个战术分队：以航速较高的“吉野”号等四舰作为第一游击队，以单纵队在本队之前充作尖刀之用；其余八舰作为本队，以但纵队在第一游击队后方鱼贯跟进。此时，两支舰队所处的黄海大东沟海面风平浪静，死一般的沉寂令人毛骨悚然，惟有军舰烟囱里冒出的浓烟在向上升腾。在双方舰队相距12公里时，日本联合舰队向左稍稍变换航向，向北洋舰队的右翼扑去。12时50分，双方相距5330米，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305厘米口径的前主炮一声怒吼，其余各舰也相继开炮射击，世界近代史上规模罕见的中日黄海大海战就此打响了。

　　海战刚一开始，“定远”号发炮就震塌了年久失修的飞桥。正在飞桥上指挥战斗的丁汝昌坠落到甲板上，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舰长)刘步蟾代替指挥。不久，日舰炮火击毁了“定远”号上的信旗装置，北洋舰队遂失去了统一的战场指挥。而日军第一游击队则高速扑向北洋舰队右翼的弱舰“超勇”号和“扬威”号，将该二舰击沉。日本联合舰队的两个战术分队分别向左后、右后方作转向，对北洋舰队实施穿插和包抄，使北洋舰队开始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局势之中。17事40分，日本联合舰队主动收队撤离战场，向东南方向驶去。历时长达五个小时之久的这场海上残酷大绞杀宣告结束。

　　在这场战役规模的海战中，中日海军参战的军舰各是12艘，大致是势均力敌的。作为北洋舰队的提督和中方战场指挥官，丁汝昌的战场指挥是严重失误的。其具体失误之处就在于：丁汝昌指挥北洋舰队排成了不利于实施机动的横队并采用了不利于充分发扬火力的“舰艏向敌”战术；并且在战前没有明令确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在交战过程中没有或已来不及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以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指挥职能，使全舰队处于群龙无首而各自应战的被动局面。此次海战，日本联合舰队虽受一定打击，但未失一舰；而北洋舰队却损失了5艘军舰。显然，对于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严重失利的结局，丁汝昌是负有无法推卸的直接指挥责任的。

　　威 海 卫 悲 歌

　　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驶返旅顺口军港修正，丁汝昌上岸住院养伤，同时主持抢修受伤的军舰。10月下旬，日本陆军兵分两路侵入中国：一路由朝鲜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节节朝纵深方向推进；另一路在辽东半岛海岸中部的花园口登陆，迅速向辽南方向进攻。丁汝昌未经向顶头上司李鸿章请示，就率北洋舰队移驻到山东半岛的威海卫军港；在日军于花园口登陆的14天时间里，北洋舰队未前往袭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海军中将在率联合舰队掩护陆军登陆后，曾坦诚直言说：“如丁提督亲率舰队前来，遣数只鱼雷艇，对我进行袭击，我军焉能安全上陆耶！”11月下旬，日军攻占号称“亚洲第一要塞”的旅顺口军港，丁汝昌只能率北洋舰队孤寄于威海卫军港了。

　　日军攻占辽东半岛后，于12月中旬修改原定的作战计划，决定挥兵渡海南下，发起旨在歼灭北洋舰队的山东半岛战役。此时对于中国方面来说，战局已十分之险恶，孤寄于威海卫一隅的北洋舰队一旦被歼灭，战争必将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但是，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北洋舰队却没有实施积极有效的机动作战行动，丁汝昌竟然不顾李鸿章和朝廷多次下达给他的出港击敌的明确作战指令，率舰队消极地株守于威海卫军港，又一次坐视日军运输船队在荣成湾顺利登陆，痛失了抗敌的作战良机。日军在荣成湾登陆后，迅速兵分两路向西推进，达成了对威海卫军港海陆夹击的战役态势。

　　自1895年1月下旬起，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官兵，在威海卫军港内与海陆方向的进攻之敌进行了顽强的战斗。2月4日，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司令官斐利曼特将军进入威海卫军港，劝说丁汝昌放弃抵抗，率部投降；被丁汝昌严词拒绝。丁汝昌还严正拒绝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将军温情的劝降书，表示“余决不放弃报国大义，今惟一死以尽臣职。”

　　几经苦战，北洋舰队损失惨重。2月9日，日军40多艘大小舰艇全部驶至威海卫军港的入口处，欲发动强攻。丁汝昌乘“靖远”号巡洋舰前往拼战，不幸中炮搁浅，丁汝昌被水兵救上小艇得以身免。此时，刘公岛守军内部大乱，少数洋教官串联部分海军军官，煽动士兵威逼丁汝昌率众降敌。丁汝昌毫不为其所动，他凛然声明：“我知事必出此，然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并晓以大义，慰告部下坚守待援。11日夜，丁汝昌自知陆上援兵无望，遂嘱部下将自己的提督大印截角作废，然后服下超量的鸦片自尽，时年59岁。北洋舰队余部降敌；不久，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全面失败而告终。

　　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将领

　　丁汝昌这位陆军行伍出身的海军将领，是以其所任之北洋舰队提督一职而为其军事生涯之最辉煌顶点的；而他在这一显赫职位上所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又将他送到生命的尽头。甲午战争，使丁汝昌交上了厄运，给这位英勇却不善战的海军统帅披上了一件充满悲剧色彩的厚重外衣。

　　早在丰岛初战之后，丁汝昌数次率舰队出海未能击敌，他就开始受到朝廷一些高级文官的奏参。8月26日，朝廷将丁汝昌革职，经李鸿章多次上奏力保，丁汝昌方得“暂免处分”，但日后“倘遇敌船猝至，有畏缩退避情事，定按军法从事，决不宽姑。”

　　黄海海战，北洋舰队损失5艘军舰而日军未失一舰，丁汝昌再遭奏参。11月16日，朝廷发布上谕：“近日旅顺告警，海军提督丁汝昌统带师船，不能得力，著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以示薄惩。仍著戴罪图功，以观后效。”11月22日，旅顺口军港失守，26日朝廷再度降旨：“该提督救援不力，阙咎尤重！丁汝昌著即革职，仍暂留本位，严防各海口，以观后效。”

　　在山东半岛战役中，丁汝昌始终处在戴罪留任而以观后效的境地里，情绪悲观低落，内心矛盾重重，自然难以从容指挥战事。1895年1月24日，丁汝昌在打给李鸿章的电报中说：“致海军如败，万无退烟(台)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寒心，大局更难设想。”

　　在冰天雪地而又炮声隆隆的威海卫军港内刘公岛上，久经沙场的丁汝昌知道，处于日军严密海陆夹击之中的北洋舰队已形同瓮中之鳖而在劫难逃。丁汝昌更清楚的是，这支由大清王朝花费巨资历时二十年建成的舰队一旦被日军彻底歼灭，在北京城等待他自己的只能是一座断头台。因此，丁汝昌此时已下定战死在刘公岛的最后决心，他甚至还请来六名木匠为自己打制了一口棺材，并亲自躺进棺材里一试尺寸是否合适。1月27日，丁汝昌给威海卫陆军统领戴宗骞写了一封亲笔信，这封信真实地流露出丁汝昌当时悲观失望至极的心态：“······汝昌以负罪至重之身，提战余单疲之舰，责备丛集，计非浪战轻生不足以赎罪。自顾衰朽，岂惜此躯？······惟目前军情有顷刻之变，言官逞论列曲直如一，身际艰危，又多莫测。迨事吃紧，不出要击，固罪；既出，而防或有危而不足回顾，尤罪。若自为图，使非要击，依旧蒙羞。利钝成败之机，彼时亦无暇过计也。”

　　在进退维谷、无以解罪的情况下，丁汝昌不顾上令，选择了一条株守军港直至船没人尽而后已的末路，这也算是对他自己的一种最好的解脱了。而他率舰队株守军港则无异于是坐以待毙，至多也是将一群活军舰当作死炮台作了有限的抵抗，最终是从一定程度上断送了这支耗费巨资建成的庞大舰队；这与他所肩负的提督职守是相违背的，不足后人称道。但是，丁汝昌在最后关头的宁死不降之举，毕竟是为他自己守住了历史的晚节。历史人物的复杂和悲剧，从中可窥见一斑矣！

　　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因丁汝昌“获咎甚重”而未对他议恤。直至光绪皇帝死后的1910年(宣统二年)4月25日，清政府方以丁汝昌当年在战争中“力竭捐躯，情节可怜”，开复其原有官职军衔。丁汝昌的遗体被运到安徽老家，安葬在无为县严桥乡梅山村的小水鹳山的土岗之上。

　　一代无大作为的海军统帅，就这样长眠在安徽无为的山冈上。历史，就是如此这样的令人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