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28日，太和殿前参加检阅的士兵。

参加阅兵的有各战胜国驻华军队，太和殿前广场周围各国国旗。

徐世昌在太和殿前发表讲话

公理战胜牌坊

    1918年11月11日，协约国以战胜同盟国而宣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消息传来，人们欣喜若狂，14日在天安门召开庆祝大会，规定从l4日到l6日，28日到30日为举行庆祝活动日。沉浸在“公理战胜强权”的错觉之中的人们，将象征耻辱的克林德碑，改名为“公理战胜”。

    1918年11月28日恰逢西方传统的感恩节，为庆祝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荣誉，28日北洋政府特开大会庆祝战胜，在故宫太和殿举行盛大的中外军队阅兵式，并鸣礼炮108响。
不过，随之而来的“巴黎和会”让中国的美好愿望落空，也使得本该载入史册的这次大阅兵渐渐被人遗忘。

    阅兵场上枭雄辈出

    新式洋枪洋炮装备的北洋士兵走过太和殿前，接受中外宾客的检阅。这次总统大阅兵，是展示北洋政府崭新形象的绝佳机会。

    虽然久经沙场，但这一刻，徐世昌还是察觉到自己内心难以抑制的激动。从一介寒酸的穷书生，到如今高不可攀的大总统，徐世昌完成了在常人看来难以完成的奇迹， 而且，这一切还是在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中国局势最为混乱的时期内完成的。因此，很多人认为他是中国最会做官的人，连一代枭雄袁世凯都要跟他称兄道弟，对他推崇有加。

    现在，徐世昌又要迎来另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主持中华民国成立以来首次总统大阅兵。

    在一群军官的簇拥下，身穿西式燕尾服、头戴礼帽的徐世昌沿着太和门台阶拾级而上，步履矫健而沉稳。阳光照射在徐世昌那圈标志性的花白胡须上，使得63岁的他更显儒雅内敛。在频频向人群脱帽挥手致意后，徐世昌在周围众多外国使节的注视下，开始发表演讲。

    就在这个月的11日，协约国以战胜同盟国而宣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幸运地搭上协约国的“顺风船”而成为战胜国。消息传来，举国上下欣喜若狂，特别是对还处于军阀混战下的北洋政府而言，这次胜利自然来得格外是时候。于是，政府昭告天下，本月14日将在天安门召开庆祝大会，规定从l4日到l6日、28日到30日为庆祝活动日。

    在鸣响108响礼炮之后，全部新式洋枪洋炮装备的北洋士兵走过太和殿前，接受中外宾客的检阅。作为活动的重头戏，28日的这次总统大阅兵，是向世人展示北洋政府崭新形象的一次绝佳机会。美国社会活动家甘博作为参会嘉宾受邀出席，并利用自己手中的相机，将整个阅兵仪式拍摄下来，从而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影像。

    其实，中国过去就有在金秋时节阅兵的习惯，名为“秋操”。一者，金秋能给军队后勤提供充足的粮草给养；二者，战马到秋天长得膘肥体壮，正是拉出来检阅和作战的好时候。

    早在1906年，为检阅新式陆军编练成果，在河南彰德府 (今河南安阳)，清王朝举行了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彰德秋操。当时站在检阅台上和台下演习的人，其中就包括未来的5位民国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如果算上后来临时执政的段祺瑞，那就是6位国家元首了，还有几十位内阁总理、部长，至于名将、军阀更是数不胜数。因此，后人评说彰德秋操是清朝为民国政府提前举办的政坛检阅礼，一点都不过分。

    可以说，清末民初年间，正是乱世出枭雄的时候，军队汇聚了众多社会精英。时隔近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往往以为当时的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军阀们尔虞我诈，社会动荡不安，仿佛世界末日。其实，若细加分析，或许我们会对那个时期的社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比方说，主持1918年总统大阅兵的徐世昌，用现在的眼光看，他算得上是一位学者型的领导了。1918年在选举民国第二届总统之际，段祺瑞、冯国璋相持不下，一向左右逢源的徐世昌遂作为理想人选得任总统。

    洋枪洋炮打天下

    对于逐鹿最高权力的军阀们来说，他们深知用武力说话的道理，纷纷展开疯狂的军备竞赛，外国各式武器装备竞相流入中国。

    徐世昌中过进士，是清末翰林，曾任军机大臣，诗书画俱佳，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作诗超过5000首，仅传世诗集就达10余种， 楹联1万余对，多为质量上乘之作。他的国学功底深厚，不但著书立言，而且研习书法，工于山水松竹，被称为“文治总统”。

    退隐政坛后，徐世昌在北京班大人胡同设立“徐东海编书处”，编撰《清儒学案》208卷。如不从政，他或许有可能成为国学大师或书画名家。他嗜古好文，收藏古籍，家中藏书达8万卷，其中宋元珍本极多。

    1933年，日本人想拉拢徐世昌出来组织傀儡政权，被他断然拒绝。1939年春，徐世昌患膀胱炎，医生建议他到北京治疗，因怕被日人劫持，他坚持不去，后病逝，终年85岁。当时的国民政府还下令褒扬他。

    徐世昌在太和殿前，和其他观礼嘉宾一起，注视着列队行进的阅兵方队。看得出来，他们装备的都是当时世界上一流的武器。对于逐鹿最高权力的军阀们来说，他们深知用武力说话的道理，纷纷展开了疯狂的军备竞赛。

    特别是在1916-1928年期间，政治强人袁世凯死后的12年间，中国处于群龙无首、北洋军阀混战的时期，1300多名大小军阀在各地战乱不休。此时，外国各式武器装备竞相流入中国，数目非常庞大。

    比如说步枪，德国造7.92毫米毛瑟系列步枪、日本造6.5毫米三八式系列步枪等，已成为北洋陆军的主流步枪。英国造马克沁、法国造哈乞开斯、美国造勃朗宁、日本造三八式等威力强大的机枪，也成为军队必备的强力火器。

    一战结束后，迫击炮也开始进入中国，并因直系、奉系两军的扩军竞争达到第一次生产与购买的高峰。

    此外，作战用的飞机竟然也开始敲开了古老的中国大门。早在1913年春，袁世凯就向法国购买了12架“高德隆”飞机，1915年又购得3架教练机。1917年春，段祺瑞购到数十架意大利、法国旧飞机，之后又购得6架英国佩奇公司大型客机，每架10550英镑。此外，他还和英国维克斯公司签订合同，取得贷款180多万英镑，准备购买维米商用飞机和阿弗罗飞机各24架及各种零件，只不过这项交易因直皖战争中皖系的失败而告终。在当时，上述这些飞机都将被用于军事用途。

    可以说，此时的中国军队，若论武器装备和火力，可谓与时俱进，并不落后太多。这些武器若是用于保家卫国，自然是如虎添翼；如果用于内战，自相残杀，则成了不 折不扣的杀人利器。况且，购买大量武器，需要耗费巨额军费。而军阀们为了各自利益，也纷纷寻找外国靠山买军火，甚至不惜拿国家利益作交换。

    袁世凯之后，皖系军阀段祺瑞主持北京政府，他与日本人结成了稳定的单一购销关系。比如说，为装备参战军3师5旅，段祺瑞分别于1917年和1918年两次大规模与日本签订军械订购合同，总金额分别为1700多万和2300多万日元。一战结束前后，欧洲势力重返中国，才打破段祺瑞与日本的单一购销关系。

    直系军阀冯国璋也在一直苦心经营他的军队。由于长期占据富庶的长江中下游，冯国璋拥有丰厚资金购买军火。最初冯国璋也是从日本人手中购买军械，冯国璋死后，曹锟、吴佩孚继续领导直系，由于一战结束，西方国家剩余大量军火，因而直系与西方国家的军火贸易开始变得活跃。

    就在军阀们忙于内斗时，一战结束后的这次总统大阅兵暂时让大家将仇恨放下，为世人展示了一个更加积极向上的中国新形象。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在历经多年屈辱压迫之后，总算得到了一次感情释放的机会。

    就在这一年，北洋政府还干过一件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的事情。那还得说到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100多万滞留在俄罗斯境内的华侨，面对混乱而血腥的俄罗斯内战，生命和财产都遭到空前威胁。

    当时的北洋政府正被搞得焦头烂额，一边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一边要应对山头林立的国内各派势力，正在武装暴动的革命党也牵制了政府的大量兵力。即使在这种局面下，北洋政府最终还是顶住各方压力，甚至不顾日本的威胁警告，派遣4000名中国军人、1艘中国军舰——“海容”号巡洋舰，在五色国旗的引领下，开进了俄罗斯海参崴、西伯利亚，接送华侨归国。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执政者第一次在海外动用军事力量，以保护侨胞的利益和安全。

    然而，随之而来的“巴黎和会”给了北洋政府一个响亮的回应，那就是“弱国无外交”。更让北洋政府和各国列强没想到的是，伴随1918年这次总统大阅兵而来的，却是开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大门的五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