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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国务院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洋溢着节日的气氛。空军副司令员于振武看到了也来参加团拜会的航空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顾颂芬。顾颂芬曾在沈阳飞机设计所当过设计师。于振武问道:“你说咱航空工业能不能像他们彩电、冰箱这类家电似的,也引进人家的生产线,这样就可以很快拿到先进的飞机。”
作为一名飞机设计师,无论自己国家的空军找外国人直接购买飞机还是从国外引进生产线,对他都是一种巨大的催促和压力。他当时这样回答了空军领导的问话:“这不是一条生产线的问题,涉及材料、电子等一系列的工业基础都要改造。”
此时的顾颂芬意识到,空军已经打算直接引进外国战斗机了。毕竟,无论是当时称为新歼的歼-10还是歼-13,都无法满足空军的要求。
“腿短”的歼-8II
这一时期,中国航空兵作战部队面临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现役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太短,难以满足新时期的要求。尽管歼-8II的作战半径比此前的型号有所提高,但也不够用。刚刚过去的1988年,中国和越南在南沙群岛爆发了3·14海战。中方以伤1人的代价击沉击毁越方全部三艘作战舰艇,并收回6个岛礁,填补了对南沙群岛实际控制的空白点。
然而,这场海战让中国空军缺乏远程作战能力的缺陷暴露了出来。当时苏越两国是军事同盟,苏联无偿使用越南金兰湾基地。除了常驻的水面作战舰艇外,还进驻有一个中队16架图-16轰炸机和一个中队14架米格-23战斗机。此外,越南空军自身还装备有苏-22M-4攻击机,这些都对中国舰艇编队构成威胁。由于那时中国空海两军种都缺乏远程作战飞机,海军的作战舰艇得不到空中掩护和配合,作战能力受到局限。因此,在战斗结束后中方海军编队只能撤离战场,无法继续展开进一步行动。
为此,在海战爆发仅几天后,空、海军及航空工业部立刻启动883应急工程,即对歼-8II进行改装,将原来的2个760升机翼副油箱和1个850升机身副油箱改为FYX1400副油箱,同时机内加注610千克超载油。同年9月,航空工业部下达了歼-8II型空中受油飞机的研制任务,10月份即完成歼-8与轰-6飞机加油编队的试飞,验证了实现空中加油的可能性。歼-8II受油型飞机项目也被叫做8911工程,交付部队后称为歼8D。
但是,除了战斗机作战半径之外,中国现役战斗机再次被国外甩开代差。当时充当主力的歼-8II飞机以苏制第二代变后掠翼战斗机米格-23和苏-24(当时情报判定为苏-19,一种双发变后掠翼远程战斗机)作为主要作战对象。可苏联第三代战斗机米格-29和苏-27已经于1985年左右投入部队服役。而在1987年,美国装备F-16战斗机的“雷鸟”表演队访问中国,在南苑机场进行了精彩表演。这让中国军方和航空工业人员第一次感受到了第三代战斗机带来的巨大冲击。
此时的中国空军急于寻求一种作战半径更大的远程第三代战斗机。不过这谈何容易。国产第三代战斗机歼-10的详细设计刚起步不久,发动机还未最终确定。况且该机也无法满足空军对作战半径的要求。
不过就算从外国引进,又有哪种飞机可以选择?1989年的春夏过后,中国面临的是极其严峻的国际形势。。6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对华制裁措施。随后,美国和法国分别向中国台湾当局出售120架F-16和60架幻影2000战斗机。这两种西方典型第三代战斗机,相对于解放军空军主力歼-7和歼-8整整领先一代,更别提仍占主要数量的歼-6。海峡两岸空中力量开始失衡,一时间台独势力甚嚣尘上。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空军空前急切地渴求先进战斗机来保卫领空和维护国家统一。而摆在中国空军面前的问题是很现实的。其实早在歼-8研制的时候,空军提出的要求仅仅是航程最好更大一些,结果歼-8比之歼-7来说,除了航程增加,没有其他显著优势。但是歼-8打得过F-16吗?打得过幻影2000吗?
不要米格-29, 要苏-27
1990年5月31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率领的高级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并签署了《会议纪要》,中国进口苏联战斗机的工作开始进入谈判阶段。
1990年6月,中国正式派出高级代表团,赴苏考察购买新型战斗机。
这时苏联有两种成熟的第三代战斗机,分别是作战半径大、航程远的重型战斗机苏-27和专门用于在前线上空夺取制空权的中型战斗机米格-29。
当时的苏联,国民经济已陷入泥潭,打开中国对苏军购的大门非常必要。。但苏联同时也担心着自己的国家安全,认为不应该向中国出口远程战斗机,只希望中国采购比较小的米格-29,毕竟体型巨大、内油丰裕的苏-27,其作战半径实在是太大了。
换个角度来讲,苏联人觉得中国或许应该更青睐米格-29才合理。毕竟新中国的喷气战斗机几乎就是米格的天下,从米格-15,再到由米格-17仿制歼5,米格-19仿制歼6、米格-21仿制歼7,如今再引进米格-29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
因此,中国代表团到了苏联后首先收到的就是米格-29的介绍。9月17日,代表团抵达库宾卡空军基地,应邀参观了米格-29的飞行表演。
然而米格-29虽然确实是一种非常灵巧的格斗战斗机,但并不合中国的胃口。中国空军最看重的问题是作战半径、航程、留空时间等性能,就是要带油多、耗油少。而米格-29蜚声海内外的绰号就是“机场围墙保卫者”,甚至有人用果戈理的名句改编出“没有一架米格机能飞到第聂伯河中间”的戏谑之语。足见这是一种作战半径极其有限的中型战斗机,根本无法满足中国空军的要求。
第二个则是战斗力问题:米格-29能打得过F-16和幻影2000吗?对于这种有限翼身融合设计、没有采用电传操纵、电子系统简陋的飞机而言,苏联人自己也不敢有十足的信心。
因此,中国空军明确表示不可能买米格-29。
谈判桌一度陷入了僵局。非常有趣的是,每当中俄两国在军事合作中遇到问题时,总会有一位“重视中俄友谊”的俄国人出现。这个关键角色虽然不是直接决策人,但却是让双方合作更深入发展的契机。
回想起来,当年沈阳飞机制造厂的前总顾问卡列夫就是这样一位可爱的人。那是1957年,中方代表团赴苏洽谈引进米格-19战斗机。当时卡列夫已经从沈阳回到苏联,他得知中方代表来了,立刻就跑到旅馆来看望。问及谈的是什么飞机,中方代表答道是米格-19。卡列夫说:“你们不要谈这个飞机了,米格-21都已经出来了。告诉你们团长,不要米格-19,要米格-21。”而且积极联络苏联方面要求将引进对象从米格-19换成米格-21。需要说明的是,在1957年,米格设计局的E-5试验原型机才刚刚被正式命名为米格-21。而中方代表提出要看米格-21时,苏联方面非常惊讶,以至于忙不迭地表示米格-21这种战斗机根本不存在。
而这一次充当“友谊之桥”角色的人是苏联最后一位空军元帅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沙波什尼科夫。他早在1989年接受苏联《红星报》专访时,就明确表示如果中国希望获得高性能战斗机,“苏联政府认为不存在政治障碍。”。而在中国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时,苏联上层希望中国采购米格-29,沙波什尼科夫却自顾自地专注介绍起了苏-27。这次苏联方面已经不能再否认这个型号的存在了,因为苏-27已经于前一年的巴黎航展上露面。对于沙波什尼科夫制造的这个“意外”,时任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非常恼火。
其实,从根本上来说,苏方最终能够向中国出口苏-27这种腿长、力大的战斗机,是当时苏联自身政治、经济需要。这和1961年2月,赫鲁晓夫一反常态地亲自给毛主席写信,表示苏联愿意向中国转让米格-21的情况类似。幸运的是,中国把握住了这两次契机,实现了航空工业的整体跨代提升。米格-21让中国航空工业跨入了马赫数2级别的二代机时代,而苏-27为中国打开了进入推比1:1级别的三代机大门。
在沙波什尼科夫的“提点”下,中国代表团表示对米格-29不感兴趣,要看苏-27。可以想见,苏联一度明确地拒绝了这个要求——这种远程战斗机一旦出口,毫无疑问是双刃剑。但经济上的困局是压倒一切的大事,苏联无论如何不能放过中国的订单。就在代表团结束访问即将回国的时候,苏联主管军事工业和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别洛乌索夫又和刘华清进行了一次小规模会谈,表示苏联政府原则上同意向中国出口苏-27战斗机。
装备“侧卫”
仅仅达成进口意向的相对容易。毕竟中苏军事合作源远流长,考察和谈判的双方人员多是熟识甚至多年的故交。由于此前中苏关系的起伏使他们多年不能相见,在进入谈判前,双方的一些代表总是恨不能先相拥而泣一番。因此苏方做出一些口头上的让步并不算意外,而真正艰难的是实质谈判。
中方代表团回国后很快展开相关工作的推进。1990年6月30日中央军委举行常务会议,原则同意进口苏-27战斗机。10月中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别洛乌索夫应邀率团访华,与中国就引进战斗机交换意见。别洛乌索夫获知,中国空军确定即将购买一定数量的苏-27,并在期待苏联的正式答复。
8月23日至9月13日,解放军总参装备部长率团赴苏期间,对苏-27再次进行了详细的技术考察,基本摸清了飞机的技术状态和作战使用特点,以及苏方提供飞机的商务条件。回国后,向军委常务会汇报了访苏考察情况。
10月25日中午,别洛乌索夫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一行19人到达北京。就购买苏-27飞机问题再次进行了商谈,双方意见达成一致。11月1日上午,在友好的气氛中,中苏双方签署了《中苏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纪要》。
1990年12月,中苏就苏-27出口事宜进行最后磋商。12月28日,双方达成关于中方购买24架苏-27战斗机,并继续引进24架苏-27意向的双边协议,并在北京签署正式文件。这其中包括单座型的苏-27SK和双座型的苏-27UBK。单座机由阿穆尔河畔共青城飞机生产联合体生产,双座机由伊尔库茨克航空生产联合体生产。
苏联向中国出口的苏-27SK与自己装备的苏-27基本相同。S表示“生产型”,K表示“用户定制”,即出口型。按照中方的需求,苏-27SK最大起飞重量从28000千克增至33000千克;机载武器也增加了无制导空面武器,例如100、250和500千克普通航弹、燃烧弹,和80、122或266毫米火箭弹,10个外挂点最多可以挂载8000千克的武器。为此,起落架也有所加强。双座教练型苏-27UBK飞行性能稍有损失,实用升限从SK型的18500米降为17500米,但是仍拥有完全的空战能力。之所以进行上述改动,是中国空军传统上要求任何飞机都要具有非制导对面武器的发射功能。
此外,飞机上带有保密性的主动干扰机也有些不同。俄军型苏-27S采用的是L005型,而苏-27SK则是L203/L204型。当然,这是世界军机出口的惯例。
电子系统方面,各批次略有不同。最早交付的24架苏-27采用标准的SUV-27火控系统,配备RLPK-27雷达,采用N001E天线。对战斗机目标(RCS为3平方米左右)的搜索距离达80~100千米,跟踪距离可达60~70千米。可以同时跟踪10个目标,但受限于数据处理能力,只能攻击其中1个目标。随后交付的苏-27,雷达改用N001P天线,提高TWS精度,可以同时攻击两个目标。综合导航系统增加了A737型GPS系统。
这批苏-27执行对空作战任务的最大挂带方式为:R-27中距空空导弹6枚;R-73近距格斗空空导弹4枚。由于火控系统局限,中国的苏-27SK/UBK不能发射R-77导弹。
这批苏-27贸易的合同金额的70%是以易货交易形式支付的。
由于中苏双方就引进苏-27一事正式展开会谈的时间是在1990年6月,因此中方将此项目称为“906工程”。(公开了?)这次整机引进是自新中国建国以来金额最大的武器采购。也是苏-27的首次对外出口。中方代表团回到国内后成立了相应的906办公室,以对苏-27的进口相关事宜进行管理。协议签署后,苏联于1991年2月派出苏-27来到中国,在北京南苑机场进行了精彩的飞行表演。其一流的外形设计和出色的机动性能,令中国空军叹为观止。
就在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时,1991年苏联发生了“8·19”事件,原定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参加第三次中苏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会议的计划不得不取消,给刚起步的中苏军事技术合作带来一层阴影。12月26日,苏联这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轰然解体,中苏间的军事技术合作因而被搁置。不过,独立后的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大部分政治遗产,总统叶利钦承诺,继续履行向中国出售苏-27的义务。
1991年,中国订购的苏-27SK开始在共青城制造厂生产,为第38批次飞机。1992年6月27日,首批12架苏-27战斗机,包括8架单座型和4架双座教练型,由俄罗斯后贝加尔军区的吉达机场起飞,经蒙古领空,于当日上午10时15分安全飞抵中国安徽芜湖空军基地,正式列装中国空军。1992年11月25日,剩余的12架单座型飞机由共青城直抵芜湖空军基地。至此,苏-27正式加入了解放军空军装备序列,共计24架,其中20架苏-27SK、4架苏-27UBK。
俄国向中国出口当时最先进的苏-27战斗机,表明了俄方恢复对华关系的巨大诚意。这一方面即是出于对华贸易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地缘政治平衡的考虑。而装备了苏-27的中国空军飞行员们迅速掌握了这种新的机型并迅速形成了战斗力,受到了中央军委的表彰,以师的建制荣立集体一等功。(作者署名: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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