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信介（左一）1948年12月24日被美军释放后在其兄弟佐藤荣作家中。佐藤当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后来三次出任首相。

　　【今天(7月7日)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8周年，时间已逝，记忆永存。在抗战爆发多年后的今天，回望这78年来的中日关系，日本的历史观是关键节点，其形成亦是一个渐进和全方位的过程，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历史观的迷失和混乱就已经无可救药，这甚至包括一些左翼和所谓和平主义者。与此同时，日本官方也不断以各种方式使日本成为所谓“正常国家”。然而，“对那些否认历史的人，历史最终会更为无情。”在这个值得纪念日子里，不妨循着于滨教授的这篇文章，在今天的现实中触摸中日关系的脉搏。】

　　今年4月29日，日本首相安倍在美国国会两院演讲。45分钟里，安倍以不甚流畅的英语，逐字逐句宣读讲稿。从早年留美，到以首相身份受到的种种款待；从美日二战不共戴天，到战后的“心灵”之交，安倍精心准备的演讲，勾画出一幅美日亲善、地久天长的美丽画面。说到对二战期间死去的“所有美国亡魂”致以“深深的敬意和永恒的哀悼”之时，安倍似有真情流露，两院议员则起立鼓掌，对这位首次在美国国会两院演讲的日本首相所予以的敬意，在美国国会史上极为罕见。

　　安倍玩“二人转”

　　然而华丽的演讲辞藻的背后，安倍对二战的“反省”不仅避重就轻，舍近求远，更刻意掩盖和曲解日本的侵略历史。演讲中，安倍提到两位使他引以为自豪的日本人的名字。一位是他的外祖父、前首相岸信介(1957-1960)，另一位是1945年硫磺岛之战日军总指挥、帝国陆军大将栗林忠道。

　　作为日本第57界首相的岸信介，1957年6月曾受邀在美国国会演讲，安倍对此深感“荣幸”。然而安倍有意忽略的是，同一个岸信介，也是不折不扣的战犯。早在三十年代初，岸信介就与日本战时最后一任首相东条英机成为至交，并担任“满洲国”工业部长，是掠夺中国资源、压榨中国劳工的罪魁祸首之一。从1941年直至日本战败，岸信介在战时内阁中担任军备大臣(Minister of Munition)，双手沾满包括美国人在内的无数死难者的鲜血。美军占领期间，岸信介曾被美军以“甲级战犯嫌疑”的罪名被捕。1947年，美军基于冷战的需要，开始在日本扶持右翼，岸信介于1948年12月被释放出狱，此后再未受到起诉，且官运亨通，直至担任首相。在任期间，保守色彩极强的岸信介在日本众议院强行通过美日安保条约，强化对台关系，反对改善对华关系。作为岸信介外孙的安倍，显然继承了祖辈的政治基因，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于陆军大将栗林忠道，安倍似乎更为崇敬。为此，安倍在演讲中提醒听众，栗林忠道的外孙、现任日本议员新藤义孝就在听众席就坐，还说“我们直到今天还记得他(栗林忠道)的勇气。” 在日本军事史上，栗林忠道以能文能武著称：二十年代初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获得天皇御赐军刀。1928年后出任日本驻美武官，1945年硫磺岛之战，栗林忠道以全新的防御战法，使登岛美军遭受巨大伤亡(美军6,821人亡， 19,200人伤)，这是美军在对日岛屿争夺战中唯一一次伤亡超过日军的战役。美军原本计划5天攻下硫磺岛，结果花了36天才完成。栗林忠道本人战死，但在1967年被追授一等旭日大勋章，并为美国战史研究者予以高度评价。

　　安倍在国会演讲中抬出栗林忠道，不仅迎合了美国职业军人和普通民众对日本武士传统的迷恋和崇敬之心，也以此抹平了侵略和反侵略战争之间的界限，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栗林忠道的“勇气”，不仅表现在他在硫磺岛之战中所表现的“玉碎”精神，其职业生涯中也包括对华侵略战争中对平民和战俘的暴行。1941年9月，栗林所任参谋长的日本陆军第23师团参加了进攻英属殖民地香港的战役。经过18天战斗，迫使英军投降，而随之而来的，却是日军对英军战俘、伤员和平民的肆意虐杀和凌辱。其中包括以刺刀挑杀香港圣斯蒂芬学院(St. Stephen’s College)里近百名英国伤病员，而英籍和中国女性医护人员多被奸杀。不仅如此，日军在整个香港的暴行累累，据加拿大学者查尔斯·罗兰(Charles Roland)的考证，仅仅据不完全的统计，日军在香港就强奸了上万名女性，而这很可能仅仅是冰山一角。1可以说，如果栗林忠道不是战死，就以日军在香港的暴行，也逃脱不了东京审判，在硫磺岛死伤惨重的美军会更不会善待栗林。

　　日本式“反省”：选择性遗忘

　　安倍对美国二战亡灵“深深忏悔(deep repentance)”的同时，对大日本帝国加害最为深重的亚洲人民却是惜字如金，一笔带过(仅仅说“我们的行为使亚洲国家的人们饱经苦难”)，既不具体，亦无诚意，更不道歉，只是笼统地表示“支持历任首相在这方面所表达的观点”。殊不知，历届日本首相对日本战争行为的表述多为淡化甚至美化，罕有真诚悔过之君。不知安倍继承的是哪位首相的何种观点。

　　在慰安妇问题上，安倍也是大而化之，泛泛谈及“武装冲突使女性成为最大的受害者”。然而人们无法得知的是，安倍所言之女性，是否包括在日本本土那些为从军的男性们料理家务、制造武器和加入各种准军事组织的日本女性？而这些日本女性与其说是受害者，不如说是日军在他国胡作非为的帮凶！美国学者盖瑞(Sheldon Garon)曾研究两次大战期间的日本社会，发现包括传统上属于左派的日本社会团体——如作家团体、教师团体和女性团体——都全力投入了举国一致的战时体制。2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刚刚出版的日本学者吉见义明的《草根法西斯主义：日本民众的战时经历》(英文版)一书，更为详细的记述了普通日本人是如何为日本的法西斯体制和侵略政策义无反顾、尽心尽力。3战时日本民众对军国-法西斯主义的盲从，与第三帝国时期普通德国人对希特勒政权的顶礼膜拜毫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不及。对于后者，美国学者戈登海格在其1996年的《希特勒的死心塌地的刽子手：普通德国人与大屠杀》一书中有详细描述。4国人后来的所谓“广大日本人民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之说，其实是中方的一厢情愿，至少这是一个应进一步探讨的议题。如今，日本已经举国右倾，被彻底洗脑的战后几代日本人，已成为安倍等右翼精英摆脱战后体制的强大社会基础，对此，安倍此次访美的日方随行人员中，不时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喜悦。如今，要日本为加害亚洲人民中最为“轻微”的慰安妇问题道歉都办不到，要日本就南京大屠杀、731细菌战、重庆大轰炸、以及日本侵华14年中造成的3500万人伤亡的反人类暴行认罪，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其实，日本历史观的错乱，既非始于今日，也不是右翼的专利，而是一个渐进和全方位的过程。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历史观的迷失和混乱就已经无可救药，这甚至包括一些左翼和所谓和平主义者。与此同时，日本官方也不断以各种方式使日本成为所谓“正常国家”，言外之意是，日本作为一个受宪法制约而不能对外使用武力的“和平主义”国家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