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安倍参拜靖国神社

　　《日本经济新闻》7月6日文章，原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中国缘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被称为“鹰派”，在中国被称为“右派”，也有许多人认为他是“反华派”，但是，安倍两次任首相，都使中日关系从最深的低谷出现较大幅度的提升和好转，据他的中国人朋友说，他本人也说过“喜欢中国人”，而从他的经历看，在政治和历史问题上，他确实和中国有许多对立和不一致的地方，但是在感情上，他也确实与中国有一定的缘分，这也可能是促使他在某些方面与中国对立的同时，也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的因素之一。

　　2015年5月6日，日本《产经新闻》发表一篇名为“西海岸的声援者”(署名“中村将”)的报道，报道安倍访美期间的花絮。该报道介绍了在美国居住的华人，94岁的老妇人哈里欧特・穆阿的事情。她家里保存着许多日本历届重要政治家的黑白照片。哈里欧特・穆阿生于中国上海，成为美国公民已经有50多年了，报道中写道：

　　“这是岸信介先生。”她继续着她的讲解，话题随之转向岸信介首相(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安倍晋太郎前外相(安倍晋三的父亲)和安倍的话题上来，他们常到她的饭店里来，品尝这里美味可口的家常饭菜。从她的影集上看，她与岸信介及安倍一家的关系相当亲密。

　　穆阿说在安倍晋三刚出生就认识他。谈到安倍时，她的表情瞬间显得暗淡，低声说：“他忍耐了许多事情呀！”她的话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据日本作家野上忠兴的《气骨——安倍晋三的DNA》一书，穆阿不仅是安倍一家的好友，而且在安倍在美国留学期间，照顾过患有“思乡病”的安倍晋三。

　　安倍晋三在1977年3月从日本成溪大学毕业以后，去美国留学，先在旧金山海岸的海伍德英语学校学习英语，但是该校是以日本人为对象的英语研修学校，周围都是日本人，语言能力很难提高。他马上就想离开这里，但是离开后也很难马上回日本。正在他无路可走的时候，是穆阿帮助了他。穆阿曾在银座经营中华料理“国泰”，当时安倍家住在东京的南平台，家里有生日宴会或游园会的时候，常到“国泰”定宴席和饭菜。穆阿是中国人，本是前外交官的妻子，后来与美国海军将校再婚，关了店去了洛杉矶，不久开始在洛杉矶经营旅行社。她离开日本后，仍然与安倍的母亲安倍洋子亲密交往。她从洋子那里听说了安倍晋三的窘状，就对洋子说：我来照顾小晋吧。

　　在她安排下，安倍暂住在一个她熟识的意大利裔美国人家里，后来到位于加州长滩的英语学校里住宿学习，语言能力提高以后，于1978年1月，入洛杉矶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法律。

　　但是安倍从小生在富裕家庭，在美国学习期间，寂寞的住宿生活使他患了“思乡病”，每天晚上都用对方付款的电话往东京富谷的家里打长电话，有时国际电话费每月达10万日元，使其父亲安倍晋太郎生气地说：“快让晋三回日本吧！”

　　穆阿知道了安倍晋三得了“思乡病”，非常担心，带着他去各种地方，给他介绍能在一起说话的人，从各方面照顾他，这样，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秋季讲义结束后，安倍决心继续留在美国留学。

　　安倍一家一直与穆阿交往，《气骨——安倍晋三的DNA》中说，在安倍就任自民党干事长时(2003年)，80岁的穆阿，特意打来电话祝贺。

　　也许是由于这段经历，使安倍“喜欢中国人”，他们夫妇有一些中国朋友。

　　据著名华人京胡演奏家、京剧艺术家吴汝俊介绍，大约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中秋，吴汝俊在日本九州汤布院举办京胡独奏音乐会，主办单位邀请了一些国会议员参加，安倍晋三夫妇也在其中。吴汝俊精湛的艺术使他们大为感动，觉得“拨动了他们心中的琴弦”。从此，他和安倍夫妇就成了朋友，每逢新年互赠贺年卡，两个家庭也开始交往。

　　吴汝俊说：安倍夫妇为人和善、热情，非常容易相处，也很活泼、开放，大家在一起交往起来很自然，互相都不需要做作。两家四个人在一起时，总是谈笑风生。安倍晋三平时看起来很严肃，其实他很幽默，会说很多笑话，特别开朗。

　　安倍夫妇在吴汝俊演出时几乎每请必到，成了他的忠实“粉丝”。吴汝俊创作的这出《贵妃东渡》，竟然也包含了一种中日文化及吴汝俊与安倍夫妇间奇迹般的“缘分”。《贵妃东渡》的剧情是：杨贵妃在马嵬坡兵变时没有自缢身亡，而是被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救到了日本，两人不是兄妹胜似兄妹，与此同时，杨贵妃还时时思念着李隆基。“阿倍仲麻吕”在日本也写作“安倍仲麻吕”，可以说是日本姓“安倍”的人的祖先。日本现存的杨贵妃墓和供奉她灵牌的地方“二尊院”，正在山口县油谷町。无巧不成书，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就是在油谷町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这种奇迹般的巧合，使吴汝俊和安倍夫妇都惊叹中日文化之缘的渊源流长和不可思议。

　　中日关系在邦交正常化以来遇到两次最大的危机，一次是小泉纯一郎在担任首相的约5年半的时间里，连续6次参拜参拜靖国神社；一次是日本政府在2012年9月将钓鱼岛“国有化”，无巧不成书，这两次危机之后，都是安倍出任首相，而中日关系的危机都在他担任首相后得到缓解和改善。

　　2006年9月26日，安倍接替小泉纯一郎担任日本首相，那时是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后，中日关系处于最深的低谷的时期，而安倍在刚刚担任首相后的该年10月8日，对北京进行了“闪电式访问”，这是中日首脑互访中断5年之后的访问，是安倍就任首相之后的首次出访，同时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的18位日本首相中，第一位把首访国定为中国的首相。安倍访华，使1972年以来降至最低点的中日关系出现转机据说他这次访问，也是经过他“喜欢的”在日华人搭桥引线得以实现的。

　　2012年9月，日本民主党政权主持将钓鱼岛“国有化”，将中日关系推到悬崖的边缘，中日间军事冲突一触即发。在安倍重任首相以后，一开始坚持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强硬路线，但是在日本内阁通过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后，他就一直不断推进中日关系的改善，并推进中日在2014年12月7日签署了有关中日关系的“四项共识”，避免了中日擦枪走火的危机，并在与中方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了中日首脑的两次会谈。

　　那么今后，安倍还会不会和中国针锋相对地对立呢？应该说在某些方面还是要对立的，但是那应该是国家利益间的对立，而不是感情上的对立。

　　安倍和小泉是不同的。小泉是以自己的意志和心情优先，而安倍更多地考虑的是结果。他非常推崇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有关政治家的 “心志伦理”(the ethics of intentions)与“责任伦理”(the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的界定，前者属于主观的价值认定，主要涉及意图或动机；后者则牵涉到客观世界及环境中的现实运作及其结果，就是说，政治家在权位之上，需要考虑政治决定与政治行为可以预见的后果。安倍更倾向于以“责任伦理”限定“心志伦理”。他曾对前辈议员们说过：“在向国民诉说我的心情时，请让我直来直去，可是，在我能够就任某个职位时，请让我考虑国家的利益，不损坏国家利益，并为实现国家利益行动。”

　　从目前安倍推进新安保法案通过的种种做法来看，也可以看到安倍如此的心态和做法。本来安倍一贯以“中国威胁”为背景，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案，但是2014年7月1日，内阁通过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定，安倍当天傍晚召开记者会进行了说明。笔者从头到尾看了安倍的记者会见实况转播。令笔者惊讶的是，一贯以“中国威胁”作为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背景和理由的安倍，这次不仅没有拿中国说事，甚至也没有提到钓鱼岛。从此以后，安倍在各种场合对批评中国的言论都三缄其口，不到在国会被人追问或迫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说。

　　2015年5月14日，日本内阁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决定了构成新的安全保障体制的12项法案，安倍在14日傍晚举行了有关这些法案的记者会，但他一句也没有提到中国，他说：“为应对接近我国的国籍不明的飞机的自卫队战机的紧急起飞，与10年前比增加了7倍。”安倍故意用“不明国籍”来说明这种情况，说明他有意回避拿中国说事。但是最近安倍又开始炒作“中国威胁论”，在2015年6月上旬在德国召开的G7峰会上，他提出中国在南海扩礁建岛问题，要求峰会采取统一的行动，制止中国改变南海现状。在安倍的会上会下的积极活动下，使6月8日的首脑宣言，不点名谴责了中国。

　　最近，新安保法案在国会审议中受阻，这完全出乎安倍的意料之外，本来日本执政党的议席在众议院超过2/3，在参院也超过半数，通过新安保法案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没想到绝大多数宪法学者都认为新安保法案违宪，不充分地进行说明，强行通过法案，可能重蹈1960年他外祖父岸信介强行通过了新《美日安保条约》，导致内阁下台的覆辙。而在安倍看来，新安保法案太重要，没有战略纵深的日本，必须通过不断巩固美日军事同盟才能实现坚实的国防，而且这是巩固、增进美日关系最重要的一环，从优先顺位上来说，通过这个方案排在改善中日关系之前，而要通过新安保法案，必须以一个较大的“威胁”为背景。而近年来武力不断增强，且与日本有领土纷争的中国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背景，因此在中日关系上，新安保法案通过与否，构成了一种“钟摆效应”，当这个法案进展顺利时，安倍就极力改善中日关系；当这个法案受阻时，他一定要宣传“中国威胁论”，但是不能因此就说他是“鹰派”或是“反华派”，这不关感情上的事，而是他所推崇的“责任伦理”使然。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张石简历：

　　1985年，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1988年到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4年到1996年，东京大学教养系客座研究员，现任日本《中文导报》副主编。著有《庄子和现代主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樱雪鸿泥》、《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不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