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舰队航空兵某师多架战机进行编队飞行训练。邢云/摄

　　 51岁的宫继宏有着30年飞行经验，曾多次赴东海、南海执行重大任务。郭晓斐/摄

　　短暂的雷雨天气后，灿烂的阳光重返辽东半岛某机场。26岁的陈家乐穿着蓝色飞行服，大步走向那架翼展近40米的运-8特种机，准备展开一场训练飞行。

　　陈家乐是北海舰队航空兵某师飞行员。该师装备多型信息化战机，担负着“空中指挥所”和“海空信息中枢”的重要使命，被誉为海军信息作战的“主力军”。

　　平时，陈家乐和战友们喜欢把自己的部队称为“海天猎鹰”。在我国漫长的海岸线上，这些体量硕大的战机曾多次起飞，执行海上巡逻、维权等任务。

　　这支部队一直处于军事变革的风口浪尖，宫继宏正好经历了它“涅”的过程

　　这是一个普通的夏日午后，但对陈家乐来说却意义非凡。

　　这位阳光的80后去年刚刚毕业来到这里，今天他即将完成实战化飞行前的最后一个训练课目。尽管很兴奋，但他还是带着一贯的平静走进了布满仪表的驾驶舱。

　　在这里，陈家乐看到机组团队正在紧张地进行飞行前的准备。

　　51岁的宫继宏坐在右侧的驾驶位上，他是此次飞行的机长。该型信息化战机由两位飞行员共同驾驶，机长同时负责带教新飞行员。有着30年飞行经验的宫继宏曾多次赴东海、南海执行重大任务。30年里，他带出的徒弟多得数不过来。

　　和宫继宏一样，此次飞行的领航员、通信员和空中机械师都是有着二三十年经验的“老飞”。胸前资历章上印着红色的“T”和“1”，显示出他们大多是特级飞行员和一级飞行员。在这支信息化部队，他们是金子般宝贵的资源。

　　20年前，这座机场停靠的都是面临淘汰的老旧轰炸机。如今，各式先进的信息化战机在这里起落。机场旁的草地上，一架退役的轰炸机被制作成展示品，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光荣的历史，更不能忘记“涅槃”的过程。

　　陈家乐开始启动这架庞大的战机。机翼上的4个螺旋桨依次发动，嗡嗡的轰鸣声立刻覆盖了整座机场。

　　在跑道旁的塔台上，40岁的毛建平和一位副师长共同坐镇指挥。他曾经当选“海军十大杰出青年”，拥有充沛的精力与丰富的飞行经验，是该师的中坚力量之一。在他的指挥下，运-8特种机缓缓向起飞线滑去。

　　陈家乐操纵着战机进入加速状态。塔台上的人们看到，飞机螺旋桨在发动机带动下加速旋转起来，产生的巨大力量在很短的距离就将这架几十吨重的大家伙从跑道推上天空。

　　庞大的战机升空后迎着海岸线飞去，流线型机身在阳光下泛着光泽。随着高度增加，透过飘忽不定的低云，平静而辽阔的大海出现在领航员张国新的视野中。

　　而在驾驶舱后面的任务舱内，该师某飞行团副团长于增雷和战友们则紧盯着设备屏幕上的另一种景象。机舱外的雷达一刻不停地工作着，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各种回波，这些都是战机侦察到的来自陆海空的各种信号。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信息化的世界，这些不断变化的箭头和曲线能让指挥所里的将领们“看”得更远、更透彻。

　　宫继宏的脸庞黝黑、体格健壮，是一个十足的硬汉。但在陈家乐眼中，宫教员的教学风格可以用春风化雨来形容，他总是在关键的飞行动作上予以指导，并用柔和的语气提点自己的不足。

　　私下里，宫继宏很羡慕这些新飞行员，因为“他们一来就能飞这么好的飞机”，而自己刚到时飞的都是老旧战机。20多年来，这支部队一直处于军事变革的风口浪尖，宫继宏正好经历了它“涅槃”的过程。

　　在航空兵部队，飞行员把改飞新机型叫做“改装”。这批老飞行员的职业生涯就是一个不断“改装”的过程。用师政委王京的话来说，他们经历了“从战略兵种向信息化兵种、再到信息化与战略化组合兵种”的转变过程。

　　每一次“改装”，机型、操作完全不同，一切都要从零开始。王京介绍说，装备超前而又稀缺，当时的飞行院校还没有对应的人才培养机制，“只能靠部队自身”。

　　从那时起，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开始在这支部队蔓延。他们选拔第一批骨干到工厂“改装”学习消化，然后回来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发挥孵化器的作用。

　　有一件事让副师长张新起印象深刻。前几年，该师派出队伍去工厂“改装”某新型信息化战机。几个月后，新型战机一到部队，当月就参加重大演习，导弹发现跟踪率100%，指挥引导成功率100%，创造了战机列装即形成战斗力的纪录，使海军信息化程度“一下提高很多年”。

　　这种古老而有效的方式一直持续到今天。陈家乐说，宫继宏的指点总能恰到好处地捅破层层窗户纸，“比教科书还好使”。

　　但他不知道的是，在30多年只争朝夕的岁月里，几代飞行员以拓荒者的姿态趟出了“滚动改装、交叉改装、一专多能”的改装模式，将培养合格机长的时间整整缩短了两年。

　　根据毛建平的统计，师里目前拥有各类制度、法规70余项，大纲规定了架次、起落等课目，教材、规范也在修订之中。

　　得益于这些规范和经验，陈家乐顺利完成将近一年的训练。他操纵驾驶杆，眼盯仪表盘，驾驶战机朝远处的航区飞去。

　　“隔得最近时，外国的战斗机离我们只有二三十米，驾驶员都能互相看见”

　　战机飞行在数千米的高空。54岁的领航员张国新透过座舱玻璃向下望去，大海平静地像个熟睡的婴儿。几艘货轮如玩具般大小，拖曳着长长的航迹在碧绿的海面蠕动。除了氤氲的雾气稍微影响视野，这样的好天气实在没什么可抱怨的了。

　　但张国新知道，大自然并非永远都这么友好。这位曾多次赴东海、南海执行任务的特级飞行员明白，恶劣的气象能够对飞行产生多么巨大的威胁。

　　特别是在波诡云谲的南海。往往战机从本场出发时还是晴空万里，但飞行两三个小时就可能遇到雷雨天气。在这片广阔的海域，气象预报也经常无法准确预测未来的阴晴。

　　2001年，副师长张新起和他的战友们就在这里遭遇过气象险情，“整个机组差点回不来了”。尽管过去14年，再次谈起那次经历，他仍心有余悸。

　　张新起接到的是2000公里外的某岛礁巡逻任务。出发时机场天气不错，但当时没有气象台，只能通过卫星云图大概了解2000公里外的天气。他记得，前往目的地的航线上“全是不成块儿的碎云”，虽然不太理想，但并不妨碍飞行。

　　当执行完任务返航时，一切都变了。在低空随意飘荡的小块云朵顷刻间聚成遮天黑云，并招来雷雨和闪电。

　　绕是绕不开了。摆在机组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从云层中穿过，要么寻找浅滩迫降。

　　浅滩迫降虽然在教科书中学过，但谁都知道，一架体量如此巨大的战机迫降在凹凸不平的滩涂上意味着什么。

　　张新起攥紧了拳头，一字一顿地下了命令：“往云层里钻！”

　　这并不是盲目决策。在下命令的同时，张新起让战友启动了雷达的气象探测模式，战机周围的气象状况实时显示在人们面前。气象雷达图用颜色代表天气的恶劣程度，“稍好的是粉红色，差一点的是红色，再差一点的是黄色”。

　　驾驶员操纵着战机在云层里钻来钻去，密集的雨点敲打在机身上，张新起看到“飞机的两个翼尖上哗啦哗啦地打着闪电”。不管是驾驶舱还是任务舱，所有人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情绪紧张到了极点。

　　在昏暗中闪转腾挪了半个小时，银白色涂装的战机终于冲出了黑云！当再次见到阳光时，张新起的眼泪哗地一下涌出眼眶。事后有人对他说：“你们这是用平常所学救了自己一命啊！”

　　事实上，飞行员面临的危险远不止恶劣气象条件。一位大队长说，执行远海任务时，“茫茫大海，孤军深入，出点机械故障可能就回不来了”。

　　张新起记得，在第一次执行某项重大远海任务前夜，他给爱人发去一条短信，内容是“工资卡放在哪儿了，密码是多少”。但平日里，工资卡都是他自己保管。

　　“怎么，你要留遗嘱？”爱人问他。张新起只好找个借口安慰她说：“不是，我换了号码，怕忘了。”

　　张新起还提到了师参谋长张辉琨的故事。有一年，时任某飞行团团长的张辉琨执行某项重大远海任务，有人建议作一套预案，万一有情况可以备降到某机场。张辉琨听后说：“如果不能把祖国的战机开回来，我宁可葬身大海！”一席话说得大家热血沸腾。

　　与此同时，在一些维权和巡逻行动中，正常执行任务的中国特种机还经常与外机、外舰遭遇。“隔得最近时，外国的战斗机离我们只有二三十米，驾驶员都能互相看见。”一位曾亲历此事的上校介绍说。

　　毛建平也有过多次这样的经历。在执行东海维权任务时，每次飞机巡逻升空，均有不同国籍的外机前来挑衅，“或是发出警告提示我方离开，或是展示导弹挂架向我示威”。但机组每次都能严格遵照海空规定，沉静应对，并及时拍照取证，为国家外交争取主动权。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些飞行员砥砺出了“海天猎鹰”的血性和胆气。

　　他从海量大数据中判断对手意图，就像一位运筹帷幄的战略家

　　经过几次航向调整后，陈家乐操纵着战机抵达预定区域。在噪声轰鸣的任务舱内，身高1米76的于增雷正戴着耳机操作信息化设备。他的眼神锐利、鼻梁挺拔、声音洪亮，平日里喜欢开玩笑，但执行任务时从不会分一点神。

　　在外人看来，于增雷的工作难免有些枯燥：盯着屏幕上花花绿绿的信号，时不时地动几下键盘和鼠标。但在信息化的世界里，他紧盯对手的一举一动，从海量大数据中搜寻动态战场部署，进而判断对手的意图，就像一位运筹帷幄的战略家。

　　于增雷介绍说，在更先进的信息化战机中，任务舱成员还担负着指挥、情报、通信和控制等功能，能够实时引导战斗机精确打击目标，“相当于把指挥所搬到了空中”。

　　对所有的信息化战机来说，任务舱都是核心战斗力所在。但于增雷却说，任务舱团队组建初期，地位远没有现在这样重要。

　　实际上，这是一个信息化战机作用逐步得到认可的故事。

　　任务舱团队组建于信息化战机刚刚列装之时。当时的观念认为，飞机的关键是要能“飞起来”，训练重点要放在驾驶舱上。一些飞行员甚至和任务舱人员开玩笑：“我们是开飞机的，你们是坐飞机的。”

　　任务舱被冷落，还与自己的性质及当时部队的装备水平密切相关。任务舱的价值在于为其他作战平台提供情报，平常训练必须和其他兵种进行协同。而当时的很多二代战机并没有信息化平台，不具备协同的硬件条件。

　　与此同时，很多拥有信息化平台的部队并没有认识到信息化战机在体系作战中的价值。“那时他们搞演习根本不带我们玩儿。”副师长张新起开玩笑说。

　　面对种种难题，一场颇有远见的变革在该师展开。于增雷记得，师里很快明确任务舱是战斗力的核心，随即组织教员自己编写训练教材，并建成了海军航空兵里唯一一个综合模拟训练中心。

　　他说，当信息化的第一抹曙光照向海军航空兵部队时，他们已经率先迎着朝霞出发了。

　　张新起也透露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细节。为了加快战斗力生成，师领导也披挂上阵，主动去和其他部队联系，像现在的人们蹭WIFI一样“蹭演习”。

　　在所有人的努力下，任务舱的地位与日俱增，信息化战机的作用也逐步得到认可。渐渐地，张新起发现演习邀请多了起来。“以前我们是蹭演习，现在我们是座上宾。”这位副师长兴奋地说，“现在‘全时用我、全程用我、全域用我’已经成了一种常态。”

　　在张新起看来，不久前海军组织的一次背靠背演习最能体现这支部队多年来的变革成果。

　　那是海军三大舰队首次同时参加对抗。红蓝双方均投入了高机动性能的三代异型战机。对抗在远离近岸的某海域展开，超出了岸基雷达的探测范围，双方全凭自己的信息化战机指挥作战。

　　甫一升空，信息化战机便开始连续搜索情报，将对方的信息和空中态势提供给指挥官。双方针对对方部署灵活调整己方策略，一时间难分胜负，对抗陷入胶着状态。

　　此时，情报的准确性和迅速性将决定战场上的胜负。红方的信息化战机立即采取战术措施，雷达像鹰眼一样，重点监视着蓝军飞机可能出现的空域。

　　随后，蓝方的进攻方向、批次、距离逐一被红方锁定。合围之下，蓝方很快败下阵来。

　　这是这支部队第一次运用信息化战机设立空中指挥所，通过数据链指挥引导体系作战。用张新起的话来说，“就像脑袋控制拳头一样”。

　　而这样的作战方式，将决定未来战争的胜负。

　　在那片预定的航区内，领航员张国新看到夕阳的余晖已经洒向大海。“要返航了。”他抬腕看看手表，喃喃自语道。

　　陈家乐调转战机脱离航区，朝机场方向飞去。掠过海岸线上空时，张国新看到成片的高楼一边被蓝色的大海环抱，一边被绿色的树林和山地包裹。他们的机场就坐落在那群山和树林之间一片难得的开阔地上。

　　庞大的战机飞临机场上空，地面上的地勤保障人员把目光全部聚集到这架即将降落的飞机上。他们熟知，一架战机的起飞需要充电、制氧、通信、导航、气象等部门共同保障，机务、维修和场站都在围着它转。而它的降落，同样是天上和地下通力合作的结果。

　　张国新看到，地面的建筑物在逐渐放大，苍绿的树林从视野中一闪而过。陈家乐的耳机里传出毛建平带着节奏感的指挥声。在滑向跑道的半空中，庞大的战机打开了起落架。“嗤”地一声摩擦，整个机组平稳降落在跑道上。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陈家乐和机组成员走下机舱，他们马上就要进行这次飞行的讲评。陈家乐依然迈着大步，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对于未来，这名年轻的飞行员充满了期待。他期望有一天，自己能像宫教员一样坐上右驾驶位，操纵战机飞向湛蓝的远海。(王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