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鸣皋在科研一线

　　1956年，刚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我，高高兴兴地赴北京航空材料研究所报到。魏祖冶所长让我当颜鸣皋教授的助手，参加钛合金实验室的筹建工作。当时颜鸣皋教授担任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的系主任，部分时间借调至我所负责筹建钛合金实验室。我从魏所长介绍的情况中得知，颜教授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在纽约大学与尼尔森先生一起组建了该校的钛合金实验室，开展了钛合金加工织构、性能和平衡相图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从而成为最早研究钛合金的中国学者，并在1951年冲破美国阻挠回到祖国。这一光彩夺目的历程立刻让我对颜教授肃然起敬，并为自己能有机会做颜教授的学生和助手感到无比喜悦。

　　我对第一次与颜教授见面的情景记忆犹新。当我既兴奋激动又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他到来时，他却悄然无声地走进了办公室。我的眼睛一亮：噢，原来这位爱国归侨学者如此年轻(当时他36岁)，如此英俊，如此儒雅！他面带笑容地与我寒暄一番后，亲切感很快取代了我原先的紧张感。紧接着他对我说：“实验室工作刚起步时，收集阅读国内外资料非常重要，我打算成立科技资料组，并由你担任组长，你觉得怎样？”我欣然接受了颜教授的这一安排。现在回想起来，颜教授提出了实验室筹建阶段一手抓设备、一手抓资料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对当时在钛合金方面一无所知的我来说，恩师的这一安排也是一种很有效的培养方式。

　　恩师培养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另一有效方式是举办《钛及钛合金》系列讲座。为了讲好课，让实验室全体人员学好钛合金的基本知识，他每堂课都做了非常认真的准备，讲课内容系统、简明，条理清晰，深入浅出，取得了很好地学习效果。不久前得知“明明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是慈城颜氏家族代代相传的家训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恩师是慈城颜氏家族中遵循该家训的典范啊！怪不得恩师当年的每堂课都能讲得这么好，这与他学风严谨，做什么事都老老实实下功夫是分不开的。《钛及钛合金》讲座共分六次，包括：引言，提炼，熔炼，工艺性能与加工，物理、化学、机械性能，金相检验与热处理。每次讲座我都认真听，并做好详细的笔记，有问题就提请恩师答疑，而他总是耐心地回答。恩师的讲授和答疑满足了我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我从心底感谢这位把自己领进钛合金大门的启蒙老师，并永远铭记在心。

　　作为颜教授的学生和助手，通过工作和学习中的朝夕相处，我对颜教授的了解日深。他不仅是一位热爱祖国的归侨和学者，而且是一位热爱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仰者。他执着地要求入党，并处处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在党的教育和自身的努力下，党组织很快把颜教授确定为发展对象，并让魏所长和我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我起初觉得做颜教授的入党介绍人不太合适，但继而又想，在党内都是同志关系，不分地位高低，况且我对颜教授较熟悉了解，应该愉快地担当起介绍人的责任。通过与颜教授联系和交谈，我进一步感受到他那爱党报国之心和领略到他那为人行事之道。1957年10月，颜鸣皋教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9年颜教授调任第四研究室(理化室)主任，我与他接触的机会就较少了。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关进“牛棚”后，他的遭遇和命运又成为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关注点。只是因为他在苏联访问期间与一个偶遇的加拿大人寒暄了几句，就被打成了“美国特务”，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恩师原本要求自己“明明白白做人”，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身欲净而墨强加。当看到会场上被批斗的颜鸣皋已瘦成皮包骨，脸色也灰暗得让人惊骇时，我难受极了，非常担心恩师生命的安危。后来才知道，颜老师在“牛棚”生活中几乎神经错乱，又因为胃出血过多而危及生命，最后胃被切掉了五分之四。值得庆幸的是颜老师居然奇迹般地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并在1971年被宣布“解放”出来，在1978年重新被任命为技术副所长和总工程师。此后，始终投身于钛合金科研工作的我又有了与颜老师沟通交流的机会。在交谈中最让我感动的是，颜老师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那么大的冤屈和折磨，甚至濒临死亡的边缘，但他始终无怨无悔，坚信自己当年冲破重重阻挠回归祖国的决心是完全正确的，他仍将一如既往地热爱党和祖国，为航空事业做出新的贡献，以此向党表示自己的忠诚。他这样想了也是这样做的，而且做得很好。也正由于他的杰出贡献，他在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荣获航空工业系统的最高奖——航空金奖。

　　恩师在95岁高龄时仙逝而去，离开了我们，但他那“一生一世爱国，一心一意爱党”的精神支柱和“明明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的为人行事之道却一直留在了我的内心深处，是我一辈子要学习的最宝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