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ARJ21-700，西安咸阳—成都双流”。“飞机”开始慢慢启动。外景一瞬间变成了西安，窗外的跑道、停机坪、候机楼一一呈现。慢慢滑动、加速、起飞，整个机身向上倾斜，十几分钟后“飞机”平稳飞行，突然仪表显示座舱内气压偏低，状态已影响“乘客”舒适感觉。飞行员发现问题后，沉着应付，准确调节相关设置，十秒钟之后，数据显示正常……经过1小时25分钟“飞行”，“飞机”缓缓降落在“成都双流机场”。

　　这一幕发生在中国商飞客服中心ARJ21新支线飞机模拟机训练现场。过程中的每一个动态，都在飞行训练部部长王震威的脑中不停回放。这台模拟机里的每一个数据都是他带领团队一个个“抠出来”的。

　　“民用飞机的飞行员没有一个不是通过飞行模拟机训练出来的。要搞好国产大飞机，必须自己研制模拟机的数据包。”第一架国产支线飞机交付在即，对王震威来说，这只是一个新的起点。

　　放弃高薪，要做“有挑战的事”

　　年逾六旬的张方平是中国商飞返聘的老专家。他至今还记得2009年他与前同事、忘年交王震威的那通电话。“他看到报纸说中国商飞正招人，来问问我的想法。我直截了当地说，这里的待遇远比不上东航，条件也很艰苦，你想清楚。”

　　“我不怕苦，就想做有挑战的事。”这是当初王震威的回答。一席话说得老张热血沸腾，他深知，国产大飞机对中国民航人来说，是梦想、是挑战，也是一种难言的责任。

　　王震威就这么辞掉东航的稳定高薪工作，到了商飞客服中心。“以前在东航我也是做飞行培训的，教材都是波音空客给的，完全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他们改动什么，我们就要改，几乎完全照搬。有时候我们提出一些新想法，外方也不采纳，总是一句‘你们按照我们教的做就行了’。”

　　让王震威遗憾的是，当初他所在的团队曾提过一个关于飞行培训用的监控回放系统加入中央云端处理的概念，这个创意被国外模拟机制造商研究出来后就变成了外方的专利，现在这套系统已在民航系统广泛使用，却没有留下任何中国烙印。“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外方的训练体系，没有发言权。”

　　飞行训练对中国大飞机研制是空白点，王震威想从无到有创造一个C字打头(中国商飞的简称COMAC)的训练体系，“野心”不小。那段时间，他如饥似渴地吸收各方面知识，研究中国人心理结构、身体素质，琢磨什么样的训练方式是适合中国人的。“这个门类比较小，国家也没有专门的院校、专业做这些研究，只能靠我们自己琢磨。”

　　老张笑称，王震威工作起来有点“走火入魔”，时间长了，引发了家庭矛盾。“这家伙可不是书呆子，很懂沟通艺术，他不跟老婆正面对抗，而是买了好多菜谱学习，有空了就做菜给家人吃，这一招还挺管用。”

　　五年研发，为模拟机注入“灵魂”

　　搭建一个飞行训练全新体系，是系统工程，非一日之功。其中最关键点是开发模拟机的数据包。

　　数据包，是一个飞机厂家的核心知识产权，飞机的所有数据、秘密、专利都在里面，“看上去就是一张光盘，里面有很多软件方程，波音787的数据包近800多万美元，像空客320这种成熟机型也要120万欧元。作为主制造商，如果不具备这个能力，就是把市场、知识产权拱手让给国外厂商。”

　　模拟机，别小看模拟二字，从操纵程度上来说，它就是一台“陆地上的飞机”，其设计与研制的难度几乎与真实飞机相差无几。当初，ARJ21的模拟机从供应商加拿大CAE公司买过来后，首席试飞员赵鹏驾驶了模拟机却说，怎么都不像我们自己的飞机，操作杆的感觉，起飞、着陆、爬升、转弯的加速度等都跟驾驶ARJ的感受不一样。“我们就是要用自己的数据包，为模拟机注入灵魂。”

　　这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攻关过程。“刚开始凭猜测，想方设法了解外方的数据包，但拿不到任何材料，后来通过国际上一些组织、协会以及聘请海外专家，一点一滴研究，从几份文件开始慢慢摸索，越摸索越难。直到我们有了试飞数据，才慢慢了解数据包是怎么一回事。”

　　飞行训练部设备维护室的邬大鹏，至今仍清晰记得王震威带领他们在西安阎良试飞现场采集数据的经历。1000多架次的任务单堆起来近一人高，包含的试飞测试点一万多个，“王部长带着我们一起仔细分析每一个架次的构型状态、气象条件、试飞科目，与模拟机试飞的测试点逐条比对，筛选出技术状态吻合的科目，再从试飞院测试所提取数据深入分析。”最终，团队累计获得2000多个测试点，安全、圆满地完成了所有模拟机试飞数据获取。

　　模拟机从与外方开始数据协调到结合ARJ21飞机试飞计划数据加载，直至最后投入训练使用，共经历5年时间。目前，我国第一架国产支线飞机ARJ21即将投入成都航空商业运行，每一位成都航空的ARJ21机型飞行员已陆续到模拟机上进行专业培训。

　　面冷心热，学生因为他来到商飞

　　客服中心的不少员工跟王震威初次接触，都会说，“这个领导蛮严肃的，有点怕”，但相处长了就觉得他心里“有团火，热乎乎的”。

　　吴朝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博士时，参加了与中国商飞的校企合作科研项目。“那时我就认识王部长了，我们也经常探讨课题，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思维严谨、做事踏实。”后来，也时常听到师兄师姐评价说，“这个人有想法、有能力、有担当。”

　　于是，2013年底，还没等商飞去学校招聘，吴朝就主动联系王震威，“别的部门我都不去，就来跟你干数据包的研究。”当时他是很多企业竞相招纳的人才。

　　樊越强之前在IBM从事软件开发，刚到商飞非常不适应。“自己对航空知识了解不多，过去的经验又感觉没有用武之地，怀疑自己来商飞是不是来错了。”

　　王震威看出了年轻人的迷茫，鼓励他在计算机辅助教学这个新领域钻研。“王部长经常说，要把个人的能力和兴趣结合在一起，在中国商飞这个大平台上发挥聪明才智。我在商飞的经历就是验证了这句话。”

　　航空公司在机型训练方面的计算机辅助教学都是找制造厂家买的，或者委托第三方开发。在王震威的开导和帮助下，樊越强找到了在中国商飞工作的重心，他们一起申请了基于互联网的计算机辅助教学课题项目，今年下半年完成了ARJ21-700的飞行理论计算机辅助教学所有的自行开发。

　　“他会在细微当中关心别人，不会用嘴巴说，全部是在行动中。王部长私下会把他之前的一些经验，包括空客和波音的计算机辅助教学以往的资料和我分享，然后在技术上一起探讨。找到了舞台，现在觉得越干越有劲。” (来源：新民晚报 本报记者 叶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