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投射能力。中国的军事和民间理论家一直积极讨论中国人民解放军未来应该提高的能力以推动传统需求以外的中国利益的获得。一些高级官员和民间理论家主张增强解放军的力量投射能力，以便完成与台湾及地区争端以外的任务。中国官员在公开场合表示增加中国的海上能力范围旨在加强国际维和能力、人道主义援助、灾害支援以及保护海上航线。2012年解放军海军第一艘航母的调试除了是国家荣誉的象征，也说明了这些愿望。

　　决策指标和意图。中国决策的变化有几大可能指标，这取决于是何种问题。中国的意图可以从中国在地区和跨国组织的演讲、在官方和国内报纸中的评论或中国知名智库、中国国防白皮书的调整、与民间或军事谈话者的话题、军事力量部署、军事外交政策的变化中体现出来。

　　解放军的军事活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水平不断显著提高。在操作上，这种行动水平提供了解放军分享外国军队(不管是现代化的，还是正在发展中的军队)的理论、策略、战术、技术和程序的机会。在战略上，中国将军事行动力作为展示解放军日益增长的能力、现代军事地位和一个负责任的安全伙伴的潜在作用的平台。

　　高层互访和交流使中国军官提高了国际知名度，更好地理解各国的世界观，也向外国民众传达中国的军事地位，并通过人际交往和军事援助项目推进外交关系。增加解放军的出国旅行使中国的军官能考察和研究外国的军事命令结构，单位结构和操作培训。

　　中国人民解放军越来越多地参与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这些演习中获益，提高了影响力并加强了与伙伴国家及组织的关系。这些演习还能为解放军在反恐、移动作战和后勤等领域提供机会，有助于促进解放军的现代化。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观察更先进的军队的策略、指挥决策、和所用设备，还能更好地进行操作。

　　解放军在拥有美国军事设备、系统和武器的国家的军事演习中作为参与者或观察者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导致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向中国披露国防用品、技术数据、或国防服务信息。公法第101条 – 246条——天安门法规——规定禁止向中国转移或披露美国原创的文章、国防服务、技术数据和/或技术。此外，公法第94条 – 329条——武器出口管制法——及国际武器运输条例列出中国作为美国政策否认向其转让或出口国防物品(包括技术数据)和国防服务的国家。

　　中国政府起初进行军售是为了加强对外关系和提高收入以支持其国防工业。中国的军售范围从小型武器和弹药到联合开发或转让先进的武器系统都有。中国的公司主要将武器销往发展中国家，主要服务于中国的战略目的。例如，中国维持与巴基斯坦的强劲和长期军事技术合作，其中包括武器销售和国防工业合作。对苏丹等其他对中国有战略重要性的国家，向它们销售武器和提供其他安全援助可以帮助中国深化发展关系和平衡中国的能源进口。

　　随着中国的国际和地区利益变得越来越复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国际事务将增多，特别是在地区的维和行动、打击海盗、人道主义援助/救灾 (HA/DR) 和联合演习中。除了加强解放军现代化，这些活动的焦点仍将可能服务于构建中国的政治关系，缓解各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心，打造中国的外部影响力(尤其在亚洲)。

　　中国的军事领导层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手段，在组织上服从党组织的领导。职业军官都是中共党员，公司及以上级别的单位有政治官员，负责人事安排、宣传和反间谍活动。各级重大决策都是由中共委员会做出，这也由政治官员和指挥官领导。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央军事委员会 (CMC)，严格讲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部门，但主要是由军官组成。中央军委主席不是军官，通常是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其他成员包括几个副主席，军事服务指挥官和四大部的部长。

　　中国国防部 (MND) 并不等同于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国防部”，而是一个协调军事相关任务、职责与文官政府和和武装力量的部分职责重叠的小办公室，其职责包括处理对外军事关系，动员和招募士兵，开展“国防教育”和为军事行动争取公民支持。国防部长是既是军官，也是国务院 (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和军委的成员。

　　随着解放军越来越职业化，军方现在在主要政治机构持有的正式职位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甚至2000年的时候要少。随着中国革命一代的消逝，只有少数的国家领导人曾去过军队服役：自1997年以来，政治局常委委员中没有一个军官，现在的25个政治局委员中，只有4个委员有军事经验。然而，由于中央军委的特殊政治地位和解放军在军事知识技术中的近乎垄断作用，解放军仍在中国的国防和外交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即使解放军仍服从党的高层领导方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长期存在的政治协调问题和中国日益活跃的媒体有时也会导致解放军的相关行动或言论偏离中国其他主要政治机构的位置，尤其在国家主权和领土问题上。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

　　主席习近平同时也是党总书记，并且将在春季的选举中被选为国家主席，这代表这最近十年权利的完全转移。在成为中国的新任总指挥之前，习只是中央军委的副主席。习的父亲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期间是一位重要的军事领导，在20 世纪80年代成为政治局委员。在习近平早期的职业生涯中，他担任过国防部长的秘书，作为一个省级官员，他应该有充足的机会与解放军打交道。在会见美国官员时，习近平强调要加强中国与美国政府间的相互信任。

　　副主席范长龙中是中央高级军事官员。他曾担任济南军区 (MR) 司令员，这是新操作理念和技术的试验台，近几年一直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训练的最前列。范是济南军区的七个指挥官中服役时间最长的军官，之后被晋升为中央军委委员。他还在沈阳军区待了35年，据说他曾在那儿与即将离任的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最高政治军官徐才厚在同一单位。

　　副主席许其亮——第一个被提升为军委副主席的职业空军军官——此前曾在中央军委担任解放军空军指挥官，管理快速部队现代化和加强空军的外交能力。他主张扩成功解放军的力量并增强解放军空军的作用，包括在2009年声称空军应该引领空中进攻能力的发展。许在职业上可能曾与习近平有交集，当时两人都在福建省服役。许是第一个担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的解放军空军军官，并且只有54岁，这在解放军历史上是年龄最小的。

　　常万全在2013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国防部长是解放军的第三大高级军官，管理解放军与国家政治机构及外国军队的关系。常曾担任总装备部部长，负责解放军的武器开发和空中任务。他很善于处理中越的边境冲突，并在跨军区中身居高位。

　　总参谋长部总参谋长房峰辉负责监督解放军的操作、训练和情报工作。他在2009年中国成立60周年的阅兵仪式中担任“总司令”，并监督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安全工作。房是第一个由北京军区司令员直接升为总参谋部总参谋长的人。2007年他被提升成为北京军区的领导时，是最年轻的军区司令员。

　　总政治部主任张阳监督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包括宣传、纪律、和教育。他之前曾担任广州军区(与越南接壤，临近中国南海)的政委。张认为在一个较小的年龄任职，这与其他一生都在一个军区的新任中央军委成员不同。张还参与解决中越边境冲突，支持抗击2008年1月中国南部的暴风雪灾害。

　　总后勤部主任赵克石负责监督解放军的财政、土地、矿山、和建设职能。赵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南京，负责台湾应急工作，最近担任过该项工作的指挥官。据说他也曾在引发1996年台海危机的军事演习中担任演戏指挥官。赵还负责国防动员和和后备力量建设。

　　总装备部主任张又侠负责监管军事武器发展和空间计划。张绰号“巴顿将军”，在1979年中越的短暂冲突中担任战斗指挥官，表现了难得的战斗经历。张曾任沈阳军区(与朝鲜及俄罗斯接壤)司令员。张属于中国的军事“太子党”。他的父亲在中国是一位著名的军事人物，曾在20世纪40年代与习近平的父亲一同服役。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吴胜利2006年便已担任海军司令，2007年进入中央军委——近几十年第二个享受如此待遇的解放军海军司令。在吴的领导下，海军增加了区域外演习、跨国巡逻和与外国海军交流，并首次发起海军前往亚丁湾护航。作为第一个担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的职业海军军官，吴领导了中国三个解放军海军舰队中的两个。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东海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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