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生来为战胜

2013年02月28日 03:59  解放军报 

  ■有备才能无患,能战方能止戈。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军人今天的一切努力,就是为明天的战争做准备,为履行自己的神圣使命而努力。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能打仗、打胜仗,就是要保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不断焕发军人的锐气与血性。只有敢打,才能必胜;只有敢于“亮剑”,才能“狭路相逢勇者胜”。

  军委习主席深刻指出,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必须按照打仗的标准搞建设抓准备,确保我军始终能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贯彻习主席的重要指示,就是要始终坚持军事斗争准备龙头地位不动摇,努力提高我军信息化条件下威慑和实战能力。

  军队首先是战斗队,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是军队的根本职能,是军队存在的价值所在。自军队产生以来,尽管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不断发生变化,战争形态因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变化,作战方式方法因科技和武器装备的发展而更新,但准备战争、进行战争、赢得战争,始终都是军队的根本职能。

  人类历史上充斥着大量的战争。据瑞典、印度学者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1964年这5164年中,世界上共发生战争14513次,只有329年是和平的。从这个角度看,人类历史是一部战争史,是胜利者的历史。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我军既是战斗队,也是生产队和工作队。在“三队”并存的能力建设中,毛主席强调,“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个战斗队。”没有战场上的节节胜利、高歌猛进,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政权,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无从谈起。

  也正如此,以色列学者马丁·范克勒韦尔德甚至不屑认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认为“战争本身也是一种目的”,体现为“一切为胜利”的特殊战争文化。尽管武器、战术等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战争的一些最本质的特性却依然如故。正如德军参谋总长施里芬(1893-1905年在职)的表达,“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愚蠢的问题:怎么打赢。”

  军人没有和平时期,要么正在打仗,要么准备打仗

  美国麦尼尔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崛起时,发现了四个关键要素,其中之一便是,14-17世纪年形成的“军事-商业复合体”。在他的考察里,资本主义市场扩张与军事崛起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互为一体。与此相似,成吉思汗的军队之所以无往不胜,原因也在于他们亦猎亦军。

  国富与军强两者一旦割裂,便难以为继。曾以“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鼾睡”流传于世的赵匡胤以武力建立了宋朝,但其后人却自废武功,先败于女真,再败于蒙古,所创造的璀璨文明化为灰烬。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清朝的GDP总量约占世界三分之一;甲午战争前,GDP总量是日本的9倍。可是,战争之后,割地、赔款,差一点沦为殖民地。古罗马韦格修斯说,如果你想要和平,那就准备打仗吧!战争的胜败,实际上是在战前决定的。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在回忆苏德战争时说:“在战争的头几个月,斯大林表现出对战略筹划的准备不足。经历一系列严重失败和付出惨重的代价之后,他完成了作为一位战争指挥者的成长过程。”可是,现代战争还会有几个月的时间来满足“成长过程”的需要?海湾战争持续了78天,阿富汗战争61天,伊拉克战争的“战争时间”只有21天。现代战争的发展越来越像苏沃洛夫所说的,“一分钟可决定战斗的结局,一小时可决定战局的胜负,一天可决定帝国的命运。”

  军人平时的一切努力,就是为应对战争做准备,为履行自己的神圣使命而努力。战争愈趋于速决,军事斗争准备就愈趋于持久。养兵千日,备战千日。稍有差池,就有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军事斗争准备是长程赛跑,你在大步前进,敌人也没有睡觉

  军事斗争是国家之间力量、智慧和意志的博弈,是军队之间的生死搏杀。任何国家即使得到不同程度的安全承诺,也会想方设法地增强军事实力,把国家安全把握在自己的手中。军备竞赛一直就没有停息。

  战争往往会在一方准备不充分的时候发生。敌人不可能在我们完全准备好、按照我们准备的方式进攻。任何准备都是相对的、动态的。北洋水师组建之后,拥有了当时亚洲最大、世界第二规模的海军舰队,并两次带有炫耀性、威慑性地访问了日本。殊不知,正是这种访问,使日本认识到差距,奋起直追。日本天皇甚至专门发布敕谕,从文武官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作为造舰费缴纳国库。结果,后来者居上,1894年的甲午海战使得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列宁说,“我们在前进,敌人也没有睡觉。”军事斗争准备是一场不见终点的长程赛跑,稍稍懈怠一点,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以军事变革为主要特征的世界范围的军事斗争准备正锣声紧、鼓声急。美军在总结反思近几场局部战争经验教训基础上正在推动“二次转型”,俄罗斯围绕建设“职业化、常备化、精干化”军队正在深入推进“新面貌”军事变革,日本正在谋求“外向型”军事发展,印度积极打造“三军一体”的国防军。其他国家的军队转型与发展也概莫能外。

  与之相应的是,军事科技的迅猛发展正在使军事斗争准备的领域向更宽泛的领域延伸。制太空权、制电磁权已然成为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范畴。英国战略家富勒曾浪漫地回忆历史,“西班牙舰队的失败,好像一句耳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了英国人的耳中:在一个商业的时代,赢得海洋要比赢得陆地更为有利。”近几场局部战争,也告诉了我们信息化社会的秘密,赢得信息优势比赢得其他更重要。

  军事斗争准备是人的准备,需要能力的准备,更需要意志的准备

  正如毛泽东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即使在对信息技术高度依赖的美国,也是把战争的制胜因素植根于人的基础之上。约翰·博伊德坦承,“机器不会打仗,地形不会打仗,打仗的是人。”军事斗争准备,最终还是人的准备。

  战争依旧是人的对抗,只是越来越让位于智慧与技能的较量。美国罗伯特·斯格尔思在《未来战争》一书中反复强调,信息技术是“中性”的,正如历史上任何一种技术进步一样,有矛就有盾,人们总能找出对付它们的办法。“相比之下,思想准备将比战争中所需要的任何一种技术手段都更为重要。”拥有先进技术与科学运用、熟练驾驭技术手段完全是两回事。“技术只不过有助于发展一些连贯的、明确的作战概念,但无助于没有训练或准备不充分的军队。”

  人的对抗,也依旧是意志的对抗。拿破仑说,“战争的胜负,四分之三于精神因素,只有四分之一于实际力量的对比。”军队能打仗、打胜仗,固然要靠战略战术,要靠体制机制,要靠武器装备,要靠综合国力,但没有战斗精神,光有好的作战条件,军队也是不能打胜仗的。

  在思想和意志上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通过近似于实战的环境不断培养。弗雷德里克·W·卡根曾将海湾战争中美军坦克击毁伊军坦克更多地归因于训练而不是技术之差,“即使双方交换了装备,(美军)也照样能打赢。”他更特别强调,训练对于意志的锻造,当官兵们发现实战似乎比训练还容易时,他们就不会再畏惧战争。而反之在伊拉克,成天拿着武器走在街头高呼反美口号的伊军士兵,等炸弹临头时,大多是不战自溃了。

  章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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