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梁光烈将军率军方代表团访问美军驻北卡罗莱纳州的海军陆战队勒琼基地。

　　美国《纽约时报》1月29日文章，原题：不要遏制中国，要和它合作 上周，《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以东海岛屿争端为理由，警告“中日两国正在滑向战争边缘”。这个论断或许有点过于杞人忧天，但是当前的紧张局势，为一些敦促实行“遏制”中国政策的美国分析家提供了支持。

　　遏制政策是为另一个时代设计的，美国现在并没有寻求，也不应当尝试这种政策。在冷战的初始阶段，遏制意味着对苏联进行经济孤立，同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的地区性联盟则要制止苏联的军事扩张。后来，让“遏制之父”乔治·F·凯南(George F. Kennan)感到懊恼的是，这种观点催生了“多米诺效应”理论，而后者促成了越南战争的升级。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指的是，几乎不进行任何贸易，也几乎不进行任何社会联系。然而，如今的中国绝非当时的苏联。中国并不是在争夺世界霸权，而且美中之间不仅贸易额巨大，两国还有大量学生和游客的交流。

　　在克林顿政府任内，我1994年在国防部参与制定东亚战略时，我们拒绝采取遏制政策的原因有两点。如果我们把中国视为敌人，它将来必定就会成为敌人。如果把中国当做朋友，就会为迎来更加和平的未来创造可能性。我们设计了一个“融合但两边下注”(integrate but hedge)的策略，有点类似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信任但核实”(trust but verify)策略。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并接受中国的商品和游客。但在1996年的一份声明中却重申，美日两国战后签订的安全条约，是东亚地区稳定与繁荣的基础。克林顿总统还开始着手改善与印度的关系，以冲抵中国崛起的影响。这个战略赢得了跨党派的支持。乔治·W·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在加深与中国的经济往来的同时，持续改善与印度的关系。他的副国务卿罗伯特·B·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曾阐明，美国将会接受中国的崛起，并将它当做“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

　　奥巴马面向亚洲的“再平衡”，涉及将海军资源转移到太平洋地区，但也涉及贸易、人权和外交举措。作为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E·多尼隆(Thomas E. Donilon)去年11月说，美中关系中“既有合作的元素，又有竞争的元素”。亚洲不是铁板一块，亚洲内部的力量平衡应当成为我们战略的关键。日本、印度、越南，以及其他国家，不希望中国主导一切，因而欢迎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除非中国能够成功地提升其“软实力”，从而吸引盟友，否则中国军事和经济“硬”实力的提升，可能就会让邻国出于忌惮集结在一起，从而冲抵中国实力。

　　相当规模的美国军事和经济存在，能够帮助维持亚洲的力量平衡，塑造一个激励中国开展合作的环境。但美国朝向亚洲的再平衡，不应太过强势。我们不能忽视凯南对过度军事化的警告，应确保中国不会感觉自己受到包围或面临危险。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能够合作抗击气候变化、流行病、网络恐怖主义，以及核扩散，从而实现共同受益。随着中国越来越依赖中东的能源，我们应当对海事监管展开磋商，确保船只自由航行，并将中国包括在太平洋海军演习中。我们应当帮助中国开发国内的能源，如页岩气，也应当鼓励中国和日本重新启动2008年的一项联合勘探海底天然气的计划。我们应当阐明，如果中国满足一定的标准，就能加入“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这是一项针对环太平洋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提议。

　　应对一个崛起的中国，遏制根本就不是一个合理的政策工具。实力的意义就是能够获得想要的结果。有时候，美国与别国合作时，比单纯压制别国时，实力更强。(作者：小约瑟夫·S·奈(Joseph S. Nye Jr。)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曾为美国五角大楼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