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岛上空扔下“小男孩”原子弹的B-29“艾诺拉·盖伊”机组

　　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2日发表题为《有关原子弹的五个迷思》的文章，作者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美国外交史荣休教授格雷格·赫尔肯。文章对于二战中对日在广岛、长崎使用原子弹引发的一系列历史观点进行了不同的解读。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另一颗原子弹8月9日落到了长崎。几十年后，围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核武器的决定依然存在着争议和误传。

　　第一，投放原子弹结束了战争。

　　认为投放原子弹促使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的观点已经成为了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方式和原因的误解。然而，许多美国人都是这么想的，而且实际上美国的所有历史教科书里也都是如此记载的。

　　日本政府的会议记录向外界揭示了更为复杂的故事。根据日本史实记载得出的最新且最为全面的学术研究成果指出，相比两天前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的事件，苏联8月8日出人意料地对日本宣战或许给东京带来了甚至更大的打击。在此之前，日本一直都希望此前已与该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苏联人在通过谈判结束战争时或许能够充当其仲裁者。正如历史学家长谷川毅在其著作《与敌人赛跑》一书中写道，“事实上，是苏联发动的攻击，而非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的事件说服政治领袖决定结束战争。上述两个事件一起，再加上8月9日投放的第二颗原子弹，在提出投降理由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第二，投放原子弹挽救了50万美国人生命。

　　美国前总统哈里·杜鲁门在自己的战后回忆录中写道，一些军队领导人当时告诉他，如果对日本展开登陆作战，那么有50万美国军人可能会因此丧命。这一数字在那些试图证明使用原子弹进行轰炸的做法具有正当性的数据中间已经成为权威数据。不过，军方当时估算的数字却并不能为它提供支持。正如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巴顿·伯恩斯坦所指出，美国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1945年6月中旬曾预测称，定于11月1日开始执行的登陆日本作战计划将会导致美军伤亡人数达到19.3万人，其中将有4万人死亡。

　　然而，正如杜鲁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言，在原子弹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如果他没有使用原子弹，而美军将士在登陆日本时战死在海滩上，那么他将面对美国民众的怒火。

　　第三，如果不投原子弹就必须登陆日本。

　　使用核武器的决定通常都是可供选择的方法之一——投放原子弹或登陆日本海滩。但除了进行常规轰炸和对日本实施海上封锁外，当时还存在两种得到人们认可的选择。

　　首先是在军方使用原子弹之前向日本展示原子弹的威力，或是只证明原子弹的威力而不使用它。美国可以当着来自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观察员的面，在一个无人岛或沙漠中引爆原子弹，或是用它炸掉位于东京之外的富士山的山顶。展示原子弹威力的这一选择基于实际原因而遭到拒绝。在1945年8月，美国仅拥有两颗原子弹，上述方法或许会被证明是无用功。

　　另一种选择是接受日本的有条件投降。美国从截获的通信信息中了解到，日本当时最关注的事情是不要把裕仁天皇当做战犯对待。“天皇条款”是日本投降的最终障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坚持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罗斯福于1945年4月中旬去世后，杜鲁门总统重申了上述要求。

　　尽管美国最终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但“天皇条款”实际上在日本投降后得到了准许。在日本的盟军指挥官麦克阿瑟将军战后说：“无论如何，我都不想贬低(裕仁天皇)在自己民众眼中的地位。”他在日本投降后向该国外交官作出了相关保证。

　　第四，日本在投放原子弹前接到过警告。

　　美国在实施常规轰炸前已在日本多个城市上空散发传单，敦促平民逃离现场。有关各国于1945年7月26日签署呼吁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后，美国散发了写有“除非日本遵守上述命令，否则将遭到迅速而彻底的毁灭”的传单。杜鲁门在广播中讲话时也曾谈到过“从空中降临的毁灭，在这个星球上前所未见”。这些行动导致许多人相信，日本平民当时收到过有关即将发生的核攻击的警告。涉及原子弹的一个争论问题是：“日本人被警告过吗？”

　　事实上，在核武器首次使用之前，已被选作攻击目标的那些城市都从未接到过任何明确的警报。美国是有意忽略警报的。他们担心，接收到预警的日本人会击落装载着原子弹的飞机。日本的城市当时已被日常发射的燃烧弹和烈性炸弹所毁坏，而且有近10万人已在针对东京的燃烧弹攻击中丧生，所以没有理由认为《波茨坦公告》或杜鲁门的讲话将会引起特别注意。

　　第五，在特定时间安排投放原子弹是为了获得超越苏联的外交优势地位，而且被证明在冷战早期成为一张王牌。

　　上述结论是修正主义历史编纂学的一个主要观点。它指出，美国决策者希望在苏联参与相关战斗前利用投放原子弹的做法终结针对日本的战争，以免让苏联人在战后制订和平解决方案时扮演重要角色。使用原子弹也会使苏联人认识到这种美国独有的新武器的力量。

　　实际上，是军事计划而非外交优势决定了实施原子弹攻击的时机。有关人员接到了指令，要求其“做好准备后尽快”投弹。

　　不过，战后的政治考虑确实对原子弹攻击目标的选择产生了影响。时任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命令把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意义的城市京都从攻击目标的名单上删除。史汀生本人对京都十分熟悉，他和妻子曾在那里度过蜜月。据史汀生说，杜鲁门对此表示同意。其理由是，如此残酷的行动所带来的痛苦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或许不可能会令上述地区的日本人与我们和解，而不是不可能让他们与苏联人实现和解。

　　杜鲁门手下的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像史汀生一样希望原子弹轰炸或许会被证明是“与苏联随后进行外交交涉时的一张王牌”。但他们都大失所望。1945年9月，伯恩斯参加在伦敦召开的各国外交部长战后首次会议后返回美国时哀叹说，苏联人“固执、倔强，而且他们毫不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