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从西印度洋俯瞰印度与中国

　　我对地区问题的研究最早从南亚开始，研究南亚就不能不研究印度和印度洋。当时比较早阅读到并印象深刻的是印度共和国海权理论的奠基者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1895～1963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出版的《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India and The Indian Ocean An Essay on The Inflence of Sea Power on Indian History)和尼赫鲁在1946年出版的《印度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India)。读了这两本书，也就理解了尼赫鲁书中“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这句广为流传并有各种解读的名言中所包含的对未来印度深深的忧虑——当然也包含着印度对中国的戒备。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进一步发现，潘尼迦海权理论与尼赫鲁的担忧源于西方海权理论及其对印度的地缘政治安排。这两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与西方海权和陆权理论的奠基人物马汉和麦金德生活在同一时代，他们的祖国印度又长期受到英国的殖民压迫，这样的经历使他们天然地戴上在当时很是时髦的西方地缘政治视镜来看待世界及印度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即使几千年来，中国和印度之间，更多的只是文化交流而少有武力占领遑论民族殖民的经验。

　　事实上，中国不同于那些远离印度洋的西方海权国家。西方海权国家因远道而来，他们在印度洋只能靠占领系列岛屿而存在，目前我们能读到的海权理论提供的都是这样的所谓“岛屿链”的视角。但中国是位于印度洋北岸的最大的国家，换言之，太平洋和印度洋就是环绕中国东南两面的邻海和近海。象中国这样的国家有的是时间等待，也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地在印度洋推行自己的外交政策，因而用不着在此地区扩张领土，它完全可以用与印度洋沿岸国家和平交流的方式在这一地区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当年玄奘、郑和等都是顺着这一规律和平地将中国的影响力通过“一带一路”传送到印度和印度洋的。中国人与印度人一样，也受到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害，因此，中国人在观察印度洋问题时不应陷入西方海权理论的窠臼，而应以“反潮流”的勇气摆脱西方地缘政治的思维惯性，采用符合中国地缘政治特点的中国视角，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1]来研究和制定中国的印度洋政策。

　　另外，研究中我还发现，历史上真正能对中国大西南安全产生重大压力的方向——因为喜马拉雅山的屏护及中国在几乎陡直的喜马拉雅山地中所处的居高临下的地势——较少地来自南方印度洋，而更多地来自东北亚。比如清兵入关、日本从东北入侵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拿下东北、挥师过江后国民党在大西南的纵深布局等都促成了大西南的战略地位及其相关通道的战略需求陡升；而60年代初的中印关系的紧张和冲突以及中国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又不能不是美国对新中国东部越逼越近的海上封锁继而介入越南内战[2]以及中苏“珍宝岛”冲突后的联动结果。

　　从隋朝至明朝再到民国的颠覆国家的力量一直都是沿着这条线越推越大的。1937年3月，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3]为墟。”[4]笔者理解这是说琉球、台湾和朝鲜半岛的齿唇依存的关系；但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战”后窃取中国台湾、1910年全面占领朝鲜、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诸事件所展示的连贯逻辑同样表明：“三韩”不保，中原为墟。朝鲜半岛是中国——当然也是俄国——东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门洞开，且不论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国东北动乱及其对中国工农业经济的影响，仅从地缘政治及近现代历史经验看，更会直接威胁中国京畿重地，并对中国的整体稳定造成重大冲击。只有朝鲜半岛稳住了，我们的大东北方可无忧；反之，东北亚的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导到北京中枢，北京动则全局动，全局动则西南重。所以毛泽东当时特别看重明成祖把国都立在北京的经验，说他“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5]，这是因为他特别重视“关外问题”。关外问题即全国问题，全国问题很快便会转化为西南问题。明乎此，我们就理解了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说“我们绝不学李自成”、50年代初“抗美援朝”及60年代强调“三线建设”举措、乃至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之间的战略关联。从这个视角观察，中国东北通道乃至朝鲜与西南通道乃至缅甸，对于中国全局稳定具有紧密的战略联动的意义，对于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整体地认识和把握中国国防及周边外交政策，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1953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即被调派到云南工作的秦基伟，告诉他：“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6]

　　古今霸权国家来到印度洋便进入衰落期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印度洋地区争强好胜的结果都是不好的，独吞世界从而独控印度洋的想法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对中国和对印度都是非常有害的，只有分享才是守福之道。持久聚积中国影响力并以和平的方式向印度洋持续纵深辐射，应当是中国印度洋政策的基本特征。中国坚守这样的理念和基于这种理念的政策就会帮助印度洋国家减轻“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的紧张感，我们也不会在印度洋不恰当地透支我们的国力并由此保持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在21世纪下半叶的持续发展。

　　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7]，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亦将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步入世界大国行列的国家，就不能不关注印度洋并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并体现本国特点的印度洋政策。本书最后一章以“两个一百年”为节点，以2049年为限，提出中国未来印度洋政策构想。这个政策可分近期、中期和远期三步。近期目标配合第一个一百年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中期目标配合国家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后向第二个百年即“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过渡，远期目标则服务于党的第二个一百年任务的实现。时间节止点为2049年；在前两阶段即近期和中期的政策特点可以用“深挖洞”来概括的话，那下一步即远期的政策特点则可用“不称霸”来概括。其总体战略布局可用“三点一面”来涵盖。

　　与潘尼迦当年为印度写作《印度与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时的考虑一样，上述思考促使我考虑写一本从中国人的地缘政治视角看待印度与印度洋的著作。这个想法得到云南省印度洋研究会的支持，由此陆陆续续出了一批成果，最终以近期完成的《印度洋与中国政策——目标2049》报告收官并作为云南省印度洋研究会重点课题成果集结出版。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有意与潘尼迦的书同名，其副标题的不同选择意在表明，这是一本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印度视角的中国学者关于印度及印度洋问题的研究著作，其成果也可看作是中国学者站在中国地缘政治立场对印度海权奠基学者潘尼迦先生的思想在半个世纪后的呼应和回应。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8]同出幽谷的鸟儿都能寻求同类的友谊，从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压迫获得解放不久的中国和印度，兄弟无远[9]。

　　印地—秦尼巴依巴依！[10](作者署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张文木 来源：《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