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也是土耳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俗语来说，现代土耳其曾是“军人监国”模式的典型案例。在土耳其这样没有进行过全面社会革命的国家，虽然仿照西方建立了现代国家体制和代议民主政治，但政客当政后的政策往往会过度向本党派、本地区选民、本家族或利益攸关势力倾斜。当这些政客捞取私利导致民怨沸腾的时候，军方时常会进行干预，然后“还政于民”，这几乎已经成为“传统”。

　　但是，当前的土耳其领导人显然不会允许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自己头上。因此，在过去数年中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许多军队高级军官被捕。

　　居兰及其所领导的势力代表着另一种意识形态体系，与执政党有交集但不一致，在相当多的具体利益上更不一致，双方在需要合力应对军方之时结成同盟，但也会相互博弈。

　　在此前的“军队未遂政变案”期间，政府抓捕了超过200名军官。但是，居兰势力想要彻底清洗世俗派军方人士，而政府领导人想要控制冲突规模。最终，政府虽数次更换检察官，但由于居兰一派影响很大，政府只能顺水推舟，清洗了一批军方世俗派人士。

　　然而，此举在土耳其国内遭遇极大反弹。而且，清洗导致有经验军官严重缺失，在相当长时间内严重影响土耳其陆军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指挥和谋划能力。这反过来导致土方今天在叙利亚问题上缺少重要的政策选项。

　　伴随着中东地区很多国家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经济社会政策“向右转”，其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极大转变。土耳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私有化改革。自2002年至今，在现领导人执政的11年间，经济政策也延续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思路，对包括邮政、交通、电力、矿业等多个行业在内的国有资产进行了私有化，对欧美资本开放。

　　不能否认，在此过程中，有相当一批政府人士从中获益。一部分人因掌握权力而腐败，另一部分因接近权力可以影响决策而腐败。2013年，三名与埃尔多安关系密切的部长曝出腐败丑闻，使埃尔多安长期以来刻意经营的廉洁形象遭遇危机。

　　埃尔多安在土耳其国内摸爬滚打几十年，国内政治生态和力量对比了然于胸，但面对稍大一些的棋局，似乎不那么得心应手。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是埃尔多安的外交智囊，他是学者出身，但在实务操作中也有其局限性。土耳其外交政策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困局，与俄罗斯的交恶所导致的长期紧张，实际上也对土耳其自身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