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可能还记得，在2013年7月3日埃及军方发动政变推翻民选穆尔西政府当晚，北京大学毕业的中东研究者王丁楠冒险走进了那个流血的开罗之夜。有别于坐而论道者，他深入动荡之地为我们写来很多实地报道，呈现了“阿拉伯之春”美好愿望之下惨淡又真实的现状。他也曾信步德黑兰山间，听伊朗中产妇女聊家长里短、倾诉心结。

　　因为经常往来于穆斯林世界与欧洲之间，对于恐怖主义以及世人的反应，他也有自己的看法。巴黎惨案之后他写下这篇短文。】

　　在11月13日巴黎发生惨烈恐袭之后，很多媒体和网民不由自主将矛头指向西方政府，指责它们是中东乱局和恐怖主义泛滥的始作俑者。各种爆料频频涌现，将美国和欧洲在中东的阴谋描述得绘声绘色：扶植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铲除与西方作对的政治强人，甚至要重绘地区版图。一时间，中东问题成了周围朋友们热议的焦点，而他们对美国的指责让我感到似曾相识，仿佛是置身于阿拉伯或伊朗人之间参与讨论。

　　对西方又爱又恨，仇视与谄媚交织，算是中东各国人民的一大特色了。尤其是伴随着近五年来该地区丛生的乱象，阴谋论层出不穷，戏谑和搞怪更是花样百出。

　　记得2012年夏天，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问埃及时，当地人自发列队欢迎，向她的车队齐声高喊“Monica, Monica”(莱温斯基的名字)；到了2013年，美驻埃大使安·帕特森又成了矛盾焦点，舆论指责她操控穆兄会搞垮埃及，披露穆兄会卖国政府不断到美国使馆请示汇报；后来，在埃及报纸上奥巴马干脆变成了穆兄会成员(好吧，也有将近一半的美国共和党员指责奥巴马是穆斯林，真是个苦总统——观察者网小编注)；再往后，政变爆发，穆尔西被囚，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多次来埃及斡旋，被示威者围攻，夹在两派之间里外不是人——军方支持者说她纵容恐怖主义，伊斯兰党派说美欧抛弃民主支持军队搞政变。

　　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乃至我在开罗学习时使用的阿语教材也充斥着对西方的抱怨。课文里，阿拉伯的粮食问题、冲突频仍、航天事业发展滞后都是西方的错。后来辗转到了德黑兰，我感到民众对美欧充满向往，但还是有相当的既得利益者坚持宣传美国是万恶之源，声称伊斯兰国就是奥巴马搞出来的。

　　这些虚虚实实的指责说得太多，在西方也就没人在乎了。面对有关中东反美情绪的提问，美国务院发言人甚至懒怠回答，搪塞一句“我们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作为领导，被批评当然正常”。对于阿什顿在开罗被抗议者围堵，一位欧盟外交官对我说：“有抗议不是坏消息，至少说明欧盟在他们眼中是一支重要力量。”埃及政变后，美欧缩减对埃援助，当地人继而发起了抵制西方贷款的行动。我在一次讨论会上问德国官员和学者怎么看待这个动向，场下的阿拉伯人点头赞同，台上的德国人却觉得不足为虑——“他们早晚还是要来朝我们要钱的”。

　　西方人在中东的高傲和高调，自然会引发人们的反感和谴责。但我们作为局外人，大可不必像阿拉伯国家、伊朗或是以色列人一样，一出问题就把责任推到西方身上。无论美国还是欧洲，改造别国社会生态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中东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肆虐，最重要原因还是出在国内。早在西方发动战争、挑起事端之前，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埃及的内政就已经满目疮痍，执政者(往往是单一民族、教派或家族)赢者通吃，反对派走投无路，政权架构和社会运转呈现出明显的不全面、不协调和不可持续性。

　　随后到来的战争和“革命”诚然给这些国家带来巨大破坏，但在这一切爆发前，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埃及也绝不是某些人想象中政通人和的中东天堂。在一个政治高度腐败，经济停滞不前，社会风气日下，对外屡战屡败的社会里，民众不停在问：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为什么西方道路、民族道路都无法救国？我们现在还能靠谁？最终大家得到的某种模糊共识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背离了宗教指引的正确道路，如今的沉沦和乱象就是惩罚。保守化趋向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应运而生。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自发行为，而不是某个政府、组织或教派强加在人们头上的。

　　“我感到天越降越低，我看到社会中发生的事和教义描述的末日前兆十分相像。太好了，末日要降临了！我信仰虔诚，我盼望接受审判！”类似这样的话我在不少埃及年轻人那里都听到过，这是他们反思个人和社会难局的真实写照。无论有没有西方捣乱，这种保守化的趋势已经成型。而对于那些遭遇既得利益者疯狂打压、甚至每日面临死亡威胁的反对派，恐怕就不只是回归传统的问题了。

　　相比之下，我们看到基于不同的国内治理模式，伊朗的情形迥然不同。西方无论是搞制裁，还是在2009年鼓动示威者闹绿色革命，甚至是扬言武力入侵，伊朗的民主政治架构和经济发展模式遵循着一套自己的路数，尽管改革发展缓慢，却维持了稳定。伊朗人痛恨制裁不假，但西方的打压反倒使民族自信心更强，因为“即便是全面制裁也没能把我们怎么样”。试想一个对本国历史文化、对自身主观能动性充满信心的民族，又有什么动力去搞宗教复古，或是模仿一千多年前异质的阿拉伯人的作为呢？！所以伊朗表面上政教合一，宗教仪轨却是自上而下推行的，社会层面不仅没有呈现出自发的保守化趋向，反而呼唤与之相反的路径。

　　除上述内政问题外，恐怖主义在逊尼派伊斯兰世界泛滥的另一个原因来自宗教。什叶派高级教士作为受人景仰的宗教学大师，在信徒和真主之间扮演着某种中介作用，拥有极大的学术和宗教权威。相对什叶派而言，逊尼派更看重信徒与真主间不经过中介的直接沟通。尽管逊尼派也有权威的、倡导和平中正的教法机构，即埃及的爱资哈尔清真寺，但它没有足够的约束和执行力。不仅有些埃及人不把它当回事，沙特也自诩正统，对它揶揄有加。于是，在什叶派信徒那里，体制外的异端邪说很难广泛传播，但对逊尼派信众而言，人人都可以畅谈宗教见解，声称自己的信仰优于别人。当这种讨论演变为指责别人的信仰不纯正，甚至是擅自判定他人为非穆斯林时，就为极端主义兴起打开了大门。而有关谁更保守、谁更纯正的比拼，是永无止境的：穆兄会认为他们比大众的信仰更好，萨拉菲说自己更纯；沙特为在国内推行教法而自豪，伊斯兰国可以将此推向新的极致。

　　面对这样的社会、宗教背景，西方国家能做什么呢？发动侵略战争、在他国冲突中推波助澜固然可耻，但如果北约没有参与利比亚内战、拒绝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如果西方帮助卡扎菲、本阿里、阿萨德、穆巴拉克维稳，将革命镇压下去，后来的情形又会怎样呢？从长远看，社会矛盾会不断激化下去，反对派对西方将更加恨之入骨，美欧面临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恐怕不会比现在好到哪儿去。

　　西方政府没有部分观众想象中那么傻，不会总是干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美欧决策者和学术界很清楚阿拉伯政治强人倒下，宗教团体会参政，极端势力将抬头。这些问题早在革命前的数十年间就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论证了。但在具体节点上的政策制定又和理论推演千差万别，很难预料事情的真实走向。如果我们换位思考：当大批示威者在突尼斯、埃及、叙利亚集结，当武装叛乱在利比亚打响，当全世界将目光投向美欧领导人，等待“我们”举足轻重的判断，“我们”又该如何决策呢？扶植亲信和既得利益者？西方政府不是没做过。1953年的伊朗政变，帮助巴列维国王攫取实权；1992年默许阿尔及利亚军队发动政变，支持其通过内战铲除民选上台的伊斯兰政党——这些都是先例，至今仍被伊朗和阿拉伯人痛批，为反西方势力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作为在中东拥有广泛和深度利益的西方列强，其实无论怎么决策、怎么站队，效果都不会太理想。在这里，朋友的朋友可能就是你的敌人，敌人的朋友又可能是你的朋友。极端主义和恐怖分子，打也反，不打也要反。回顾在中东的决策历程，一些西方政客和学者无奈地说，not all good things come together，意即安全、经济、意识形态利益不可能同步实现，往往要顾此失彼，作出取舍：要民主就可能削弱安全保障和边境管控，要强人治下的安全就不利于实现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利益。其实，不能十全十美恐怕还是乐观估计。决策者处理中东事务遇到的更多情况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就像阿拉伯革命那样，明知独裁者和极端分子谁都不好，也不得不作出某种选择。这大概是中东政治的现实和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