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东条英机为战死士兵招魂。

　　紧接上篇德国纳粹与意大利法西斯的崛起历史，本篇说说日本军国主义是咋来的。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是件难度系数很高的事情，德、意的事情好说，是因为这两个故事的前半段几乎等同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个人发家史——一个狂人忽悠了一群人，进而忽悠一个国家。但对于他们的东方同伙日本来说，似乎很难找出一个具体的人来“堪此大任”。可能很多读者会说，臭名昭著的东条英机不是跟前面那俩人齐名吗？找他不是正合适？也好，本篇就从他写起，去看看日本军国主义的另一面。

　　选个庸人当罪魁

　　说来有意思，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东条英机似乎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总代表，但在日本右翼内部的圈子里，他却是个阿斗级的人物，根本“不配”享有头号战犯的“殊荣”。

　　东条英机，1915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37年3月出任关东军参谋长，1940年7月任陆军大臣，1941年10月任日本首相，任内参与策划珍珠港事件，同时发动太平洋战争，并因此成为二战后东京审判中被美国人选定的首席战犯。

　　2005年，日本战败60周年之际，日本右翼的旗帜性人物石原慎太郎发表“纪念文章”，要求将东条英机移出靖国神社。当然，石原这么说不是他良心发现，而是觉得东条“死没死相”，有辱“皇国”尊严：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面对美军的逮捕，身为首席战犯的东条英机曾在慌乱中掏枪自杀。然而，东条挑了一支很难打死人的柯尔特袖珍手枪，身为军人的他竟然没打中自己的心脏，结果前来逮捕他的美军士兵看到的是一个正疼得在地上打滚、啼哭嚎啕的小老头。这一幕让一心想抓个与希特勒齐名的大boss的美国人很失望，当时就吐槽说：“大将怎么就这德行，搞错了吧？”

　　东条英机在勇气上不符合日本右翼的“武士道”精神，智商又如何呢？也不咋地。他的大学校友兼同僚、曾经策划了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曾经在战后受审时十分辛辣地损他：“(东条)顶多能当上等兵。能管好仓库里的二十挺机枪，但多于20挺就很难说了……东条能不厌其烦地把所有东西全部记在笔记本上，但如何运用这些笔记就超出他的能力范围。”总而言之，他就是个庸人。

　　日本首相扒垃圾

　　当然，好歹是当过一任日本首相的人，要说东条英机没一点过人之处也不对。但摊开东条的生平一看，此人身上唯一值得一说的“优点”，是所有日本人都多少有点的那种性格——死板。

　　有关东条英机的行迹有许多小段子。比如东条走到哪里都必备一个“手帐”(小笔记本)，将一切看到的、想到的东西都记在上面(很多日本人至今仍有此习惯)。晚上再将笔记分类，梳理出哪些事情是正在做的，哪些事情已经结束，何事需要向上级汇报、何事需要向下级训示。据说东条英机在外驻军时，甚至曾经把给妻子的家信都认真地进行了编号，以防止丢失、方便管理。

　　这种搞笑的死板气质，在东条荣升首相后变本加厉。面对日本二战后期资源紧缺的困局，东条英机曾经提出过一个“贅沢大敌”(反对奢侈)的口号，号召日本人民“勒紧裤腰带搞侵略”。为了监督该运动的执行，首相大人不辞劳苦，经常下班后跑到居民区去扒垃圾箱，以便抽查是否有人吃肉违反了规定。

　　当出身画家的希特勒听瓦格纳音乐思考自己民族的“优越论”时，他的东方齐名者却奋战在垃圾堆里寻找虾米皮和鱼骨头，要硬说这二位是同一类人，恐怕谁都不信。像东条这样一个死板的人，可能会成为某种罪恶最忠实的执行者，但若说他能凭空创造出某种罪恶，实在是有点“抬举”他。

　　在这一点上，主持战后审判的美国人始终没搞明白。在东京审判中，美国检方一直坚持将东条想象成一个希特勒式的人物，认为赞成其观点的就是法西斯分子，而如果反对其观点，那就是“反战人士”。这导致跟东条英机交恶的日军军官基本都逃过一劫。后来连石原莞尔对这一甄别制度都看不下去了，禁不住吐槽说：“东条是没有自己的意见的人，和没有意见的人怎么可能发生意见对立？”

　　美国人显然听不懂石原莞尔的话，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将自己的国运托付给一个“没有自己意见的人”呢？更何况，这个“没有自己意见的人”居然还替日本做了史上最大的一个决定——向比其强大数倍的美国开战，带领这个国家走向了毁灭？

　　首席战犯也拼爹

　　东条英机能以如此平庸的资质荣膺首席战犯的“大任”，很大程度上因为他爹悉心培养的结果。说得时尚点，东条英机是个拼爹的人。

　　东条英机的老爹叫东条英教，这个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许十分陌生，但他在日本陆军史上很出名，而且出名的方式相当奇特——是考试考出来的。此人是日本陆军大学首届毕业生中成绩第一名(日语简称“陆大一期首席”)。这个名头在咱中国人看来似乎也没啥，尊你一声“学霸”也就完了，但放在日本当时环境下，却是另外一种感觉。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很舍得在军队建设上使用顶尖人才——当中国人还在信奉着“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民谚时，日本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完备而又严格的军事人才选拔制度，天资聪颖的孩子往往从小就被选拔出来，一路过关斩将，经历陆军幼校、陆军士官学校，最终考入日本陆军大学。在这所已经精英云集的学校里，日本人还要进行再选拔，毕业成绩前六名的学生可获得天皇御赐配刀，因此也叫“军刀组”，首席毕业生更是享有在天皇面前演讲的殊荣。东条英机他老爹就是全日本第一个享此殊荣的人。

　　遗憾的是，东条英教这个人读书虽然好，却像如今不少大学的高材生一样眼高手低，还处处受到当时军界权势熏天的“长洲藩”势力的排挤和打压，军旅生涯一直不得志，早早以中将军衔退居预备役，于是不得不把毕生未酬的壮志寄托在他儿子身上。更遗憾的是，东条英教的高智商似乎没有遗传到儿子身上，东条英机整整考了三次才被陆军大学录取——据说还是看在他爹当年首席毕业生的份上，校方拉不下面子才破格的。

　　这样一个爹和这样一个儿子的关系当然可想而知。东条英机被硬生生教导成了一个呆板、生硬的复制品，他的头脑中已经塞满了他父亲未竟的迷梦。按理说这样一个死板的人在健全的社会不太可能有大出息，但东条英机偏偏走了狗屎运。

　　“精英们”绑架国家

　　以“军刀组”为核心的日本陆大毕业生们，虽然是全日本捧着的精英，却有个软肋。这帮人从小就生长在军校的封闭环境中，普通的民众在想什么，政治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楚，也压根就没想搞清。对于他们来说，唯一的逻辑是落后就要挨打，强权即是真理。

　　当然，这套理论在19世纪末还是蛮吃得开的，毕竟那会儿世界上讲的就是“拳头大的是哥哥”的硬道理。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道就变了。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七亿三千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40%。

　　但是，面对“偃武修文”的大好形势，有一帮人跳出来高声反对，领头者就是那帮陆军大学的毕业生。当时的日本军人日子确实不好过，经济大萧条，大裁军，一个接着一个。最好的学生不报考军校了，军人下馆子吃饭不给打折了，甚至连坐公交车还得见个人就让座。

　　这让当年的天之骄子们很是受不了，他们痛定思痛之后，决定闭起眼，继续按着当年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玩下去。

　　于是，以陆大毕业生为核心的右翼军官社团成堆地冒了出来，什么樱会、一夕会。名字听起来挺艺术范儿，但会上唠的嗑其实都比较无聊。大家把在陆大学过的那套陈旧思路拿出来，对着已经变换的国际形势瞎分析一通。而这时东条英机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虽然他脑子笨，但笔记记得好啊。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下进行推演，最蠢的那个人往往会走得最远，因为他总是最后才发现自己错了。东条英机就这么随着他的团体，在荒谬的坚持中一步步攫取了日本的核心权力，并把这个国家拖入了战争深渊。

　　有关东条英机“上位”的临门一脚非常有戏剧性。1941年7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近卫内阁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主题是讨论面对美国的最后通牒，到底是悬崖勒马还是硬着头皮开战。据说，当时会场上曾出现过长达数分钟之久的冷场——所有人都知道对美宣战是找死，但说投降又不敢担责任。

　　在令人尴尬的冷场中，大家看到已经担任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站起身来，慢慢掏出他那个招牌式的小笔记本，抑扬顿挫朗诵起了“皇国至此已无退路，陆军已下定决心奋战到底”。

　　这次朗诵，坐实了东条英机的战犯地位，注定了旧日本的灭亡。

　　后来日本学者考证说，这稿子其实是东条的参谋们事先准备的，根本就没考虑到当天会议上要做如此重要的决断，只是想照例喊一下口号。

　　但不管怎么说，时任首相的近卫文磨顿时了然——顶缸的总算来了。于是数月后，近卫内阁总辞职，东条英机成为首相，又过了数月，日本空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正式打响。

　　东条英机的故事，对于日本和遭其荼毒的邻国来说都是一个悲剧，更是一个寓言——起初，国家把命运托付给了一群精英。后来，这群精英为自己的私利绑架了整个国家，他们选出了一个“没主意”的庸人来代表自己。最终，这个庸人的盲动引来了一场泼天大祸。这听起来很荒唐，但通向它的逻辑链条却如此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