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晨报》25日报道了一位95岁的抗战老兵的事迹,他曾深夜带人到伪区长(同时也是“红枪会”头子)家,将其从床底下抓走,极大地震慑了“红枪会”这个在当地配合日军扫荡的反对组织。
范辉出生于山东农村的一个中农家庭,18岁那年正在读中学,然而念了半年多,学校却因为日本人的到来散了,“把我的学校占领了,成了日本兵的兵营”。此后范辉加入游击队,开始了他的抗日生涯。
老兵档案
范辉,原名范兴善,1920年3月4日生,山东省长清县太平庄人。1938年,18岁的范辉投身抗日,加入游击队,1939年入党。他先在鲁西北随营军政干校学习,此后任峰山县八区动委会青年干事、峰山县八区宣传委部长、峰山县八区宣传委书记,1941年3月至1944年8月任峰山县委敌工部部长,1944年8月至1945年8月任山东聊城县委敌工部部长。
抗日战争结束后,范辉从鲁西干部团调到东北,1946年1月至1953年1月在东北吉林、沈阳,任铁路局工会主席,后任中国铁路工会全国委员会组织部长、秘书长;1958年10月至1975年10月,任第二机械工业部机关党委书记;1975年10月至1983年3月,任第二机械部北京三所党委书记。
铲除冒牌军 成立游击队
1938年,长清县大峰山开展武装斗争,离开学校的范辉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到鲁西北的干部学校学习过一段时间。几个月后范辉申请回到大峰山,到八区做干事。老人告诉记者,当时区委对外叫区抗日动员委员会,下设工、农、青、妇、文组织,工作没多久范辉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讲起这段老人笑得特别开心。
1939年五六月份,敌人还没有安据点,范辉在八区的两个镇负责建党工作,七八月份任区宣传部长,秋后做区副书记,冬天后就任八区书记。“当时八区的工作在全县来说是比较好的,党支部的建立比较普遍,还是模范区呢。”
老人还记得1939年底八区出现了一支“游击队”,“队长叫王明富,指导员叫张延军,队伍一共三十几人,拿着枪天天劫人抢物,经查明就是一伙土匪”。为了铲除这个冒牌军,范辉先找到队长和指导员,“谈统一战线政策,其实就是摸底。知道他俩不和部队在一起,我便动员了支部的同志把他俩的枪收了,又带到他们部队那里,把枪全收了。”后来经上级审理,王明富被枪毙,而范辉和同志们则利用收缴的27支枪成立了一只像样的区队,19岁的范辉兼任指导员。
深夜带人拿下伪区长
据相关资料记载,1940年6月,长清县朱存祯趁日伪军“扫荡”之机搜罗了一些反动势力,发动了“红枪会暴乱”,八区以伪区长张鹤泉为首的反动分子建立了区、乡“红枪会”团部,配合日伪军在八区“扫荡”。范辉回忆,那时县委转移到黄河西,他所在的区委、区政府区队也到了河西。“我时常只身一人到河东做工作,不敢带警卫员,只带一把匣子枪自卫用,一把红缨枪对付红枪会。”
“张鹤泉既是红枪会团长又是伪区长,他痛恨我,说抓住范辉要用铡刀铡三百下。”范辉非但没有惧怕,反而下决心将其除掉,他通过河东的同志了解张鹤泉的行踪,得知其几乎每晚回家住。一天,得到张鹤泉回家的消息后,范辉立马带人到了张鹤泉家。“叫门不开,我说拿秫秸点火,他老婆吓得开了门,我们从床底下把他弄出来绑走了。”范辉到了县里,说把张鹤泉抓住了,县里的同志开始还不信,看到张鹤泉本人以后跟范辉说,“你还真行。”
“自从抓了张鹤泉,还有几个红枪会头子也吓坏了,其中孝里铺的红枪会头子张鸿礼托人给我捎信见面。我跟他说只要给我们方便,就没你的事。他说鬼子不好对付,还得给他们站岗。我说你们装着看不见就行。”这样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八区的红枪会基本上不起作用了。范辉竖起大拇指说,“先后拿下王明富和张鹤泉,我在八区就成了这个。”
日军中队长口袋被装传单
由于斗争形势需要,1941年成立了县委敌伪工作部,范辉的主要任务就是做敌伪工作。范辉还记得,对待伪军的口号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上级的命令要求,做到“有敌人无敌区”,“就是你这个地方有敌人,但没有敌人占领的地区,把敌人的眼睛蒙起来。有一个据点,乡长、伙夫、马夫等人都是我们派进去的,有时甚至给日本中队长大衣口袋里都装上传单。”
然而,当年因为范辉参加革命,他的父母四处逃亡,否则就会被伪军、日本人抓住。范辉透露,那时他的亲姐姐甚至盼着他死,因为姐姐认为,如果范辉死了就没有这些事了。但是范辉不怪姐姐,“她不识字,没见识,我不记恨她。”事实上,为了尽量保护家里人安全,1939年在他参加革命不久,就将自己的名字从“范兴善”改为“范辉”。
范辉老人今年已95岁高龄,提起当年的抗战经历,他很淡然,“就那么走过来的,没有牺牲了就是万幸。每个人都应当这样,这是应该的,不然的话,不就被亡国灭种了。我从18岁参加革命,从来没后悔过。”
第70次敬礼
父辈战斗情谊在下一代身上传承
范辉的儿子范纪元告诉记者,父亲对他们思想上的影响非常大。“父亲那么早就参加了革命,参加解放战争,参加对祖国的建设,他平日里的做法、对我们的教育使我们感受到当年战斗的情况和斗争的事迹,还有他和老战友往来,对我们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没有这些教育我们也不会走到今天。”范纪元说父亲1938年入党,已经77年了,除了是一个好的父亲也是一个好的干部。“他从来都遵守党的纪律,没做过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的事情。在我们的印象中,他是相当优秀的党员领导干部。给我们做出的表率也是很好的。包括他的上下级对他的评价,也都很好。”范辉的小女儿范为民也说,“爸爸是个特别正派的老革命,这对我们肯定会有影响。我们必须得入党,工作要正派,不做投机倒把的事,家里哥哥姐姐和我找对象时爸爸妈妈也要求都得是党员。”
采访时,范辉的小女儿范为民一直在父亲旁边陪同,她说对父亲的经历到现在也不是完全知道,所以现在每次有采访她都尽量在一旁听,之后想替父亲出一本回忆录。
范为民说,父亲和老战友的来往让她很受感动,这些出生入死的战友之间的情谊让人动容。据她介绍,父亲作为敌工部长,在抗战时期有一个警卫员,打游击时遇到突袭,是警卫员将父亲压在身下,救了他一命。“救过我爸爸的警卫员王云衡叔叔,现在住在昆明,得了老年痴呆,都有些糊涂了,但一明白的时候就喊我爸爸的名字。我们一家和王叔叔一家这些年经常来往走动,父母子女都很熟悉,像亲人一样,父辈的友谊在我们下一代身上传承。”
“以前那些老战友都常来常往,来了北京都住在我家。那会儿我还是小孩,知道这些是爸爸的老战友,他们聚在一起会讲以前打仗的事。这些年没剩几个人了,走不动了,只能打打电话。”因为老人的听力不行了,所以打来的电话都是子女替他接,没想到因为这个,还引得老战友为他担心。“有个在新疆的李志超叔叔不时打电话来,我们告诉他我爸爸挺好的,但打了好几次都是我们接,他怕我爸爸不在了,我们不告诉他,正好他儿子来北京出差,他让他儿子来我家跟我爸合影,回去给他看,证明我爸还在。如今李叔叔耳朵也听不见了,打电话时这边我帮我爸传话,那边他孙子帮着传话。”
历史回放
长清抗战 扼敌咽喉
长清是抗日模范县,坚持了八年抗战,尤其是在日伪五次“强化治安运动”的极其艰苦岁月,党政军民英勇顽强,坚持了大峰山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在周边各县独树一帜。长清位于省会济南的西大门,津浦铁路和济肥(城)、济平(阴)公路纵贯其中,处咽喉之地,创建和坚持大峰山根据地的斗争,对日伪的打击是致命的;对全省,尤其对鲁西、鲁西南人民的抗日斗争,给予了极大的鼓舞和支援,树立了榜样。
《长清党史资料汇编》中记载,在坚持抗日的过程中,长清县卓有成效地开展对敌伪争取瓦解工作。
对伪人员,要求他们明大义:日本人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为它效劳没有好下场;不要做上辱祖宗、下遗臭名的蠢事。对伪军,要求他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身在曹营心在汉”等。
对伪政权,主要采取“打进去”、“拉过来”的办法,改造成“两面政权”。“打进去”,千方百计派抗日人员打入伪政权,掌握伪政权。“拉过来”即把伪职人员争取过来,为抗日办事。
对伪军的争取瓦解工作,敌工部(站)多通过两面政权中抗日人员,主要靠敌工网员来做。基本的方法是:与伪军广交朋友拉关系。
记者手记
倔强又可敬的老兵
范辉老人今年已经95岁高龄,耳背十分严重,好在视力尚可,采访时记者将问题写在手写板上,老人看后回答,十分认真。提到一些人名或地名,老人会重复几次,还告诉记者这几个字怎么写,看到记者在白板上写对了,老人才放心地点点头。严谨认真的劲头,让人肃然起敬。
老人的女儿告诉记者,老人年事已高,近年来很少讲起往事。但采访时记者提到“红枪会”、“伪区长”等词时,老人几乎不假思索就给记者讲述起来,甚至还会十分严谨地问记者想了解哪个时期的红枪会。可见老人思路清晰,记忆深刻,这些年来从未忘怀,而是牢记在心。
讲起当年的抗战活动,范辉老人很平静,慢慢地讲着他是怎么拿下红枪会的头头、怎么做敌伪工作,自豪地告诉记者什么是“有敌人无敌区”,他所在的地方的据点都是什么情况。但他从没说过敌伪工作有什么危险,他遭遇了哪些惊险情况。只是通过他的回忆录和他女儿的讲述,记者才知道,老人曾经也是与死神擦肩而过,打游击时遇到袭击,在警卫员的保护下才安全无恙,当记者询问起老人这段经历时,老人只是说起救了他的那位警卫员,将他抗战后期的经历说给记者听。面对记者的追问,老人也只是一再夸赞警卫员非常勇敢,对于自己遭遇危险,只字不提,让记者不禁感叹,真是个倔强又可敬的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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