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6月25日刊登了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洛曼题为《应对中国的崛起：“四方联盟”有用吗？》的文章。文章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必须共同商议，协调它们对于应对政策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为避免刺激中国所能采取的最大努力就是尽可能保持透明并涵盖地区问题，将全球经济视为一个共同的领域，而不是不同的海空。文章摘要如下：

　　2007年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期间，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国的助理国务卿级别外交官举行了“四方安全对话”。后来，仅仅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一行动就宣告停止，主要是因为北京提出了抗议。

　　为了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长期和平与安全，这是应该恢复的一种机制。

　　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基尔大学教授马克·布劳利博士做过一些有意思的工作，研究了英国、法国和苏联在二战前的政策分歧。他证明，主要出于对国内因素的考虑，这三个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制定的应对德国力量的策略迥然不同，以至于到了20世纪30年代，它们几乎不可能制定出有效的协同对策。

　　1938年的绥靖政策并非无中生有。这一政策选择是由各方对德国力量的错误且不一致的判断以及数十年前达成的国内政治交易所决定的。

　　如今，对于中国的力量，美国与其盟友以及印度等安全伙伴也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

　　这并不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同于战前的德国。两种情况之间存在多种差异。然而，战前欧洲的教训确实就如何应对崛起的大国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制定应对中国的正确方针，将为一个繁荣与和平的太平洋世纪铺平道路。不这样做的话，灾难可能在亚洲重演，给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影响。

　　2015年早些时候，美国传统基金会、印度维韦卡南达国际基金会、日本东京财团和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这四家重要智库的国家安全分析员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会议，就一系列安全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国的军事能力、态势和战略意图是其中的主要问题。

　　在2015年以及2013年底的会议中，来自“四方联盟”国家以外的学者也参加了对话。

　　定期召集这批人举行会议——但是要在官方层面上——将为四国的政治安全部门提供一个逼迫它们行动起来的机会，分享对于中国力量的看法并协调对策。

　　8年前，中国方面的担忧令四方对话流产。在新的对话之前，这一情况很可能会再次出现。没有任何执政集团希望看到自己的国家成为正式国际协调会议的话题。为了应对中国合理的担忧并打消不合理的担忧，政府官员和私人机构分析人士应该与中国人分享他们通过讨论得出的看法。这可以通过各国已经与北京建立的各种对话机制来完成，也可以四方对话扩大会议的形式来完成。这将给北京机会来阐明它的意图，在信任和建设性的环境下增进各国对其军事态势和能力的了解。

　　布劳利博士的分析还提到了20世纪20年代欧洲在协同行动中的另一个重大分歧。他写道：“法国所希望的——阻碍德国经济复苏——恰恰违背了英国的长期经济利益。”英国需要运转良好的德国经济，以便它从一战中复原，与美国展开竞争。淡化德国力量的威胁也使它得以(通过所谓“十年规定”)削减军费。

　　相比之下，现在在中国的问题上并不存在类似的争论。“四方联盟”政府没有一个在谈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以应对中国力量。中国的经济成功符合相关各方的最大利益——这是为了它们自己的经济，因为中国国家安全政策失败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预知的，很可能会对稳定造成巨大破坏。

　　“四方联盟”的构想中存在一种“安全困境”。北京常说的对于“遏制”的担忧可能会因此加剧，而它采取的应对行动可能会增加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但同样，该地区其他国家如果不能正确评估中国力量的影响，可能现在就会危及它们日后的共同利益，也会在它们采取行动捍卫这些利益时导致冲突。

　　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必须共同商议，协调它们对于应对政策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为避免刺激中国所能采取的最大努力就是尽可能保持透明并涵盖地区问题，将全球经济视为一个共同的领域，而不是不同的海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