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车株机公司为印度研制的首列地铁车辆

　　6月9日，中国中车旗下大连机车公司收到了由印度铁道部发来合同文本，拿下加尔各答南北线14列112节地铁车辆订单——这是南北车合并以后，首次进入南亚市场斩获海外订单。

　　本来是一件挺好的事情，不过在这之后，整个股市似乎有点不好了：在6月8日涨停之后，中国中车从巅峰跌下悬崖，9日、10日两天连续下跌，累计跌幅高达18%，市值蒸发近1334亿。难道中车暴跌就是因为接了三哥的单子？Oh NO！

　　在印度投资：难！

　　当然这真的纯属巧合，不过要在印度投资，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许正因为此各路股神才看跌中车呢！

　　随着印度新政府自去年开展的大规模“印度制造”和“大兴土木”宣传造势，莫迪总理无论是出访还是接待外国首脑，无一例外地将吸引外国投资提振印度基建水平和制造业放在“目标清单”的前列，仅去年一年就获得超过1000亿美元的各类投资承诺。对于手持大笔钞票的中国金主来说，去印度投资赚钱似乎即将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轮财富故事的榜样，去晚了就会让煮熟的鸭子飞掉。但是，印度真的遍地是黄金吗？去印度投资真有那么容易？

　　中国目前有数十家国企、民企在印度新德里、马哈拉施特拉邦、古吉拉特邦、阿萨姆邦等地开展业务，涉及电子通信、机械、钢铁、石油、金融、铁建、航运等行业，据笔者走访了解，乐观估计约有一半企业能够在印保持盈利，四分之一的企业暂时能保证立足但无盈利，剩下四分之一企业仅在印设立代表处，仍在艰难探索如何融入当地，并随时做好撤点回国的准备。虽然经营情况不甚相同，但几乎所有企业都对在印从事商业活动有着同样的感受——“难！”。

　　中印两国领导人在去年9月和今年5月实现了高层互访，促成了多项经济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深层合作计划，引起了各方高度关注，这极大鼓舞了有梦想的中国投资人。对于很多正在积极谋求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而言，迫切需要开拓海外业务，尤其要敏锐抓住出现在邻国的巨大商机。

　　2014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超过600亿美元，但根据印度商工部的统计数字，2000到2014年，中国对印投资仅为6.1亿美元，仅占外国对印度总投资的总额的0.25%。两个相差100倍的数字反差的确能够清楚地说明一个问题：中印两国间的经济合作目前主要集中在各类商品进出口领域，投资合作可基本忽略不计。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恐怕不是精明的中国投资人主观上不愿在印度投资，而是客观上存在诸多短期难以克服的困难。

　　印度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由于存在着投资环境不完善等诸多问题，外国投资者在印度的投资计划推进往往难度较大，即使投资项目建成投入运营，也会遇到层出不穷的麻烦。印度政府审批核准外国投资项目时，程序上繁冗低效，腐败现象严重，如果需要征地拆迁，则经常出现严重争端，同时，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以及双边政治关系因素也对投资有一定冲击。总体来看，至少有三类风险严重影响中国投资人赴印投资。

　　首先，征地难是在印投资设厂最大障碍。

　　印度土地私有制是征地难的根源，而后者是外国投资者在印度投资建设环节中的最大风险。作为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印度现行法律规定在征地过程中，征地方必须向农村和城市的土地所有者分别支付最高达土地市价4倍和2倍的收购价格，同时，公私合营项目和私营企业在征地时必须事先分别取得70%和80%土地所有者的同意。印度人民党上台后提出征地法修正案，试图绕过“80%土地拥有者同意”这一关键环节，为商业征地扫平障碍，但反对党的强力阻扰使得法案通过前景黯淡。

　　最近，大连万达集团在印度的投资计划就遇到了土地难题。万达董事长王健林本月10日到访印度人民党执政的哈里亚纳邦，与该邦首席部长会面，希望利用邦政府现有的土地，而非通过征地的方式，在首都德里的卫星城古尔港市投资建设一座占地面积7000-9000英亩的工业园区。不过该邦官员表示，虽然政府支持该项目，但目前无法提供这么大面积的土地。

　　实际上，万达与很多深陷争端的外国企业相比已算十分幸运。2005年，韩国浦项制铁公司与印度政府就在奥里萨邦建设年产1200万吨钢铁厂签署谅解备忘录，包括在坎达哈山麓开发大型铁矿、在帕拉第港口建设浦项专用码头、130万千瓦电厂、建设专用铁路，以及从86公里外的莫哈纳迪河开挖引水工程，倘若建成，将是世界第三大钢铁厂，并以120亿美元的投资额高居印度有史以来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有助于弥补印度基础设施短板。然而，由于遭遇当地居民强烈反对，签署协议之后，仅确定项目用地就花费3年时间，经过8年努力，奥里萨邦征地工作仍停滞不前，浦项制铁不得不于2013年取消建厂计划。

　　其次，法律法规纷繁复杂，稍不留意就触雷区。

　　一是印度的立法体系十分复杂，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制定的法律对外国投资均有重要影响，而印度各邦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语言文化各不相同，导致各邦之间法律存在许多差异。外商赴印度投资既要符合印度中央政府颁布的外商投资法律和政策，也要符合各邦管理外商投资的法律规定。外商在土地使用、环境保护、用水用电等方面万万不可想当然地把在一个邦的经验拿到另外一个邦来用，因为这些方面的立法和审批权属于各邦内部事务，均由地方政府掌握。

　　二是劳动法严格而复杂。印度中央政府制定的相关劳动法规是《1936年工资支付法》和《1947年最低工资法》，而各邦对产业工人的最低工资规定也各不相同，从每天3.5美元到7美元不等。令外国投资人最为头痛的是《1947年产业争议法》，该规定雇佣100名员工以上的企业在裁员或停业之前必须获得政府批准。印度的罢工对外商投资影响极大，劳资纠纷多由工人对薪资、工作环境和工会代表资格不满而引发，而罢工的领域往往十分全面，从银行业、制造业到公共卫生和医疗教育均有涉猎，由于印度劳动人民对罢工的长期参与以及深刻研究，罢工活动通常声势浩大且耗时较长。印度2011年因罢工损失的工作日达到1000万个，2012年日本铃木汽车罢工事件使该公司停工一个月，损失超过3亿美元。

　　三是社会责任标准高。2013年通过的印度《公司法修正案》首次将企业社会责任由鼓励性质变成强制要求。该法律规定，包括外国公司和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在内，如果任何净资产超过1亿美元，年利润超过100万美元，该企业就必须将前3年平均利润的2%用于履行社会责任。

　　最后，政治环境一般，政府行政效率低。印度政府部门“推诿扯皮”、“效率低下”在人民党上台后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很多政府工作人员都会利用手中权力以权谋私，私下或公开索要贿赂。“办理签证时，我们或多或少都要通过中介机构向印度相关签证部门办事人员给好处”，一名在孟买从事基建业务的中方负责人透露，“否则关键的技术人员根本就无法按时来印，这会给工程带来更大的损失”。随着中印关系不断改善，中国已在印生根立足的企业资产安全相对较好，但鉴于印度对中国的战略猜忌仍十分浓厚，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产品进入印度的情况仍时有发生，中国企业仍在不同程度遭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

　　对于中国诸多满怀信心，打算前往印度掘金的投资人来说，印度巨大的市场犹如一块咖喱味的蛋糕，虽颜色金亮且体量颇大，但要吃进嘴里却绝非易事。（甄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