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月3日，江泽民、李鹏在成都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右三）、越南部长会议主席杜梅（右二）、越共中央顾问范文同（右一）在一起交谈

　　冷战时期及其结束前后，中越关系从“同志加兄弟”到兵戎相见，在20世纪后期对抗和对峙十余年后，于1991年11月实现正常化。在中越两国高层领导频繁互访推动下，双边关系逐步发展，不断提升，从传统睦邻友好，到全面合作战略伙伴。总体上沿着登高望远、全面合作、互利共赢的方向演变。

　　冷战时期，越南作为两极格局下东西方阵营较量的重要战场，长期饱受国家分裂和战争蹂躏之苦。在此期间，中国把发展对越外交关系、支持越南人民所进行的民族解放和统一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外交场合、“援助贸易”和其它方式与途径，对越南人民的斗争给予了充分同情和巨大支持。两国老一代革命家培育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越两国“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友好关系。1975年实现南北统一前后，随着中、美、苏三角战略关系和印支地区形势的变动，黎笋主导下的越南逐渐改变了过去奉行的中苏平衡外交战略，转而实行了投靠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越之间的矛盾分歧日益公开。此后，两国关系迅速恶化。

　　1978年12月25日，越南大举出兵柬埔寨。越南占领金边并随即扶植起以韩桑林为首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并不断在中国边境地区挑衅，中越矛盾和冲突很快达到顶点。1979年2月17日，中国对越自卫反击、保卫边疆的战事爆发。中国于当年3月份宣布从越南边境地区撤军后，边境形势和两国关系也并未能立即缓和。整个80年代，中越之间的对峙依然存在，两国虽未断绝外交关系，但各方面的正常交往基本中断。

　　中越两国双边冲突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个层面，范围较广，影响甚深，以至于1978年越共四届四中全会把中国确定为越南“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并在1979年3月3日颁布了矛头直指中国的总动员令，将其总兵力扩充至120万人。1980年12月，越南国会通过的《宪法》序言指责“中国霸权分子的侵略”。1982年3月，黎笋在越共五大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说，中国“得到美国的附和与支持，正在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运用各种不同的力量和毒辣的手段，对越南进行一场破坏性的战争”，因此，越南对外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在挫败推行霸权扩张政策的中国与美国好战势力相勾结的斗争中，建立起积极主动的战线”。

　　此时期越南对华关系的基本出发点，显然是依靠苏联，以中国和美国为敌人，直接与中国相对抗和对峙。这种对华外交思维与政策，与以往年代“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对华友好态度和政策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反差，使中越关系非正常化状态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为此越南也尝到了不少苦头，在国际和国内都遭遇重重困难。而中国出于国际战略、地缘政治关系和印支地区格局变动的考虑，也把反对和抑制越南“地区霸权主义”作为对越外交的首位目标。通过对越南的“教训”之战，牵制越南在柬埔寨的军事和政治活动；通过有限的对越工作和多边外交途径，反对苏联全球霸权战略和越南地区霸权主义，促进越南领导层改变对外策略，推动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苏联向越南施压，促使其尽早从柬撤军，这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国对越外交策略的基本取向。

　　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越南官方对待中国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1988年初，越南国会召开会议，决定删去宪法序言中有关攻击中国的言辞，为寻求关系正常化消除法律障碍。同时，越南的主流媒体上也登载一些文章，较为客观地报道中国改革开放10年间的发展成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越南领导人重新承认和肯定了中国对越南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时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黎德英撰文说：越共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学习和运用中国革命、法国革命等许多国家革命的宝贵经验”，越南在抗法、抗美、北方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南方的解放过程中，“得到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支持和援助”。

　　为了表达与中国修好的意向，越南也力争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机会。1988年10月6日，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谈话称：作为两个社会主义邻国，越中两国的长远利益是和平与友好。1989年1月，阮基石答记者问称，过去10年中越关系非正常化，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越南与中国改善关系，有利于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柬埔寨问题在当时中越关系中居于重要地位。越南坚持其原有立场，不承认有柬埔寨问题存在，使中越双方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会晤迟迟难于取得进展。同年10月，越南副外长丁儒廉访华，与中方就柬埔寨问题进行内部磋商，表明越方改变了不承认有柬问题存在的立场，转而采取现实的态度，愿意探讨解决柬问题的方式和途径。范文同曾在丁启行时一再交代，“我们要竭尽全力实现越中关系正常化”。这次磋商是两国10年后的“首次正式接触”，标志着两国关系“完全僵持状态的结束”。同年10月，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又通过来华访问的民柬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和老挝领导人凯山·丰威汉，再一次转达希望尽快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意愿。

　　此外，越南还逐渐放宽了对其边民在边境地区与中国边民交往的限制，允许“草皮街”形式的边境贸易存在；调整华侨华人政策，减少对他们的限制。这些举动都显示越南已逐步放弃反华政策，积极寻求恢复与中国的正常关系。1991年6月，越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述越南对外关系时，强调要“始终如一地增进与苏联的团结、合作”，革新越苏合作的方式，增进效果，与此同时，要“促进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进程，逐步扩大越中合作，通过协商解决两国间存在的问题”。越共七大已把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提升到了党和国家对外战略的高度，并在党内做了一些统一思想的工作。

　　从外交关系行为层面考察，中越外交关系实现正常化的根本突破，表现为越南领导人两次来访并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这就是1990年9月成都秘密会晤和1991年11月北京高级会晤。两次会晤的精神实质一致，即遵循邓小平提出的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指导思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恢复中越关系。阮文灵在成都秘密会晤时，向中国领导人说：“我们决心纠正过去的错误政策，决不忘恩负义，要重新恢复胡志明主席的对华政策，恢复两党两国的传统友谊。”他还表示：“今天，我们重来中国与你们会见，一定要恢复两党、两国的正常关系。”江泽民总书记借用“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诗句来表达成都秘密会晤的重大成果，并对两国领导人的北京高级会晤给予肯定，指出这“标志着两国关系已经实现了正常化”。

　　成都会晤直接推动了中越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是两党两国关系在内部解冻的开端。1991年8月10日，中越两国副外长同时发表声明，宣布从即日起恢复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交通、邮电等关系。尽管中越各方面的联系全部落实尚需时日，但此举表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已经开始启动，也为越南代表团随后正式来访和双方举行北京会晤做了铺垫。北京会晤后，两国发表了联合公报，双方表示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并根据党际交往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恢复中越两党的正常关系。双方还签订了贸易协定和处理两国边境事务的临时协定。

　　从冷战后期以来中越关系的发展演变看，越南在恢复中越睦邻友好关系的行动上，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姿态，在对华政策的方向和内容上，做出了重大调整。中国也适应自身周边外交战略的需要，把握有利时机。调整了对越关系。中越两国从反目为仇、相互对峙，发展到睦邻友好、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两党两国关系在新形势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两国关系的调整与发展，首先是以各自国家利益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内在需要为根本依据的，其次也是以客观评估国际和地区形势为基础的。内外因素的结合和互动影响，使两国明确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新思维，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