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人质落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手里了。IS昨日发布视频，恐吓杀害两名日本人质，勒索两亿美元。日本官房长官召开记者会，他表示，安倍指示两点：一，尽全力确认事实现状；二，与相关国家携手，救人是第一位。

　　要不要支付这笔人质赎金？美国的教训可供日本政府参考。《纽约时报》报道过很多欧洲国家为救出本国公民曾通过相关途径向恐怖分子支付赎金，可是美国坚决拒绝采取这种策略，认为会导致更多的绑架事件。一名人质的母亲称，白宫官员告诉他们一家人，擅自支付赎金将被起诉。这名人质此后遇害。本文原载《纽约时报》，观察者网金红梅翻译。】

　　2013年，叙利亚新闻记者劳艾·阿波·阿尔约德与被“伊斯兰国”武装集团扣押的美国人质有一瞬间的眼神交流。

　　阿波·阿尔约德先生同其他几十个犯人一起，被关押在叙利亚北部一个原来生产土豆片的工厂里。一天，他被派去给其它犯人送饭。当打开二号牢房门上的小孔，他第一次看到了那三个美国人质枯槁惊恐的脸，他们是詹姆斯·弗雷、斯蒂文·索特洛夫和彼特·卡西格。

　　二十三岁的阿波·阿尔约德先生说他决心不但要救自己，而且可能的话还要帮其它犯人。他记下了监狱的楼层分布，并仔细考察了它在阿勒波的位置。2014年5月获释后他极力争取与叙利亚毗邻的土耳其国内的美国官员会面。

　　他说他认为自己所掌握的信息非常重要，可以帮助救出这些美国人质。可是结果让他非常失望。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工作人员和一名合约雇员被派来跟他见面，但这两人授权负责范围仅限于叙利亚民间组织事务而不是人质问题。会面期间阿尔约德变得焦躁起来，坚称自己能在地图上准确指出监狱的位置，可是这两个人只是含混地保证说会把他提供的细节和他的联系方式转达给相关的调查人员。

　　阿尔约德说：“他们给我的印象是，比起救人，他们对收集情报更感兴趣。我当时就能在谷歌地图上指出监狱位置，可他们对这没有兴趣。”事实上，这些武装分子会轮流使用不同的监狱，在那次会面时人质已经被转移了。

　　美国政府说它一直竭尽所能通过外交途径、情报收集、甚至军事行动以救出人质。去年7月，美国就曾在叙利亚发动过一场失败的突袭营救行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在一封用电子邮件形式发布的声明中说，美国已经主动向二十多个国家求助，请求它们提供援助营救关押在叙利亚的美国人质。可是阿尔约德所描述的与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形成反照，他的说法虽并不完全与华盛顿的口径矛盾，但的确暴露出美国政府在解救人质的努力中存在体制上的欠缺。

　　《纽约时报》前此报道过很多欧洲国家为救出本国公民曾通过相关途径向恐怖分子支付赎金，可是美国坚决拒绝采取这种策略，认为这会导致发生更多的绑架事件。可是通过与诸多人员面谈得出的推论是，这一方针使得美国政府不愿接触那些宣称掌握了有价值的情报或者对解救方案提出建议的人。这些被面谈过的人包括人质亲属，前联邦调查局官员，获释的人质以及那些自称是“伊斯兰国”中间人的叙利亚人。

　　过去的一年里，随着“伊斯兰国”的崛起，本就棘手的人质问题变得更紧迫更复杂了。该组织已经用斩首的方式处死了一些拒付赎金国家的人质。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前的十年间，美国联邦调查局通过直接与绑架者交涉救出了大部分人质。但是自从“基地组织”发动袭击以后，伊斯兰圣战者们把绑架人质变成了一项牟取暴利的生意，所收受的赎金已达上亿美元。据批评者说，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但拒绝支付赎金，甚至越来越倾向于不考虑与绑架者进行间接或直接的交涉。

　　一些前联邦调查局官员认为，“911”事件以后美国处理人质问题的方法导致错失了很多机会，许多人质或许因此殒命。2003年退休的前联邦调查局危机谈判处负责人说：“不向恐怖分子妥协的原则一直就有，可是过去我们对它的解释要灵活得多。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现在把谈判仅仅看作一种工具。”

　　其他六个目击者的经历跟阿波·阿尔约德的很相似——美国人质被绑架时，这六个人要么在场，要么曾跟他们关押在一起。2014年上半年，他们曾尽力向美国官员提供他们掌握的信息，希望能帮助解救人质。然而他们感觉那些官员没有紧迫感，这使他们很受打击。

　　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几个叙利亚叛乱武装的指挥官身上。他们曾向美国官员提议自己可以在美国政府和叙利亚圣战组织之间担当中间人，收取数量相当可观的现金作为酬劳。可是美国官员拒绝了他们的提议，理由是美国不与恐怖分子谈判。

　　一个叛乱武装分子说，在去年8月詹姆斯·弗雷被斩首之前数月，他曾将一名“伊斯兰国”的酋长从叙利亚带到土耳其的加齐安泰普，与美国官员代表团会面。这位酋长带着一封“伊斯兰国”授权他谈判的信，可是美国官员拒绝与他谈话。这个叛乱武装分子说，“他们说‘我们不跟恐怖分子会面。你竟敢带一个恐怖分子来见我们？’然后会面就被取消了。”“‘伊斯兰国’知道美国人不会就赎金进行谈判，这是为什么他们开始屠杀美国人质。”

　　美国政府官员称，在谈判问题上不存在任何一揽子政策，没有禁止调查人员与掌握可靠情报者或能见到人质者会面。一位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说，阿尔约德的情报“相对而言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他将监狱地点报告给美国官方时，这条情报已是四个月前的情报了。一位奥巴马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不存在任何禁止与中间人接触的指示，但前提是他们值得信任，且较可能对绑架者施加影响。”

　　一个引发热议的方针

　　人质的家属和布什政府负责人质谈判的官员们表示，“911”事件后美国关于人质问题的政策意味着，政府不但不向绑架者支付赎金而且也不参与任何谈判。批评者说这违背了联邦调查局行动守则上一些由来已久的规定，这些规定对探员如何帮助人质亲属偿付赎金提出了指导原则。批评者还指出目前的政策与2002年颁布的一道总统密令相左。据两位曾参与起草的官员说，这项总统令允许政府在特例中支付赎金，只要这笔钱是用于引蛇出洞抓住绑架者。前联邦调查局行动人员诺艾斯纳说：“当你说绝不向恐怖分子妥协时，有人把这句话理解成‘我们不与绑架者谈话’。”

　　克里斯托斯·斯诺斯是一位联邦调查局发言人。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在处理国外人质谈判问题上，联邦调查局从2002年起就一直遵从这道总统令。由于这项总统令是保密的，他不能提供相关细节，包括政府是否为解救人质付过赎金。联邦调查局公共事务办公室主任说：“在调查国际人质绑架事件中，联邦调查局优先考虑的是美国公民安全返国。由于每例绑架事件的具体情况不同，联邦调查局一直与政府其他部门紧密合作，确保考虑到每一个可行方案。为了使这些方案实施起来行之有效，同时也出于对人质亲属的尊重，我们几乎从来不公开讨论相关细节。”

　　当这几名美国人质在“伊斯兰国”位于叙利亚的诸多监狱间转辗并日渐萎靡的同时，至少已有十五名与他们一起关押的人质已经获释。这十五名人质除一人外全是欧洲人，他们的获释主要归功于政府、雇主和家人主动强硬的交涉谈判，其中包括支付赎金。

　　一些有着几十年人质谈判经验的退休官员认为，除支付赎金外，华盛顿本应考虑其他办法，比如请求卡塔尔等第三国从中调解，或交换俘虏。不久前，法国便成功地说服马里释放四名“基地组织”成员，换取法国籍人质。

　　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允许人质亲属自己支付赎金。两位前联邦调查局官员说，本世纪最初几年这是人质获释的标准途径。然而，这几个美国人质的亲属却被告知，如果他们支付赎金可能遭到起诉。而那些无视警告决定自己支付赎金的亲属在具体操作上则面临无法克服的困难，有不少骗子装作绑架者企图骗取赎金，而政府对他们几乎不提供指导。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成功赎出本国人质，虽然美国和这些国家都签有情报共享协议，但积极营救人质的美国人却无法知悉这些欧洲谈判方是通过什么渠道与武装分子沟通的。

　　在这起人质事件结束前最后几个星期，人质的亲属孤注一掷自己承担起谈判方的角色。既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也没有获取机密情报的途径，他们的举措带来了悲剧的结果。

　　被斩首的人质詹姆斯·弗雷是为《全球邮报》工作的摄影师和记者。这个网络出版物的总编认为要确保他和另外两个美国人质的获释只有两个办法。一是与绑架者交涉并支付一定的赎金，二是通过冒险性极高的军事行动把他们强抢出来。参照欧洲人质安全获释的先例，第一个办法是最明智的。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称，政府知道人质亲属对官方交流沟通的方式有看法，这已经促使政府检查政府部门对人质绑架事件做出的回应。这位发言人通过电子邮件宣称，“政府在尽可能向人质亲属提供我们所能提供的一切信息的同时，要确保为安全营救人质做出的诸多努力不受破坏，并保证重要的情报线人安全不受威胁。我们必须保护这些情报线人，他们是我们赖以与卑鄙的恐怖分子作斗争的重要资源。”

　　人质回家

　　在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人质谈判由美国联邦调查局全权负责。从1993年开始，到2003退休，诺艾斯纳说他可以全权处理海外绑架事件。他的部门可以与绑架者交涉并指导人质亲属支付赎金，他的行动组解救了90%的人质。“我们自己不支付赎金，在官方口径上我们也不提倡这样做，但如果人质家属想这样做，我们持默许态度。国务院不喜欢我们的做法。我们主要的工作时调查犯罪和逮捕罪犯，但救出人质才称得上真正的成功。通常不交赎金人质是救不出来的。”诺艾斯纳和他的手下遵照的是联邦调查局《调查行动手册及指南》中提到的“是否支付赎金由人质亲属决定。”虽然这针对的是国内绑架，诺艾斯纳在处理国际绑架事件时也遵从这一原则。联邦调查局发言人斯诺斯先生拒绝对手册中是否还有这句话发表评论。

　　诺艾斯纳和另一位前联邦调查局行动人员指出，“911”事件以后人质问题的重心从直接交涉转向军事解决。联邦调查局只是众多处理绑架事件的机构之一。结果是人质亲属常常受到互相矛盾的引导。

　　一名获释人质的母亲说：“去年早些时候，所有人质的家属都去了华盛顿。国务院告诉我们，与恐怖分子谈判或支付赎金都是违背国家政策的；可是联邦调查局却说‘我们有多次与恐怖分子谈判的经验，我们将与你们一起去谈判，帮助你们。’所以我们到底该听谁的？”

　　据詹姆斯·弗雷的母亲说，一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先后三次告诉她和她的家人要是他们支付赎金，可能将遭到起诉。但他们决定不顾一切开始筹钱，这一举措部分仰赖于查尔斯·瑞基尼的建议指导。瑞基尼有二十一年在联邦调查局工作的经验，现在是那个寻找詹姆斯·弗雷的保安公司的负责人。

　　作为联邦调查局人质谈判的老手，瑞基尼知道存在行动人员帮助人质亲属安排支付赎金的先例。他也指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在那道规定如何处理绑架事件的机密总统令中，有一种例外情况，只要政府利用赎金引蛇出洞，是以抓住绑架者最终拿回赎金为前提的，即可破例支付赎金。瑞基尼说这种例外情况只发生过一次，那是在2002年试图解救被菲律宾恐怖组织阿布沙耶夫绑架的两名美国牧师的行动中。据一位曾参与行动的官员说，这次解救并不顺利：一个人质被杀而且三十万美元的赎金只拿回一部分。瑞基尼说，“只要他们愿意，高层领导们是有多种选择的，包括付赎金，不管这笔钱来自人质亲属的还是政府。现在，他们不是没有这个能力，而是没有这种意愿。”

　　一个令人胆寒的效应

　　在叙利亚内战的外缘，一个云谲波诡的秘密社会已经形成，谍报人员和军事人员混杂在加齐安泰普等城市的咖啡馆里，那里的圣战分子和其同伙们靠向美国行动人员出卖情报谋生。其中的一名从叙利亚空军叛变的白发将军现在为一股叛乱分子收集情报。他说他曾帮助寻找过詹姆斯·弗雷。据这位不愿暴露身份的将军说，一名“伊斯兰国”的指挥官找过他，这个指挥官在想办法脱离该组织，他声称自己能进到拉卡市内一所当时关押着这些美国人质的监狱，只要美国方面支付75万美元并承诺政治避难，他可以把詹姆斯。弗雷秘密带到土耳其。这名将军说他派助手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汇报，但那里的官员给出的回复令他失望。“他们根本不想知道细节，马上否决了这个提议，只是反复说‘我们不跟恐怖分子谈判。’”当被问及有关这名将军联系使馆的问题时，美国驻土使馆发言人表示应向华盛顿方面询问，而华盛顿的官员则不愿对这个特别的插曲发表评论。

　　另外两个叛乱组织的战斗人员讲述了相似的经历，据传其中一人曾在释放丹麦、德国和意大利人质中起过作用。他们中的一个说，在去年7月美国解救人质的军事突袭失败后不久，“伊斯兰国”派酋长特使带着一封谈判授权信到了加齐安泰普。他把这名特使带去见一位美国情报官员，他只知道这位官员叫戴伦，但不确定这是否是真名。

　　“我见到了戴伦，可他拒绝会见那位特使。我跟他说‘酋长是来这儿谈判的。’戴伦责怪我说‘我们不跟恐怖分子见面。’我跟他说‘如果你们不与“伊斯兰国”会谈，不把他们当做一个国家来交涉，会引起很糟的后果。’”

　　批评者们认为，美国的做法导致了一种迟滞状态，情报线索往往得不到彻底的调查，提供情报者往往见不到美国情报官员，或者见面已经太迟了。

　　帕得诺斯先生在2012年被“基地组织”叙利亚分部绑架，绑架分子抢走了他的iPhone 3手机。在近两年的关押期间，他以为绑架者为防止被发现一定早已清除了他手机里的数据库。在其家人向卡塔尔政府提出申诉后他终于获释。他用新电脑登录了云储存系统iCloud，发现除了被绑架前他自己存储的数据资料外，还有绑架者输入的一些电话号码。这表明他们一直在用他的手机。然而似乎没有调查人员登录过他的账户或者曾利用它来追踪他的位置。

　　与美国人质有过接触的，还包括其他被关押的叙利亚和欧洲人质。他们说在美国政府跟他们联系之前，人质亲属的代理人就追踪到他们的位置并和他们面谈过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说曾很愿意向美国政府提供多处监狱的具体位置等重要信息，可是美国政府的漠然反应使他们很困惑。

　　他们中有19岁的伯汀克先生，一名皈依伊斯兰教的比利时人。2013年他前往叙利亚加入圣战组织，却被该组织武装分子当做间谍，与詹姆斯·弗雷关押在同一间牢房。2013年秋天他刚获释回到安特卫普，《全球邮报》雇佣的保安公司就派雇员飞抵欧洲跟他面谈。几个星期后美国政府才派来自己的调查人员。几个月以后联邦调查局才派了一个速写画家请他提供监狱长的相貌特征——这名圣战分子是一名蓝眼睛的荷兰人。伯汀克说：“等联邦调查局派人找我的时候，詹姆斯·弗雷和其他人质已经被转移到别处了。”  

　　联邦调查局发言人解释道，因为美国与比利时有情报共享协定，美国政府在派官员去见伯汀克之前就已经从比利时政府机构获取了他提供给它们的信息。在联邦调查局工作过二十年的瑞基尼对此反驳说，政府间共享的情报通常只是概要，不能代替调查人员通过面谈获取的具体情报。

　　人质亲属担当谈判方

　　几个月看不到任何进展，而且解救人质的军事突袭又不成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质的亲属试图跟绑架者直接接触。随着人质一名名被斩首，亲属们铤而走险的意向变得越来越强烈。到2014年9月，詹姆斯·弗雷和斯蒂文·索特洛夫都已被杀害。这之后不久彼特·卡西格的家人从《泰晤士报》的一名叙利亚雇员处获悉，一个自称穆罕默德酋长的人说自己是“伊斯兰国”的谈判代表。

　　彼特·卡西格的父母请儿子的一个朋友在9月22日去土耳其见这位酋长，他们在距叙利亚边境很近的尚勒乌尔法市内一个购物中心见了面。这位酋长的手机上有一张他跟丹麦人质丹尼尔·奥托森在他获释那天的合影。

　　丹尼尔·奥托森与彼特·卡西格在一个牢房里关了几个月，他的家人支付了约计430万美元的赎金。瑞基尼说这笔钱是由他的朋友家人筹措，然后由丹麦政府安排途径转交给了圣战组织。美国政府不向人质亲属提供这样的帮助，而为营救人质奔忙的普通美国人是无法确定许多细节的，比如这位酋长是否对丹尼尔·奥托森获释真的起过作用。

　　据三名目击者说，会谈一开始这位酋长就提出彼特·卡西格的家人需要先付十万美元来证明他们对谈判有“诚意”。据这位酋长当时在场同伙之一说，“伊斯兰国”军方意在索取两千万美元赎金。可是他们连谈判的第一步都没有通过。彼特·卡西格家人的谈判代理请求能有几天时间来考虑这一提议。

　　与彼特·卡西格的家人商议之后，谈判代理回答说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这位酋长能确保彼特·卡西格获释，他们不会付这十万美元，而且还说要筹措这笔钱彼特·卡西格的父母要抵押他们的房子。据这位酋长当时在场的另一名同伙说，谈判代理还提议这位酋长能给他们一份彼特·卡西格的录音来证明他还活着。与提供这次会谈细节的其他两人一样，这个目击者也由于害怕激怒“伊斯兰国”而不愿暴露身份。

　　他说这个提议激怒了这位酋长，他指责这些美国人怀疑他的信用。接下来，这名酋长对他说，“告诉家属他们会在电视上看到他还活着的证据。”

　　11天后，YouTube网上出现了一段录像——彼得·卡西格跪着，身旁是挥刀的行刑者。

　　阿尔约德认出了那张苍白的脸，他曾透过二号牢房门上的小孔看到过彼特·卡西格的脸。

　　阿波·阿尔约德说，自己没有被杀纯属侥幸。在被俘的158天里，他两次被带出去斩首，只是在最后一刻才被赦免——因为圣战组织成员认出他是各叛乱组织间交换俘虏所需的人质之一。

　　一名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说，当阿波·阿尔约德终于获释并有机会报告他所目击的一切，美国政府派了一名国务院工作人员和一名合约雇员与他会面。“这两人不处理与人质相关的事务，这一事实当时就已与阿波·阿尔约德先生说得很清楚。” 这位发言人还说，“这两个人或者其他任何人接收到的任何与美国人质相关的信息，都已经通过适当渠道得到了传达。有人认为这些情报中可能包含有用的信息，可能使被拘为人质的美国公民安全返国，事实证实这样的想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在与这两人会面后的几个星期里阿波·阿尔约德先生等着有人和他电话联系，可是他没有等来。他说：“我一直认为美国总统有足够大的影响力来重组世界格局，我很失望他连把这些人质救出来都做不到，我知道就连叙利亚规模最小的叛乱武装都能把自己人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