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苏联”大跃进“时期的浮夸海报

　　摘自《舌尖上的历史》 中信出版社出版

　　对于把食物当成意识形态的工具来运用，苏联的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绝非生手。当他在1924年掌权后，便推动了一项急速工业化的计划，目标在于赶超西方的工业化国家。食物在其计划中占有核心地位。当时，苏联是主要的谷物输出国，而且，它打算增加这类出口产品的数量，借以筹措资金，向外国购买工业机械。本来由个别农民及其家人经营的小型农场，将被压缩在一起，形成由国家拥有的“集体”农场。斯大林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农耕置于国家掌控之下，将可提高产量。斯大林在1929年公布其计划时宣称：“大约在三年之内，我们的国家将成为全世界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之一，甚至就是粮食产量最高的地区。”这种做法将产生额外的谷粮以供外销，赚取更多强势货币，以资助工业化的计划。斯大林设定目标：5年之内，要让钢的产量加倍，铁的产量增加为3倍。其计划若是成功——在一起工作的农民生产出更多食物，苏联则快速工业化——便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就某些方面而言，他的计划试图复制曾经发生在西欧而肇始于英国的状况——在英国，先有农业生产力的急速提升，然后才出现工业化。这种发展将劳动者从土地中释放出来，使他们能够成为产业工人。正因如此，亚当·斯密称工业活动为“农业的后裔”。但是，苏联的取向非常不同，因为，在英国的工业化发展中，国家所发挥的策划作用非常有限；英国的工业化并不是刻意筹划的结果。相对地，斯大林的工业化计划是一项由国家来规划的努力，其募集资金的方法，则是将农场“集体化”，意味着这些农场的产品属于国家，因此，政府能够更名正言顺地拿去外销。

　　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农民本身对这项新政策并不热衷。实际上，生产力较高(因而也较富有)的农民尤其不愿接受这种安排。在某些案例中，他们宁可选择焚烧农作物或宰杀牲畜，也不愿被迫将它们交给集体农场。斯大林下令，由于所有的作物、牲畜和农产品如今都属于国家，任何拒绝交出它们的人，或是摧毁它们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或阴谋破坏者，应当被驱逐到苏联的劳动改造营。

　　由于生产力最高的农民最可能反对集体化，新制度对于农业生产力的冲击可想而知。既然他们的农产品现在都属于国家，农民便不再有尽力提高产量的动机。干旱、恶劣的气候，以及缺乏马匹在田里工作等因素，也导致1931年和1932年的收成比平常少。结果是，正当斯大林需要更多农产品来资助其工业化计划的时刻，粮食生产的水平却下降了。但是，对于苏联领导层来说，要承认集体化的措施降低了农场的生产力，将是件不堪设想的事。斯大林反而坚称粮产有空前的大丰收，只是某些农民将产品藏匿起来，以免被迫上缴。这个解释将国家持续收取大量谷物的做法合理化，但它也意味着许多农民最后落得没有足够的食物可吃。而且，那些达不到谷物缴交额度或是被怀疑藏匿谷物的人，所遭受的惩罚是让政府把其他农作物当成“罚金”拿走，留下更少的食物给他们。另一方面，城市里的产业工人有丰足的粮食可吃，谷物出口加倍，让外面的世界以为斯大林的方案正按照计划进展。

　　平均而言，农民最后能留给自己食用的谷粮，比他们在集体化之前所拥有的少1/3。但在某些地区，情况要更糟得多。特别是在乌克兰——这个富庶的农业区所生产的谷物一向远超过所需——政府设定了非常高的收取额度。当预期中的大丰收没能实现时，地方官员奉命加强搜索被藏起来的存粮。斯大林下令，即使只保留一穗小麦不交给国家，也将处以死刑或10年监禁。一位参与者回忆：“我自己也参加了这场行动，在乡村搜索，寻找藏起来的谷物，用铁棒在地上探查松软之处，有时可循此找到藏匿的谷物。我和其他人一起掏空乡民的储物柜，对于儿童的哭喊和妇女的号啕声充耳不闻。因为我深信自己正在完成乡村的转化。”当人民开始挨饿时，士兵被派去守卫大仓库，里面存放着政府搜来的谷粮。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记录下农村饥民的绝境：“人们的脸、腿和胃都肿胀起来……现在他们已饥不择食。他们捕捉小耗子、大老鼠、麻雀、蚂蚁、蚯蚓。他们把骨头磨成粉来吃，也将皮革和鞋跟如法炮制；他们把旧皮毛切细，做成面条般的东西，他们煮胶水。当青草长出时，他们开始挖出草根，吃叶子和新芽。”

　　在1932年11月的一场演讲中，斯大林论称，搜集谷粮之所以如此困难，都是阴谋破坏者和“阶级敌人”所造成的。他认为农民故意阻挠他的集体化方案，借以挑战政权的威信。他宣称：“某些集体农场和农民如此打击国家，对此，共产党员若不回以致命痛击……那就太愚蠢了。”1933年2月的另一场演讲中，斯大林赞同地引述列宁(Lenin)的名言：“不劳动者不得食。”一份3月的官方报告陈述：“农村组织不折不扣地采用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口号：让他们去死吧！”斯大林的本意并不是要执行集体化而导致人民挨饿，但若那些拒绝变革的人饿死了，那将是他们自己的错，因为他们太过懒惰，以至于没能种植足够的食物来喂养自己。

　　1933年初，苏联实施国内护照的制度，以防止人民从乌克兰和北高加索闹饥荒的村落逃往城市。一份俄共政治局的备忘录抱怨“在乌克兰的偏远地区，搜集谷粮的行动完全失败，十分丢脸”，并呼吁官员“粉碎阻碍谷粮搜集的阴谋”，而且要“根绝面对阴谋破坏者时所怀的消极、自满心态”。1933年3月，负责乌克兰集体化计划的斯坦尼斯拉夫·柯希欧(Stanislav Kosior)在呈交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指出，农民尚未从饥荒中得到足够的教训。柯希欧宣称：“在灾情最严重的地区，为播种所做的准备并不令人满意，这表明饥饿尚未将正确的判断力教给许多集体农场的农民。”

　　乌克兰的一位高级官员哈塔耶维奇同志(Comrade Hatayevich)，将这场饥荒的政治性质赤裸裸地勾勒出来。他解释，1933年，“饥荒夺走了好几百万条人命，但集体农场制度会在此延续下去。我们打赢了这场仗！”饥荒结束于1934年。当时，斯大林缩减国家收取的谷物量，并勉强让步，允许农家拥有一小块田地种植蔬菜，饲养一头牛、一头猪，以及至多10只羊。接下来50年，为国家提供大部分粮食的是这些私有土地，而非集体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