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列宁和斯大林，摄于1922年。

　　90年前的1924年，列宁病逝，斯大林经过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取得了苏联的最高领导权，开启了他近30年的统治。当他的目光投向东方时，发现中苏之间漫长的边界线上有太多沙俄时代留下的“悬案”——沙皇俄国本是一个欧洲国家，与中国并不接壤，但经过几个世纪的扩张，其势力入侵到中国边疆，形成西段、中段、东段三段有争议的边界。到斯大林时代，中苏西段边界，有新疆问题；中苏中段边界，有外蒙古问题；中苏东段边界，有东北的中东铁路等问题。

　　三段边界，斯大林各有筹谋。新疆紧邻苏联，新疆稳定才能让苏联放心搞经济建设；外蒙古已自立政权，苏联红军还在外蒙古境内驻扎，苏联不必着急；东北有日本虎视眈眈，苏联大可隔岸观火，因势而为。

　　所以，斯大林的目光首先锁定了新疆。

　　深深认同俄罗斯民族的不安全感

　　1851年，清政府被迫与俄国签订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这看起来只是个通商章程，实际上却是中俄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沙俄由此打开了新疆的大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英法联军攻入北京而结束，沙俄自认为“调停有功”，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规定中俄的西部边界划界事宜由两国派出大员“秉公查勘”，互换记文、地图。从1862年8月开始，双方为划分西部边界举行了多次谈判，在沙俄的军事压力下，1864年10月，清政府代表被迫在《勘分西北界约记》上签字。这一不平等条约将北起阿穆哈山，南达葱岭，西自爱古斯河、巴尔喀什湖、塔拉斯河，东至伊犁九城、塔尔巴哈台绥靖城的约44万平方公里领土划归沙俄。原本处于新疆中央地带的伊犁地区一下子成为边疆地带。

　　清朝和沙俄相继灭亡后，中俄两国的后继政权无法回避这些恩恩怨怨。缔造苏维埃政权的列宁，主政仅7年便去世，除了一些“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原则性声明外，没有具体措施。他的继任者斯大林，曾负责过民族事务，对民族和边疆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苏联的边疆政策便有了浓厚的斯大林个人色彩。

　　1929年12月，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公开宣布：“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让它见鬼去。”虽然这句话说的是国内土地问题，但这种唯我独尊的“斯大林风格”也影响到国外边界问题。

　　斯大林(1879年—1953年)出生于格鲁吉亚，父亲是鞋匠，母亲是农奴的女儿。虽是格鲁吉亚人，斯大林的表现和思想却经常有大俄罗斯主义色彩。他曾公开宣称，俄罗斯民族“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俄罗斯民族在发展的早期，由于地处东欧大平原，没有任何天然的安全屏障，多次遭到外族入侵。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经历，使俄罗斯民族形成了本能的不安全感。历代统治者为了消除这种不安全感，都竭力进行疆域扩张。在边疆地区建立“缓冲地带”和“势力范围”，是俄罗斯保证自身安全的重要手段。斯大林深深认同俄罗斯民族的不安全感。他对新疆的态度，就是要把它变成一个“缓冲地带”。

　　给新疆省主席发苏共党员证

　　上世纪20年代，新疆形势波诡云谲，各方势力在进行或明或暗的角力。1928年7月杨增新被刺身亡后，新疆便成为金树仁的天下。金树仁和斯大林是同龄人，他出生于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早年入疆，后成为新疆省主席兼总司令。为了巩固势力，金树仁重用河州人，以至当时新疆流传着“早晨学会河州话，晚上便把洋刀挎”的民谣。但新疆的人才实在匮乏，金树仁不得不打破地域观念，于1929年派人前往南京、上海等地招揽人才，其中就有34岁的盛世才。

　　盛世才1895年出生在辽宁开原一个地主家庭，早年曾在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接到金树仁的“求贤令”时，他正在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第一厅任科长。对于权力欲望极强的盛世才来说，一个小小的科长满足不了他的野心。权衡利弊后，他选择到新疆去，并对朋友说，这次进疆是破釜沉舟，有进无退，将来或者做一个东亚红军的总司令，不然就找一个“老朽长官”假意殷勤，待其死后继承权位。再不然就深入该地蒙古部落，伪装成蒙古血统，求拜蒙古王纳为义子，待蒙古王死后再以义子地位统其部众。

　　尽管计划周密，盛世才入疆之初还是大失所望。没有“老朽长官”提携他，也没有蒙古王收他为义子，甚至金树仁也不信任他，只是给他一些闲差事。

　　1931年，盛世才的机会来了。甘肃军阀马仲英出兵新疆，金树仁派兵抵抗却屡战屡败，无奈之下只好起用盛世才，任命他为参谋长。盛世才不负所托，协助击退了马仲英，崭露头角。1932年，马仲英再次入疆，盛世才被委以军事大权，屡战屡胜，被称为“常胜将军”。第二年4月，历史又给了盛世才一次机遇。新疆省政府的一些官员发动军事政变，金树仁被迫携家眷逃出新疆，但发动政变者很快感到无力维持新疆局面，只好请手握军权的盛世才主持大局。

　　此时，盛世才的“老东家”、南京国民政府认为直接统治新疆的机会来了，就派人入疆，摆出一副要接收新疆的架势。盛世才知道，此时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不受南京国民政府实际控制，就必须找一个强大的靠山。他曾留学日本，本想向日本示好，但害怕会招致手下主力部队中3000多名东北军的强烈反对，甚至倒戈。因此，盛世才把目光投向了苏联。

　　这与斯大林的目光撞到了一起。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正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对苏联在远东的安全构成直接挑战，由此新疆的稳定对苏联显得格外重要。斯大林非常希望新疆能有一个稳定而亲苏的地方政权，以使中苏两国在数千公里的边境线上相安无事。而新疆其他势力已成为苏联的“后顾之忧”：和盛世才争夺北疆的马仲英，正与日本勾勾搭搭；南疆出现的“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背后有英国人的影子。斯大林只能选择盛世才。

　　1933年5月，盛世才对苏联驻迪化(今乌鲁木齐)的总领事孜拉肯表示，愿意进一步增进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并在宴会上表白自己信仰马列主义。饭后，他与孜拉肯在书房谈话，让孜拉肯看他珍藏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问题》等书籍。告别时，又送给孜拉肯等人每人一份贵重的礼物。于是，孜拉肯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称盛世才为马列主义信徒。

　　苏联对盛世才进行了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援助。军事上，苏联直接派红军入疆，帮助盛世才击败了马仲英和张培元等军阀，助其控制了新疆全境。经济上，苏联不但向盛世才提供贷款，还派专家、顾问到新疆，帮助建立炼油厂、医院等。盛世才也投桃报李，提出了“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其中“亲苏”是核心。

　　盛世才一度还想通过王明、康生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以便向苏联表示忠心。但考虑到新疆和盛世才在当时国内外事务中的微妙地位，中共以“必须请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由，拒绝了盛世才的请求。于是，1938年，盛世才干脆秘密访苏，受到了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的欢迎。斯大林三次接见他，不但满足他的全部援助要求，还批准他为苏共党员，组织关系隶属莫斯科政治局，党员证号码为1859118。

　　盛世才“变脸”，斯大林愤怒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斯大林援助盛世才是出于苏联利益的考虑，盛世才对此心知肚明。1940年，盛世才和苏联政府代表签订了为期50年的《新苏租界条约》，苏联在新疆获得了不受当地政府干预的种种特权，并攫取了新疆的矿产资源。盛世才后来承认：“1940年之密约签订，事实上苏联有其政治上之阴谋，苏方欲余在新独立。”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战争初期，德军占据优势，苏联大片国土沦陷。盛世才感到苏联恐怕是指望不上了。身为老牌投机主义者，他望风使舵，转而把希望放在蒋介石身上，他给蒋介石的“投名状”正是反苏反共。

　　1942年3月，盛世才精心策划，炮制了“四·一二阴谋暴动案”，诬蔑中共党员陈潭秋、毛泽民和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军事顾问等人是暴动案的策动组织者，随即把新疆各地的共产党人调至迪化集中控制起来。9月，盛世才不仅扣押了陈潭秋、毛泽民等20多名中共主要干部，还把120多名中共党员及家属全部软禁。陈潭秋、毛泽民等人被投入监狱后，遭受酷刑，并在1943年9月被秘密杀害。此外，盛世才还采取种种措施，迫使苏联势力全部撤出新疆。盛世才的“变脸”给了蒋介石绝佳的机会。早就想控制新疆的蒋介石于1943年派出7万余人的部队进驻新疆。

　　盛世才的背叛让斯大林十分愤怒。1943年5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如何推翻盛世才。会议决定成立“民族复兴小组”，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培养力量。这种做法的后果是在苏联的支持下，于1944年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苏联顾问为莫合森。就这样，在蒋介石和苏联的双重压力下，盛世才于1944年被迫离开新疆，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农林部部长，结束了对新疆长达11年的统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斯大林推动了国共重庆谈判，在新疆也推动了“民族军”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苏联不允许新疆有分裂政权，所以每当谈判进入低谷时，都是苏联出面压制了独立派的分离主张，并强行把独立派的首领艾力汗·吐烈等人秘密押送出疆。1946年7月1日，新疆联合政府成立，张治中为新疆省主席，阿合买提江和包尔汉为副主席。新疆局势暂时稳定下来。

　　屡促中共尽早解放新疆

　　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1949年上半年，解放军向国民党统治区开始了大举进攻。此时，在解放全国的计划里，新疆还没有被列入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1949年5月，中共中央在发给各野战军的电报里指示，年底前占领兰州、宁夏和青海，1950年春“开始经营新疆”。当年6月，毛泽东又致电指挥西北作战的彭德怀，如果进展顺利，可在“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

　　斯大林对中共这一安排很不放心。1949年6月，刘少奇正率领代表团在莫斯科访问。据代表团政治秘书邓力群回忆，斯大林明确说，英国、美国，尤其是美国，正策划在新疆搞“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这表明斯大林非常担心西方势力渗透新疆，进而威胁苏联在中亚地区的安全。他迫切希望解放军尽早入疆，稳定新疆局势。此外，斯大林也考虑到苏联日后会在外蒙古独立和中东铁路等问题上和中共发生利益分歧，因此，他设想在新疆问题上先帮助中共，以换取未来在这些问题上的空间。

　　根据相关档案的记载，在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后中苏两党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就提出，“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斯大林还认为中共过高估计了西北军阀马步芳的骑兵部队，表示愿意提供40架歼击机以及交通工具，协助中共军队迅速入疆。

　　毛泽东很重视斯大林的建议，立即要刘少奇告诉斯大林，中共同意尽快进疆，并且希望刘少奇在莫斯科具体解决苏联提供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此后，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去电报说，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援助，包括几十架飞机助战”，建议彭德怀“冬季即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接着，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说，中共“同意派邓力群去新疆，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络”，如果战事顺利，今冬就有可能占领迪化。8月4日，毛泽东又进一步通知身在苏联的刘少奇和王稼祥说：“8月底或9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从邓力群的回忆和相关电报来看，苏联后来的确提供了不少帮助。

　　当时，驻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接受中共的和平建议，也有人主张奉命坚决抵抗。虽然早在1949年4月，曾任新疆省主席、时任国民党和谈代表的张治中决定留在北平时，毛泽东就考虑“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但中共毕竟不了解新疆的具体情况，与新疆新的主政者没有任何接触。倒是苏联与国民党新疆军政首脑陶峙岳、包尔汉接触较多，了解到他们有和平起义的意愿，并推了他们一把。8月中旬，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萨维列也夫对陶峙岳等人说：“中国将于9月组成新政府，苏联即将予以承认，希望新疆方面及时主动转变。局势已进入必须转变的阶段，不能有所犹豫了。”

　　9月2日，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叶谢也夫和邓力群在伊宁会面。叶谢也夫说，和平解放新疆的形势已经完全成熟，苏联保证国民党方面将会无条件接受中共的和平条款，希望中共方面抓住时机，果断行事。叶谢也夫还建议邓力群尽快赶到迪化，直接同新疆当局接触，并表示由苏联方面负责从中斡旋，同时保证中共代表的绝对安全。在报中共中央批准后，邓力群于9月15日秘密到达迪化，与陶峙岳、包尔汉进行了正式谈判。不久，陶峙岳和包尔汉分别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

　　从新疆省到自治区

　　新疆和平解放6年后，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成为继内蒙古自治区之后第二个少数民族自治区。

　　早在建党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沿用了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思路，主张民族自决，实行联邦制，“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些主张既是学习苏联的结果，也是为了争取边疆地区和各民族的支持。不过，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主张已经不合时宜。因此，1947年在讨论内蒙古问题时，中国共产党提出成立内蒙古民族自治政府，但是要确定“内蒙古民族自治政府非独立政府，它承认内蒙古民族自治政府仍属中国版图，并愿为中国真正民主联合政府之一部分”。这在当时是最稳妥的选择，既满足了内蒙古一部分民族群众的自治愿望，也使得内蒙古仍然属于中国版图。

　　经过两年的实践，内蒙古民族自治政府的模式被证明效果不错。1949年2月，当斯大林派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中共在得到了苏联“不想造成新疆的独立，也不觊觎新疆的领土”的承诺后，准备给予新疆像内蒙古一样的“完全的自治权”。当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具体到边疆政策，就是继续推进民族区域自治。1955年，中共按照既定的想法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虽然有苏联的影子，但更多的还是照顾到中国的历史传统，例如清朝时期蒙古等藩部就有大小不等的自治权。

　　而同样从苏联引入的民族识别，对中国来说则是全新的办法。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进行过民族识别，中国传统的民族概念主要是指中华民族这个整体。此前，汉语中没有“民族”的定义；后来，则采用了1913年斯大林给“民族”下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根据这个定义，中国识别出了56个民族。

　　事实上，如果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民族概念，“中华民族”的概念就会被虚化。世易时移，在今天的新疆，除了要尊重、爱护各个民族，也要加强“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