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的是一份坚守，一份担当

　　记者：这几年因为沈飞有很多型号任务，“白加黑”是很常见的事吧？

　　孙聪：沈飞和沈阳所每年的工作计划都排得满满的，但是我们为了技术进步、为了企业发展，还要自己再加班。有的项目国家没有立项，按理说罗阳完全可以不干，而且这个项目恐怕到他退休也还没形成利润，是给下一代人打基础的。但我们这代人做事不能只想着自己，一定要想着企业长远的、未来的发展。

　　记者：听说罗阳经常待在工厂生产现场。

　　孙聪：到现场，这是对航空工业企业一把手的基本要求。他作为领导往那儿一坐，团队士气不一样。就像打仗一样，指挥官在前线指挥和在后方指挥，战士的士气是不一样的。他基本上没有早回过家，几乎每天都是半夜。

　　记者：不管歼15还是其他项目，应该压力都很大。罗阳性格比较内向，困难较大的时候他是什么状态？

　　孙聪：罗阳是很沉稳、比较内向的一个人。你别看他不声不语，实际上内心是很澎湃的，压力很大。经常会遇到重大技术问题，遇到了还得往前走，得想办法。看到网上有网友讽刺沈飞，我跟他说，你看看人家说咱啥。他就叹气。他说，我们得努力。

　　别看这几年沈飞默默无闻，但是贡献极大，每年交付飞机量非常大。无论是“612”还是“712”工作制，在沈飞都是一种常态。作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自己说过，是一种无形的压力，是别人体会不到的压力。

　　记者：宣传部的人说，活动时拍照片，很难拍到罗阳合适的角度，因为他不爱往前站，而且总是双眉紧锁。近几年在多种型号并行的过程中，他是不是很焦虑？您是否也有过同样的心情？

　　孙聪：就像他自己说的，一到快接近型号任务节点要求的时候，内心确实是焦虑的。比如歼15着舰，前一天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其实都飞行演练了很长时间，晚上依然睡不着觉。

　　第二天我们站在指挥台，看着飞机往下落的过程中，手心全是汗，无法用语言描述。当飞机平稳着陆，就连海军副司令员张永义都热泪盈眶。罗阳当时的心情估计大体相同，大家都激动得不能自已。我是一个不常流泪的人，但是当时眼泪含在眼眶中。

　　记者：歼15的成功，你觉得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孙聪：技术进步，航空报国。文学里总说这个精神、那个精神，我认为精神是基于技术进步、管理进步的。为什么要把技术进步放在前面呢？航空报国是一种报国的理念和热情，没有具体的手段和方法不可能实现。

　　记者：您觉得航空报国这个理念是怎么深入到团队中的呢？

　　孙聪：在改革大潮中依然坚守在航空的这批人，是能够切身体会到当时外界的诱惑，走到今天，靠的是一份坚守、一份担当。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航空工业多穷啊！我们全所一年交6架飞机，全所2000多人只干一个改进型号，每个月的工资只有80几块钱。我们一年分配来的学生有六七十人，结果30个人都走了，我们当时都嘲笑自己：没能耐的人留下来了，有能耐的人全都出去发大财了。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这批人赶上了国防大建设。历史给了我们这个良好的时机，这么好的条件，我们怎么能不珍惜，不努力呢？航空报国理念深入到我们这代人中，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罗阳走了，觉得特别孤单

　　记者：您和罗阳的经历特别像，而且年纪也差不多吧？

　　孙聪：他比我小4个月。我们“七匹狼”之间都很有默契。现在，虽然我们都离开沈阳所这么多年了，但是每年家庭都要聚一次，这种感情一般人体会不到。中航工业董事长林左鸣和副总经理李玉海安排我在庆功会开完后回沈阳。那天我一进门，罗阳夫人拽着我的手说：“罗阳跟着你走了，你怎么不给我带回来！”我当时特别难受。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就算不能说是战争年代那种出生入死，但也属于同甘共苦，为了一件事我们同时熬夜，也为了一件事在一起开怀大笑。

　　记者：您在舰上一直跟罗阳在一起吗？

　　孙聪：我们在舰上是比较忙的，跟他接触的时间只有晚饭后的散步。他的任务主要是负责飞机保障，要了解最前方的情况，指挥机场基地的保障、备件、修理维修等。因为飞机每次下来都要进行检测，对实际飞行数据进行测量分析，看看有无潜在的故障，在哪里，保障第二天飞行。我们的飞行强度非常大，保障工作也非常重要。他要针对这些问题指挥后方作战。

　　首飞成功，他很高兴。晚上吃完饭散步，我们俩坐一个舷梯口边上聊，他很兴奋地说：“我们得总结成绩和问题，回去要从技改、条件能力建设、人员培养等方面改进、完善。”我感觉他一直没想自己的事儿，想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他还是雄心勃勃地想去干好。我经常跟他开玩笑说：“你肚子大，肚子里都是智慧。”那天我们在一起，他最后和我说的总是沈飞的能力如何提升，沈飞的管理如何提高，沈飞的产品质量如何更上一个台阶。

　　记者：那是晚上什么时间？

　　孙聪：9点多钟。试飞结束我们返航的路上。

　　记者：然后你就没见他了？

　　孙聪：然后再也没有见到他，虽然一个舰上。到大连港就下来了。下来时候你们看镜头，他显得很疲惫，但是很高兴。

　　记者：您和罗阳的兄弟关系就像左手跟右手一样，平常觉不出来。可是他不在了的时候，这种关系是否体会得更深刻？

　　孙聪：我们这些人感情不是很丰富，但失去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怎么活蹦乱跳的人就没了！

　　庆功会开完我满脑子都是罗阳，坐在屋子里心烦意乱，有点儿害怕，不敢接受这种现实。后来我给王永庆(沈阳所总设计师)打电话，我说你过来陪我坐一会儿。我们默默地坐着，什么话也没有说，彼此对着坐了2个多小时。我不敢一个人呆着，觉得接受不了，觉得特别孤单。昨天晚上我也是一个人在家里坐着，就是发呆。

　　我到医院的时候罗阳已经被抢救一个小时了。院长把整个抢救过程描述了一遍。林左鸣董事长表态，一定要全力继续抢救。医生解释说，罗阳是主动脉血栓，相当于血管供血主动脉，血栓旁边分支全部死掉，造成大面积坏死。我们恨的是，前一天晚上他是不是难受？难受为什么不找医生？舰上是有医疗条件的！

　　记者：之前他也没有说过他难受？

　　孙聪：我没听过，因为我们聊到晚上9点多钟就散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有时工作压力大，劳累，50多岁正好是个危险期。我们在舰上住在不同区域，但吃饭时常能碰到，没有发现他任何异样。

　　记者：庆功会时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吗？

　　孙聪：庆功会有人知道了，有人不知道，因为没有宣布这件事，只说林左鸣有特殊的事今天不能参加了。因为那种场合宣布这个消息，不合时宜。组织者也考虑得比较全面，毕竟不仅有中航工业，还有其他单位。

　　记者：你们在平时有没有聊退休之后打算干些什么，或者工作上还雄心勃勃想要干点什么事？

　　孙聪：我们大部分是在聊工作，偶尔谈谈家庭，聊聊孩子上学。我们俩将近30年的情谊了。不像有的人经常抱怨，说不能再拼了，得享受生活了，罗阳从来没说过这种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