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士和德国，曲兆松发现，当考察船“极地号”在柏林哈弗尔河畔“摆出”后，科普活动现场排起了长队。而等待参观的孩子身边至少有一个家长陪着。这表明，科普活动需要家长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反观国内，科技周上一个更常见的场景是，穿着校服排着队的“红领巾”，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 据《北京科技周2011年评估报告》显示，单位组织参加科技周的人数占到了参观总人数的五分之一之多，而自行前来参加活动的仅占35%，还不到一半。

　　对高校和科研院所来说，科研实验室向公众开放还缺乏足够的积极性，也没有足够的制度保障。李丹勋举了一个例子，曾有小学要做一场课外活动，致电联系相关实验室。这本是一件好事儿，但这类“自发参观”式的非“官方”安排的活动很难列入正常的工作计划，“时间和精力倒不是主要问题，孩子们的安全是最让人担忧的”。

　　在李丹勋看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惯常的心态。国内虽说也有实验室开放日，但每到那天，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如坐针毡，“一旦在安全问题上出了点差错就‘吃不了兜着走’”。

　　高校招生宣传被认为是普及专业“到底是什么”的最佳时机。然而，这样的机会也被“生源掐尖”运动“顶了岗”。

　　北京一所985高校机械工程学院招生组的老师告诉记者，在他被抽调去河南招生的6年里，没获得过一次机会介绍自己院系专业。他的任务很明确，就是私底下和中学老师联系“状元”考生，以及挖那些同层次水平高校的“墙脚”。

　　招生宣传只是个幌子，他说，“不管是我们还是家长，感兴趣的并非考生报哪个专业，而是能不能考上，考哪个学校。”

　　缺少一份通俗易懂的专业规划图

　　然而，即便在招生宣传时给出专业讲解的时间，也未必能讲得明白。

　　李丹勋递给记者一份百度百科上关于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的介绍，上面写着“水利水电工程培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的勘测、规划、设计、施工、科研和管理等方面的知识，能在水利、水电等部门从事规划、设计、施工、科研和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如果我是一名高中生，我肯定看不懂。”李丹勋说，因为篇幅的限制，目前各高校提供给中学生的专业介绍一般都充斥着专业术语，对中学生来说可能就是“天书”。

　　比一份通俗易懂的专业介绍更重要的是一份专业规划图。李丹勋告诉记者，要说清“某一专业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并不容易，牵扯的东西太多，比如，行业对这一专业到底需要多少人，每个人在其中的位置都是干什么的。

　　南京大学教授高抒对此深有感触。一次，有同行看到高抒为招研究人员而发愁，便安慰他：“海洋大学是少了些，但学生整体质量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说法却让这位海洋地质学家更加发愁。

　　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海洋人才并不仅仅是出自于海洋类高校，作为一门一级学科，海洋涉及了物理海洋学、海洋化学、海洋生物等诸多学科领域，而相应从事海洋研究的人也不一定是从海洋高校出来的，事实上，那些从综合性大学出来、非海洋专业学生的比例反而不小。

　　在海洋系统工作了多年的人对此都有误解，对还是一张白纸的中学生来说，他们在报考的时候，将会怎么想？

　　事实上，不仅仅是海洋和水利，甚至也不只是工科，很多专业都涉及这个问题。用《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作者任冲昊的话来说，即某一专业的“信仰”培养问题——我们学一个专业，要从纵向的历史轴、横向的社会轴分别去分析，是为了什么。

　　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任冲昊还在读中学。一次暑假，他在修路的工地上挖沟——挖一方土赚几元钱，一方泥巴十几元钱。他还依稀记得当时的情景：几辆拖拉机加上几百上千的人挖土、装车，搭脚手架、搅拌混凝土。

　　后来他知道，这样的工作方式，叫做劳动密集型生产。

　　10多年后，学习道桥工程的任冲昊来到浦东的公路工地实习。这时，他发现，修路已经不再是个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作：站在最高处往下看，只能看到几个挖掘机、几个压路机，几个吊车和卡车，还有几个机器控制人员，“所有人加一起，比10年前少了一半还要多”。

　　人之所以少了，是因为机械工作的效率高了。原来挖土靠人工，现在靠挖掘机；原来压路靠打夯，现在靠压路机；原来测量靠纯光学仪器，要有专人记录，按计算器，现在都集成到一个机器上了。

　　这些直观的印象，让任冲昊知道了自己所学的“道桥工程”到底是什么，以及它在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中是一个什么位置。一个小小的“挖土”工作，能高效顺利地进行，离不开其背后的整个工业体系。

　　所谓工业体系，就是这么一批工厂，他们彼此能提供零部件、原材料和技术支持。虽然不可能有哪个工厂自己制造所需要的一切零部件，但作为一个整体，它们能够彼此支撑。换句话说，如果这些工厂只需要开采矿产资源，不需要外国的机器、零部件和工程师支持也能运行。这时候，就可以说这些工厂成体系了。

　　也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他决定放弃这一专业，改去做一个自由撰稿人，他告诉记者：“我要结合自己的专业，还有这些敏锐的嗅觉，让更多的人不再误解工科，知道学工科到底有啥用。”

　　很多工科大学羞于承认自己是“工程师摇篮”

　　当然，再宏大的科普，也拗不过社会评价。

　　改革开放以后，文科发展迅速，学科不断健全，考生在选择上开始出现多元化，“人生路径选择上的多样化无疑是社会的一种进步。”查建中说。

　　但是，这样的情形却因为盲目跟风而变了味。比如，1992年，全国只有40多所高校开设金融专业，到2006年，开设这一专业的高校增加到400多所，毕业生人数增加了10多倍。

　　作为工人和农民的后代，任冲昊当时对这种普遍歧视实体经济的社会气氛也有点疑惑——“毕竟财富是生产出来的，不是贸易换出来的”——大家都学金融，都学贸易，当公务员，就算效率再高，粮食和商品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就算外国人造得再多，但中国人也得有东西去换才行。

　　从历史发展来看，整个90年代，中国工业不景气，国企里的工程师甚至和工人一起下岗；农业不行，一亩地打四五百斤麦子，扣除口粮，交了提留农业税，剩不下多少，农技站发不出工资，员工自谋生路。社会上的说法是：搞工业搞农业都没出路。不管什么行业，搞生产的都不赚钱，只有经商才能变大款，用上别人用不上的大哥大，开上桑塔纳轿车。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差不多10年，结果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报志愿的时候都不愿意学工学农，外语、企业管理、工商管理、行政管理才是那时的热门专业。任冲昊就是在那个年代进入高校学习的，最终选择了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

　　土木工程是同济的王牌专业。但他后来才发现，整个宿舍只有他一个人的第一志愿是土木工程。其他都是从工商管理、国际贸易这些热门专业调剂过来的。

　　当时，还有一件十分流行的事儿令他记忆犹新，就是大学改名字。

　　最典型的就是东华大学，过去的中国纺织大学，最早叫华东纺织工学院。任冲昊经常和同学调侃，改名之后，这个学校听起来“像一个没注册过的山寨学校”。还有西安的长安大学，其前身就包括曾被誉为交通行业“黄埔军校”的西安公路学院，也改了一个“很像民办学校”的名字。

　　从某某工学院升级成某某大学，主要目的就是去掉校名里那个“工”字，让自己听起来像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一个默认的规则是，这样对考生来说才有诱惑力，对领导来说才值得拨款。

　　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查建中也曾专门撰文为“工程师摇篮”正名，问题的焦点就在于工程教育是要培养“罗阳”式的工程师，而非“扣上乔布斯帽子”的科学家。

　　查建中在文章中写道：在中国这样一个产业落后、迫切需要大量优秀工程师的国家，许多以工科见长的高校反而把目标定位为培养“科学家”而不是“工程师”。清华大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骄傲地称自己是“工程师摇篮”，但现在，中国已经没有几所重点工科大学这么称呼自己，反而更想成为“研究性大学”。社会舆论也误认为工程师是技工，而不是富有创造力的高级人才。

　　反观世界上那些工程教育质量排名靠前的高校，比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培养工程师的目标一直未曾动摇。俄罗斯的莫斯科鲍曼国家科技大学，在宇航、导弹、潜艇、机械、化工等领域有卓越的建树，培养了包括我国宋健院士在内的一大批工程专家，是俄罗斯工艺和技术的研究型大学，但仍宣称自己是面向职场需求的“国家职业教育机构”。

　　说到底，这是人们误读了科学与工程学的关系，以至于过分抬高了科学，而看不起工程学。

　　比较简单的一种解释是，科学是认识和探索未知世界，工程学则是改变这个世界。查建中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两者的关系：为什么在航天飞行中有巨大的风险，乃至可能发生机毁人亡的惨剧，但人类仍然坚持不懈地实施一个又一个航天工程计划？这告诉人们，人类靠工程学不断地创新，创出从来没有的新世界，来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如果等科学将所有的问题都认识清楚了再做事情，人类不仅走不出地球，甚至无法生存。新的科学发现会推动工程发展，但很多时候是工程发展在先，科学认识在后，发展推动了认识。

　　“创新、发展在很多时候靠的就是工程师。”查建中说，国人必须意识到，没有大批优秀的工程师，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将很难翻身，更不用说赶超西方和日本。(记者 邱晨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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