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周恩来与邓颖超

　　邓颖超向周秉德回忆最多的是南昌起义前后的事。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邓颖超跟随周恩来从上海转移到武汉。

　　然而，同一年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面临紧迫的形势，周恩来对邓颖超的交代仅是“我要出去几天，帮我收拾一点简单的随身东西”。

　　他们仿佛习惯了这样的道别，“伯母也不主动问，他也不说，伯伯只交代：‘过几天你看报吧，成功就成功，不成功就没有办法了。’”这一句平静的告别，背后蕴藏的却是可能有去无回的生死离别。“就这样去了，过几天看报纸，才知道原来就是去南昌起义了。”

　　这对平淡如水的夫妇于1925年8月8日结婚。那年10月，周恩来正带领黄埔军校学员跟随蒋介石在汕头东征。此时的邓颖超发现自己怀有身孕，为了不影响革命事业，邓决定放弃腹中的孩子。

　　东征回来后，一向为人谦和的周恩来，发了邓颖超印象中最大的脾气，“这是两个人的事情，你怎么能一个人做决定呢？而且你不能够把革命跟生育后代对立起来，孩子是我们的接班人，应该是我们等孩子来接我们的班！而且这样对你身体不好。”

　　第二次怀孕的预产期是1927年3月，此时周恩来已经调至上海工作，而邓颖超因为分娩留在了广州。因上一次随便打胎的教训，这一次，邓的母亲也跟随着在广州帮助调理。邓颖超清晰记得，1927年3月21日生产的那一天，正好是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工人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的日子。而产房里的她却因为胎儿过大难产，三天三夜也没生出来。那时候邓颖超生产所在的德国医院，“只能用产钳夹，结果把孩子的头夹坏了，所以没成活”。

　　孩子没有成活的痛苦尚未缓过来，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到来，还躺在病床上的邓颖超迎来的却是躲避国民党大范围抓共产党的消息。“跟我伯母在广东省妇联一起工作的，很朴素的一个女孩子，那天突然打扮得贵夫人一样，到她的诊室去，说：你要赶紧转移，现在国民党抓共产党人，组织上要你赶紧转移到上海。”

　　随后邓颖超母亲从传达室收到电报，同样要求她们迅速转移到上海。因为情况紧急，只能去找给她接产的医生商量。“正是因为在孩子没有保留的时候，邓颖超不仅没有怪罪医生，甚至还反过来安慰医生，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让孩子这么大呢。所以医生对她印象特别好，对她很愧疚，说以后你有难处我一定要帮助你。”

　　一听说国民党要来抓人，这位医生便将邓氏母女锁到后院小仓库中。“刚转移不久，国民党就到了，来查邓颖超。院长说我们这是有一个姓邓的产妇，孩子没有成活，她已经出院走了。他们就搜，搜了半天，人家说，我们这是德国医院，你们不可以胡作非为，他们才无奈地撤走了。”

　　那时候，医院每星期有一艘小火轮船从广州到香港去采购药品，医生让邓颖超装扮成护士，到那去采购，她母亲作为工友，母女俩取道香港，然后坐船去上海。“这么几天的颠簸，把胆汁都吐出来了。一个产妇应该是去坐月子的，根本就没有坐成，又紧张又劳累地到了上海。”

　　在上海，邓颖超母亲登报找伍豪，“因为他笔名叫伍豪嘛，国民党不知道伍豪是谁，只说人我给你带来了，我们住在什么旅社。”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周恩来隐蔽在一间狭小的亭子间里，每天看报纸。他的心里除了每天的局势，还在等待邓颖超的安全到来。

　　忽然间一阵欣喜，他看到了启事。紧接着，却马上颜色大变，“他一看旅社的名字吓一跳，因为头一天有外地人到上海来找中央，就住在这个旅社被国民党抓走了。情急之下，他派人将母女接到一家日本人开的私人诊所。”

　　日本医生一看，很严肃地跟邓颖超说，“刚刚生过孩子，一路太劳累奔波，很劳累、很艰险，没有休息好，精神也太紧张，所以你的子宫没有复位，以后你就没有生育的可能了。”从此，这对共和国未来的总理夫妇便以国为家，爱民如子。

　　若干年后，当向后辈回忆起这些，邓颖超已经变得很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