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申健和夫人熊友榛

　　党中央的嘉奖令称赞他：“身入虎穴，不顾个人安危；紧急关头，挺身而出；机智勇敢，沉着大胆，含辛茹苦，英勇斗争，巧妙地和敌人周旋，使党的负责同志和党的机关免遭敌人的逮捕和破坏，转危为安；是全党的模范，为全体干部学习的楷模。”

　　组织上评价他：“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外交战士。”

　　蒋介石两次单独接见，勉励他：“你在胡长官那里，很有前途。”

　　“作为子女，我们也很少听父亲讲他自己的故事。”57岁的申强，不时用手挠头，面带歉意地向记者微笑，“这也许是他的职业习惯使然。”

　　申强的父亲——申健，是我党隐蔽战线的“后三杰”之一。然而，在申强眼中，父亲除了不太爱说话之外，与普通的父亲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偶尔在不经意间，在遇到相关的人或事时，父亲才会提及自己那曾经充满传奇的经历。

　　深入埋伏进胡宗南部队和中统

　　党政军特商5份津贴全交党费

　　1915年5月2日，申健出生在河北省大城县王文村一个农民家庭。当木匠的父亲给他取名振民。天资聪慧的申振民小学毕业后，考取了天津的名牌中学——南开中学。在这里，他接触到了许多进步思想和进步书籍，高尔基的《母亲》他就爱不释手看了好几遍。

　　1937年夏，申振民考取北平师范大学。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大学和北平大学三校联合迁往西安。在西安，申振民正式参加了党的外围进步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此开始他55年的革命生涯。

　　“1938年5月，父亲被秘密发展成为共产党员。”申强清楚地记着对父亲一生至关重要的这个时间，“从此，他一直自觉地服从党组织的决定，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从事革命斗争。”

　　在西安，申振民与并称为我党情报战线“后三杰”的陈忠经、熊向晖都是秘密党员，又都是来自平津地区的大学生，给国民党当局以左派的印象。在与胡宗南接触时，有点左倾的青年学生，反而更受到重视。因为在胡宗南看来，有点左倾的人往往是有见识、有能力的青年。

　　在进入情报工作岗位之前，申振民并没有受到过特殊技术训练。组织上虽然提出过深入埋伏的原则，但没有提出具体的工作步骤。为了深入虎穴长期埋伏，他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而复杂的过程。为此，他苦恼、痛苦，甚至还哭过。

　　深受胡宗南赏识的申振民，想尽一切办法迎合敌人的兴趣和满足敌人的需要，这是唯一可以获得信任和深入的办法。在敌人有兴趣于组织训练青年的时候，他主动请缨，创办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在西安的分支机构，同时他还以三青团书记的身份加入以戴笠为首的军统和以陈立夫、陈果夫为首的中统。

　　“那时候，父亲一人拿着党、政、军、特、商5份津贴。”申强说，“但他的收入全交了党费，自己什么也没有留下。”

　　当申振民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巩固并可以获得机密后，他就放手发展组织、加强情报工作，工作的范围日益扩大。对于三青团，毛泽东曾说过：“陕西三青团不同，在相当大程度上掌握在我们手中。”显然，这与申振民、陈忠经的工作密切相关。

　　为了长期埋伏而不暴露党的组织，申振民和战友们郑重约定，如果不幸有一位共同工作的同志被敌人发现了，敌人有意或无意地交给他们中另一位同志来审讯、来执刑，在他们没有办法救那位同志时，必须毫不犹豫地依照敌人的意思去做。而被执刑的同志，在临终之前的高呼中，也不得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要把自己真正信仰的、辉煌的共产主义理想永远深埋在心底，以保护另外同志的存在。

　　申强说，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都是革命的乐观派，他们常在相互见面时轻松幽默地说，“我们每天都是在提着脑袋干革命。”就这样，申振民他们长期隐匿共产党员的真面目，公开以国民党反动官员的身份出现，背着“骂名”直到解放后。

　　地下党住所被敌人包围他骑车闯敌阵机智救人打入敌人心脏，进行地下工作，时时充满了风险。申振民凭着大智大勇，多次化险为夷。

　　三青团在西安全市都有分支组织，任何地方的情况都能了如指掌。一天，一个三青团员向申振民报告说：“桃胡巷15号发现了一个大疑案，警察局已经动员全局把这个住宅包围了，准备动手抓人。”

　　申振民一听就明白，那是党的地下组织负责人王石坚的住宅，内设有秘密电台与延安直接联系。他感到情况紧急，立即与陈忠经研究，决定马上通知王石坚。由于没有电话，只有派人去报信。

　　谁去都意味着危险！申振民毫不犹豫地对陈忠经说：“你们都有家室，我独身一人，无牵无挂，牺牲了也无所谓，我去！”

　　黄昏时分，申振民骑着自行车来到胡同口。他向四周观察，感到有些紧张，就先到附近公厕里镇静一下，然后又骑上自行车在警察重重包围中径直冲进住宅。

　　就在门外便衣发愣的时候，申振民对王石坚说了一句话：“有任何事情一概推到我身上，就说都是我叫你干的。”

　　便衣密探看到三青团的书记来了，感到莫名其妙。申振民决定以攻为守，争取主动。他找到策划抓捕行动的中统负责人，怒气冲冲地责问：“王石坚是我们好不容易物色到的工作对象，为什么你们不打招呼就动手抓人，破坏我们的工作关系？”对方无法，只好道歉：“对不起，因为发现王石坚家里常有人来往，他本人也经常昼伏夜出，形迹可疑，本想抓了再说。误会，误会……”

　　王石坚本来是秘密的，现在再也藏不住了。申振民和陈忠经研究，索性把他公开化，决定让其成为专门训练共产党嫌疑人劳动营的中校教官。王石坚一下子就成了“反共”的人，得以便利地以公开身份掩护秘密工作。

　　这一情况报到延安，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嘉奖。嘉奖令说：“身入虎穴，不顾个人安危；紧急关头，挺身而出；机智勇敢，沉着大胆，含辛茹苦，英勇斗争，巧妙地和敌人周旋，使党的负责同志和党的机关免遭敌人的逮捕和破坏，转危为安；是全党的模范，为全体干部学习的楷模。”   

　　获取无数情报仍被敌人重用

　　受蒋介石接见还被送美深造

　　由于陕西三青团的特务和情报组织都控制在申振民手中，他获得了许多机密情报。他与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人王石坚保持直接联系，每三天甚至每天向其汇报，及时电告延安。

　　有一次，胡宗南命令部队攻打我军占领的一个县城。申振民获得情报后，立即电告延安。我方将城里军民全部撤走。胡宗南部队精心组织的进攻，结果扑了个空。

　　1943年六七月间，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闪击”延安，妄图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胡宗南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不绝。熊向晖从胡宗南身边、申振民从地方获得这一情报，立即电告中央，使我党我军免受了重大损失。

　　我党电台广播及时将敌人的作战计划予以揭露，广为宣传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险恶用心。当时，全国人民都热切盼望国共两党团结一致抗日，国际上的苏联、美国、英国也反对中国打内战，在强烈的国内外舆论压力下，胡宗南只能停止行动。敌人突袭陕甘宁边区的阴谋就这样破产了。

　　尽管申振民为我党提供了大量情报，但仍一路得到国民党“重用”，甚至还得到过蒋介石的单独接见。

　　1942年至1943年间，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办了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团长是蒋介石，任务主要是调集国民党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和全国各省市三青团书记受训。举办毕业典礼时，蒋介石亲临会场，众多党政军要员出席。申振民代表全体学员向团长致辞。他身材魁梧，英姿出众，演说充满豪迈气概，给在场的人留下深刻印象。

　　典礼结束后，蒋介石破例单独接见申振民两次，询问他在胡宗南那里的工作情况。很显然，蒋介石对申振民很感兴趣。胡宗南甚至担心蒋介石把申振民留下。不过，蒋介石还是对申振民说：“你在胡长官那里，很有前途。”事后，胡宗南立即召见申振民，慰勉有加，深表满意。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申振民升任胡宗南总司令部党政处上校参谋，成为胡宗南“亲信”。在这个位置上，他为党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情报。1946年，胡宗南决定派熊向晖、申振民、陈忠经这三位帮他工作多年、深受器重的青年才俊去美国留学。

　　他们将此事向中央汇报，周恩来说：“胡宗南保荐他们去美国留学，中央同意，我们对美国了解不多，同美国打交道缺少经验。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代我们‘培养’，得益的是我们。”

　　周恩来胡宗南同作月下老

　　“要说我父亲的工作，就不能不提我的母亲。”申强的言语间，透出对父母由衷的钦佩，“我母亲同样是那个年代的优秀青年，他们的结合得到了周恩来、胡宗南的支持。”

　　申振民的夫人熊汇苓，是熊向晖(熊汇荃)的姐姐，出生于安徽凤阳的熊姓望族。她从武汉大学毕业后，由熊向晖居间安排，经胡宗南同意，被派到美国留学。在美国史密斯女子大学完成学业后，熊汇苓等不及参加授予硕士学位的典礼，便急切地起程返回祖国。回到上海后，熊汇苓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任专员。

　　熊汇苓回上海以后，熊向晖有一天向胡宗南报告：“汇苓已经回国了。”胡宗南得知熊汇苓尚未结婚，主动介绍说：“汇苓小姐是难得的人才，如果小姐有意，我想振民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熊向晖将此情况向组织汇报，周恩来表示完全赞同，并指定专人负责安排和促成这一婚事。在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一对情投意合的年轻人，由于共同的理想和信仰而走到了一起。

　　“前三杰”和“后三杰”

　　在中共隐蔽战线斗争史上，有前、后“三杰”之称，“前三杰”指的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后三杰”指的是熊向晖、陈忠经、申健。这一说法来自于中共隐蔽战线的领导人周恩来，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共高层对他们所作贡献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