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刘伯承元帅

　　1950年7月，被毛泽东赞为“生不愿称王，死不愿封万户候，共产党人楷模”的刘伯承，辞去西南军区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来到石头城创办南京军事学院。6年多的呕心沥血，一所“东方的伏龙芝、西方的西点军校”，由刘伯承打造得颇具规模。在“全盘苏化”的历史条件下，南京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许多苏联军事人员任教官，连课程设置和教学训练都按照苏联的一套。反教条主义之风一刮，南京军事学院就不平静了。有人写信到国防部、中央军委，反映6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太紧张，“三堂会审”式的考试太严格，有3名中将衔的学员因为读书嘴都念歪了。有的信点了刘伯承的名，说他用“修正主义”的一套摧残战功卓著的年轻将领，军校中有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

　　南京军事学院的情况，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重视。国防部长彭德怀与毛泽东作了长谈，在取得了毛的同意后，于1957年2月亲自率领包括二名大将、三名上将在内的12人工作组，进驻学院调研。作为当年工作组成员之一，中将张震在后来的回忆中谈到了调研的情形。他与贾若愚为一个小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走访调查，对学院的严格课业制度得出了这样的看法：教学抓得紧，学习上有压力是正常的，有压力才有动力，这与教条主义挨不上边。他们与三个念歪了嘴的中将学员之一肖文玖作了交谈，肖说他在读课本时把嘴念歪，是学习上不得法，与教条主义没有关系，刘院长希望学员成材，对每个学员都很好，不存在领导方法的问题。

　　然而，国防部工作组最后得出的结论，与张震、贾若愚的看法大相径庭。由彭德怀签字的结论报告，是这样写的：“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从学院方来说，在成立6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习5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显然，彭德怀对军事学院教学的评价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一报告在中央军委由秘书长黄克诚组织讨论，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参加了。萧克不同意报告的结论，认为把南京军事学院冠以“教条主义大本营”不合适。然而，萧克的意见不但没有起到一点拨正效果，还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因为此时的训练总监部，在彭德怀眼里已是问题成堆，已经传出了一种论调，说“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彭德怀在一个公开场合曾一锤定音地说到过：“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南京军事学院，司令部就在训练总监部。”

　　萧克在获知这些情况后，对彭德怀这样表态很不赞同，联系到彭对南京军事学院的不恰当论估，就写了一封信与彭德怀交换意见。不料这封信成了他“向彭总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挑刺挑到国防部了，挑到彭总头上了”。

　　这时，刘伯承正在北戴河养病，但他敏感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三次写信给南京军事学院党委，观点鲜明地表示要重视反教条主义的思想检查。数月之后，刘伯承致信彭德怀和毛泽东，诚恳请求辞去南京军事学院的职务。不久，中央军委批准他的辞职，任命廖汉生中将接任院长，钟期光上将任政委。

　　刘伯承主动揽过，引咎自责的壮举，没能阻止反教条主义的深入发展。1958年5月22日，在北京召开了为期两个星期的军委扩大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反教条主义，会议点了刘伯承、肖克、粟裕等人的名字。6月9日，黄克诚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扩大到师一级。6月20日，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人，另有列席代表438人的大会正式开始，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彭德怀在会上作了中心讲话，提出反教条主义“是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给“教条主义者”扣上了“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帽子。

　　此时的刘伯承，对眼前的处境十分明了。他心里非常清楚，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大局，也为了一批被划线的同志少受牵连和少受处分，自己只有作出违心的检讨，才能与北京保持一致，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展。

　　7月10日，66岁的刘伯承由人搀扶着走上讲台。他的检讨，既有事实求是的说明情况，也有违心的自我批判。他把所谓的“另一条军事路线”的罪责一肩扛了下来，把自己钉在了“教条主义”的铁板上。整个检查中，刘伯承语调低沉，中途多次哽咽着几不成句。

　　然而，那时的党的生活已不完全正常，刘伯承想保护一批同志的良好愿望被无情的事实所击碎。这场反教条主义的斗争继续如火如荼地进行，并逐步走向高潮。除了刘伯承和南京军事学院，还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被打成了“反党分子”。这时，被点名的人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接受批斗，没有说话、申辩的权利。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长蔡铁根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人连哄带扭，被关押起来。很快地，这位红军时期的师级干部被定为大右派，开除军籍解押新疆劳动改造。

　　发生在1958年的这场颇有声势的反教条主义斗争，最终以刘伯承泪洒怀仁堂和以他为头面人物，包括萧克、李达、郭天民、李钟奇等一批著名将领被撤职、降职、淡出军界而降下帷幕。仅仅相隔一年多，彭德怀在庐山那场与反教条主义如出一辙的政治斗争中，饱受折磨，承受了远比刘伯承悲惨的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