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1924年5月3日蒋介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

　　史学界对黄埔军校的研究一直十分重视，本文就近年黄埔军校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做些综述，以纪念黄埔军校建立80周年。

　　黄埔军校创办的背景

　　孙中山为什么要创办黄埔军校？学者们大多认为，这是孙中山总结吸取以往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所做出的重大决策。王宗荣、王素梅指出，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始终没有自己的军队，只是拉拢、依靠一派军阀去攻打另一派军阀，最终充当了骄兵悍将争夺地盘的工具”，这使他“深感必须有自己的军队才有出路”。赵耀宏、郝琦认为，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认识到依靠一派军阀去打倒另一派军阀是断无成就的，在建军问题上非寻找新的道路不可”。方义洁、张栋梁认为：“苏俄革命的成功，也是促使孙中山创建军校的一个重要因素”。周兴指出：“经过反复思考和借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后，孙中山终于明白了俄国革命所以很快成功，是‘因为有了革命军队做革命党的后援’；中国革命因‘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便不能完全成功’”。

　　黄埔军校的创办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王宗荣、王素梅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共对黄埔军校酝酿和筹备工作的支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晤孙中山，中国共产党为其提供便利条件；在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绝望之际，中国共产党给予他热情的支持；孙中山组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共产党人积极参加”。谈方认为：“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合作努力”，“是军校创建的主要动力和根本支柱”。

　　蒋介石与黄埔军校

　　蒋介石为何能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刘翠英认为，蒋对孙“表现得很忠诚，又学过军事，有一定才能，当时只有30出头，可说年轻有为，因此就得到孙中山的充分信任。”虞宝棠指出，蒋介石当上黄埔军校校长，“是多种因素的组合，造成了这一历史的必然”。首先是国民党内缺乏军事人才，其次是蒋介石“毛遂自荐”，要求出使苏俄，从而促使孙中山做出了这一决定。丘挺、郭晓春则指出：“关于校长人选，最初决定为程潜，而以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但是蒋介石不愿在程潜之下，又跑到上海消极对抗，并派张静江找孙中山说情，孙中山才在5月3日任命蒋介石为校长”。

　　对蒋介石的黄埔治军思想与实践，学者也进行了探讨。季云飞指出：“蒋介石此时期治军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治军思想，兼容苏俄红军的治军原则”，其主要体现在“分别编制，勤以训练，厚以教养，严以军纪，指导之以主义及政治观念”五个方面。韩胜朝认为，蒋介石的治军思想“从客观效果上讲，对军校及军中良好作风的形成，对军队政治素质的提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他又利用他的特殊职位极力推行曾国藩、胡林翼那套封建主义、旧式军阀思想与方法”。

　　周恩来与黄埔军校

　　学者们普遍认为，周恩来作为政治部主任，为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创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建立健全政治部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宋桂林指出：“周恩来一到任，马上就对原来班子进行整顿，增设组织机构”，并从黄埔一期毕业生中选调优秀共产党员任职，以保证政治部工作正常运转。王宗荣、王素梅指出，周恩来还“制定了服务细则，明确了政治工作宗旨，规定了各级领导的权力范围和工作职责”。其次，重订政治教育计划，提高政治教育分量，丰富政治教学内容。陈伙成、王建强认为，周恩来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三：“一是确定政治教学课目，制定政治教学计划”；“二是扩大名人来校作政治演讲的范围和内容，并举办师生政治讨论会”；“三是组织政治部创办刊物，教唱革命歌曲，营造浓厚的进步的政治氛围”。第三，指导建立“中共黄埔特别支部”，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加强和扩大中共在黄埔军校的政治影响。陈答才指出：“周恩来到职后，重视发展中共党团组织。在他的正确指导下，中共在黄埔军校的党组织发展迅速”。第四，把政治教育同实地作战相结合，开展战时政治工作。金冲及认为，周恩来对黄埔学生官兵所进行的战时政治工作成效显著，包括“要求军队保持严明的纪律”，“向民众展开政治宣传”，“加强民众的组织工作”等。总之，学者们认为：“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创造了光辉的业绩”。

　　苏联、共产国际与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的创办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建议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刘翠英指出：“最初考虑把军校设在苏境内，后来决定由苏方派出军事顾问，在中国境内建立”。在蒋介石访苏期间，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讨论了创办军校问题，并让苏联顾问鲍罗廷与廖仲恺等人负责筹办。谈方指出，国民党一大闭幕后，鲍罗廷随即将首批苏联军事顾问推荐给孙中山，“帮助设计”黄埔军校。随后，苏联又应孙中山要求，先后向广州派了几十名顾问。当时，“苏联顾问的活动中心就是创建黄埔军校，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为创建军校做出了贡献”。黄埔军校的发展也离不开苏联的大力帮助。王强指出：“黄埔军校宣告成立后，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在这关键时刻，苏联给了黄埔军校以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援，帮助黄埔军校渡过难关”。据周兴 　统计，除派遣军事顾问外，苏联为军校提供了250万卢布的开办经费，并“先后6次为军校运来了大批的枪炮弹药，计有步枪51000枝，子弹57400万发，机枪1090挺”等，“从根本上保证了军校之训练、建军及其军事斗争的顺利进行”。

　　苏联对黄埔军校的影响是巨大的。唐正香认为：“黄埔军校深受苏联红军影响，无论是编制体制还是军事教育训练，都深深地打上了苏军的烙印”。王强认为，黄埔军校显著的教育成绩，“是与苏联顾问在教学实践中的帮助分不开的”。“他们帮助制订教学计划，提供苏联红军最新资料，重订各科教程，在教学中亲自示范和教练”，“为军校培养出大批军事人才提供了保障”。

　　在政治方面，王强指出：“黄埔军校突出政治教育的特征，是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办学方针的具体体现”。“从黄埔军校开设的政治课中，也可看出深受苏联的影响。在苏联顾问的直接参与下，军校开办内容丰富的政治课，对学员积极进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教育，同时也注意向学员灌输马列主义思想”。

　　黄埔军校毕业生

　　黄埔军校毕业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历来备受人们关注，尤其是在国共合作期间招收的前六期学生，更是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据周兴统计，黄埔军校“在首次国共合作期间共招收六期学生，其中的前五期毕业计7399人”，“其第六期学员4400多人于1926年7月至10月分批入校，经历大革命失败后，大部分人离校各奔前程，到1929年2月毕业时仅剩下718人”。刘红指出：“在国民党军界中只有前六期最有地位和影响”，但“在前六期内也讲究资历，前后期之间界限分明，高一期压死人，低一期自甘屈就”。这使学者对黄埔一期又给予了特别关注。赵金康对黄埔一期学生的生源、家庭状况、文化程度、入校年龄、宗教信仰等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黄埔一期“学员分布广，利于他们互相交流学习和取长补短”；学员出身各种家庭，但“以来自农民家庭的学员居多”；“学员所具备的中等以上文化程度，便于他们接受新知识”；年龄大多“在19到25岁之间，处在受教育的良好阶段”；“大多数学生无宗教信仰，为三民主义迅速成为他们的理想提供了有利条件”。曾庆榴则进一步对黄埔一期师生中的中共党员人数和特点作了考订和分析，认为学员中有中共党员88人，教职员中有中共党员15人。他们“多是不同凡响的人物”，这主要体现在：入党时间比较早，有的还是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文化程度比较高，最低是中等以上学历；阅历十分丰富，多数是各地革命运动的先锋和骨干；军事基础比较好，一些人曾从事过军事工作。这批共产党员经过在黄埔军校的学习和磨练，后来大多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

　　黄埔军校与中国革命

　　黄埔军校曾是中国革命军队的摇篮，黄埔出身的国共将士在两次国共合作期间，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此，赵耀宏、郝琦指出：“黄埔军校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人才，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著的功勋，也宣传和传播了革命思想，支持和推动了工农运动”。周兴 　指出：“黄埔师生出身的国共两党将士在东征、北伐和抗战中的出色表现，共同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一起建树了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的历史丰碑”。

　　黄埔军校是中国共产党建军实践的开端，为人民军队建设积累了初步经验并准备了干部。陈伙成、王建强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初几年，还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但通过参加创办黄埔军校，开始懂得了军事的重要”。周兴指出：“军校师生中的共产党员成为当时中共掌握部分国民革命军，及其此后创建人民军队——工农红军、八路军与新四军、人民解放军的中坚骨干力量。他们为人民武装的肇创、发展和壮大，建树了不朽功勋”。此外，还有众多的黄埔师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陈伙成、王建强指出：“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跟着中国共产党继续革命的黄埔师生约有3000余人，他们参加了几乎所有的重大的武装起义”，“为革命战争的发生发展，为红军和苏区的建设，为白区斗争的开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黄埔精神的内涵

　　黄埔军校培育的黄埔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何为黄埔精神？卢宁认为：“简而言之，就是为主义而英勇奋斗的精神”。陈伙成认为，就是“孙中山倡导的‘忍苦耐劳、努力奋发’的学习精神；‘一心一意为国家奋斗’的革命精神；为民众利益‘不要身家性命’的牺牲精神；主动活泼的富于进攻的战斗精神。后来人们把这些精神誉为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蔡宏俊认为：“黄埔精神是一个以中华传统武德为基础，以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为主体，以大同理想为核心的思想系统。它不仅具有丰富的武德内涵和独特的武德规范，而且充满着道德悟性和人生智慧。它是一座既有人格魅力又有思想魅力的精神宝库。王宗荣、王素梅认为：“发扬革命的黄埔精神，深化我国军事文化研究和弘扬黄埔精神，汲取国共合作与分裂的经验教训，对于促进祖国的统一，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陈伙成、王建强则通过考察黄埔同学会的历史指出，抗战时期的延安黄埔同学分会以“团结抗日救国”为职责，新时期的黄埔同学会以“致力振兴中华，促进祖国统一”为己任。由此可见，“在争取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的长期斗争中，党始终不渝地弘扬黄埔精神”。

　　黄埔军校研究存在的不足

　　目前，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还仅仅局限于1924—1927年国共合作期间的黄埔军校，而对此后黄埔军校的发展演变还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对其在各地所办分校更是鲜有研究。因此，我们应该扩大研究领域，开阔研究视野，将整个黄埔军校的历史纳入研究范围。此外，我们还应关注现实的黄埔同学会的研究，将其与黄埔军校历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在现实与历史之间架设一座联系的桥梁，从而使历史更好地服务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