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八国联军澳大利亚军兵在北京紫禁城午门前露营

　　“英国妈妈”紧急求援 

　　1899开始，义和团运动在中国风起云涌，迅速占据各国媒体的主要版面。但对于澳洲大陆的六个英属殖民地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即将水到渠成的联邦成立。经过多年的政治角力后，1900年3月，澳洲各殖民地代表齐聚伦敦，进行联邦成立前的最后磋商，联邦宪法草案随即于7月份提交英国议会审核。此时，北京形势迅速恶化，中外对立局面日趋严峻，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一触即发。6月4日，法国公使提出建议：“凡有舰队在中国沿海一带的各国公使，应立刻通电本国政府，要求下令给各国海军统帅，在北京被封锁而排外运动占上风的情况下，立刻采取必要的营救办法。”6月16日，为抢占军事先机，各国联军向大沽炮台中国守军发出最后通牒，次日凌晨，经过惨烈的战斗，大沽炮台失守。作为列强中的带头阿哥，英国此时面临两难选择。远东局势糜烂如此，为维护英国利益和权威，其势不能不出兵；但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此时却无兵可调。英军的主力部队被牵制在南非，正在那里与荷兰人鏖战，史称“布尔战争”。布尔战争也吸引了澳洲人的注意力，澳洲各殖民地向南非投放了二千五百人的常规部队和三千五百人的民兵(Citizen’sBushmen)，来自南非的伤亡消息占据了各大报的版面。作为最为成熟的殖民地之一，印度军队也已被大英帝国调往世界各地，以填补英军主力开赴南非后留下的防卫空虚。此时东亚告急，英国只能转向其它殖民地(或类殖民地)挖掘军事潜力，连刚刚组建不久的威海卫“华勇营”，也被征召前往京津地区参战(详见拙作《八国联军中的“华勇营”》，本刊2008年1月上)，与香港军团、新加坡军团及若干印度军团一道，组成英军主力，参与八国联军攻打天津和北京的战斗。

　　澳大利亚，作为亚太地区的唯一“白肤色国家”，是大英帝国的真正子弟兵。英国政府征询了澳洲各殖民地的意向，各殖民地政府痛快地表示，只要“祖国召唤”，他们将立即派兵参战。组建水兵部队澳洲其实也已无兵可派：陆军主力已于1899年10月悉数开往南非，仓促之下，不可能再招募并训练一支足够的新军。唯一的办法，就是组建和动用水兵(Bluejackets)开赴中国。英国传统上本就重视使用既能提供运能、又能提供战斗力的水兵，经常动用他们参与陆上军事行动。1885年澳洲各殖民地的水兵就曾联合组建过“澳洲苏丹部队”(AustralianSudan force)，崭露头角。与组建陆军相比，建立一支赴华水兵部队，兵源更是有着相当基础。澳洲当时已经建立了几支初具规模的海军部队。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War)爆发，英俄两国兵戎相见，澳洲各殖民地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北方的威胁，担心俄国舰队会挥师南下。而英国皇家海军在澳洲的力量却十分薄弱，只有一艘小炮艇、一艘测量船和四只小船。为了对抗俄国的威胁，英帝国于1859年开始组建皇家澳洲舰队，专司澳洲水域防卫。而有着“新金山”之称的维多利亚殖民地(Victoria，首府墨尔本)，则开始自行组建海军，其从英国订购的维多利亚号(Victoria)轻巡洋舰，直到1865年都一直是澳洲本土海军的唯一军舰。1860年代，随着英国军队逐渐撤离澳洲，建立并扩大澳洲本土军队便日益紧迫。1865年，《帝国殖民地海防法案》(ImperialColonial Naval DefenceAct)要求各殖民地组建本土海军。在澳洲军事史上，这被视为本土海军走向“蓝海防御”(Blue Water Defence)的肇始。除了维多利亚之外，另两个殖民地新南威尔士(New SouthWelsh，首府悉尼)、昆士兰(Queenland，首府布里斯班)也开始组建海军。这三支本土海军逐渐积累了一批经验丰富的军官。

　　6月27日，大英帝国殖民部向南澳(SouthAustralia，首府阿德雷得)殖民地总督发出紧急电报，并由其转给其它殖民地总督，希望能从澳洲紧急征调三艘可在中国的长江等水网地带行动的舰只。从澳洲征调只需三周，从其它地方调集则需六周。帝国政府希望从帝国直辖下的皇家海军澳洲舰队抽调两艘，从澳洲预备役舰队(AuxiliarySquadron)中抽调一艘，后者的经费由澳洲各殖民地与帝国政府共同分摊，根据法律规定，调动其军舰到澳洲之外区域，必须经过殖民地联合会议同意。6月29日，维多利亚殖民地政府首先同意，并表示自己的二百人左右的部队可以在一周之内整装待发，且将自费承担这支部队的开支。随后，各殖民地政府纷纷表态支持。最大的殖民地新南威尔士建议，各殖民地可自行武装一艘或多艘预备役舰只，开赴中国直接参战，但费用应由帝国政府承担。新南威尔士政府甚至希望承揽帝国军队在华行动的军粮供应，为此，新南威尔士总理还立即下到乡村进行粮食状况调查。但显然，与维多利亚殖民地自费承担军费的提议相比，新南威尔士的建议并没有吸引力。几经周折，澳洲各殖民地与大英帝国政府最后确认，由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两个殖民地各组建一支水兵部队，由南澳殖民地提供一艘作战军舰，开赴中国直接参战。7月11日，维多利亚部队组建完毕，成员多数为水手，平均年龄为三十五岁，四分之三的人已婚，这与开往南非的陆军部队平均仅二十二岁且多为未婚形成对比。维多利亚殖民地给予士兵的工资为7.6先令/天，远高于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5先令/天标准，凸显其拥有金矿的财大气粗。维多利亚部队甚至还给每人发了些卡其布料(Khaki)，预备到香港后可以找到裁缝添置新军装。

　　新南威尔士部队也在7月底遴选完毕，除了水兵外，他们还从本为南非战场准备的一支陆军部队中抽调人员，加强了赴华部队的陆上攻击能力。这些陆军士兵虽然愿意到中国为国效力，但表示不想转入海军建制，而这又招来水兵们的愤怒，他们也表示不希望与陆军为伍。最后，这支小分队只好折衷命名为“新南威尔士海军陆战队轻步兵”，把陆海军特点都体现出来。英帝国派遣了撒拉米斯号(SSSalamis)运兵船前来运送澳洲军团。7月30日，维多利亚部队在墨尔本举行盛大武装游行，在当地民众欢呼声中，誓师出发。8月4日，撒拉米斯号到达悉尼，在当地也举行了音乐会等劳军欢送活动，随后，新南威尔士部队登船，两军会合。8月7日，撒拉米斯号在盛大的欢送仪式后离开悉尼港，灯塔给他们挂出信号：“一路平安”，他们则向灯塔回复旗号：“再见澳大利亚”。随后，撒拉米斯号停靠在杰克逊军港，次日起锚开赴中国。 8月10日，南澳殖民地所派的军舰护卫者号(Protector)也离开杰克逊军港。在香港更换装备撒拉米斯号载着新南威尔士部队和维多利亚部队，于8月16日穿越赤道，8月26日，终于到达香港，停靠在维多利亚码头。

　　此时，北京情况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八国联军于8月14日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离京城，整个华北一片混乱。英国军队在华北主要依靠有色人种组成的雇佣军，只有从香港派出的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兵(Royal WelshFusiliers)和皇家骑兵炮兵(Royal HorseArtillery)是白人部队，但香港总督急需这两支“子弟兵”尽快回防香港，应对可能出现的中国人的骚乱或暴动。在八国联军中，大多数国家动用的都是本土军队，因此，尽管缺乏实战经验，澳洲军队的“纯英国血统”还是令英国指挥官十分兴奋。将澳洲军队迅速替换到华北前线成为当务之急。香港基地将澳洲军队的落后装备更换一新，甚至还给他们配备了最新的马克沁(MAXIM)点45机关枪。这些武器都属于临时“借用”，澳洲军队在执行完成任务后必须归还。

　　8月29日，英军司令部确定将澳洲军队由撒拉米斯号继续运送到天津，编入“中国野战军大英军团第一军”(FirstBrigade, British Contingent, China FieldForce)。次日，新的武器装备陆续搬上撒拉米斯号。同一天，澳洲军队在码头上见到了庞大的德国远征军在瓦德西(Waldersee)带领下从欧洲远道赶来，德国人杀气腾腾的好战意识令澳洲军队感到震惊。8月31日凌晨，撒拉米斯号驶离香港，沿福建海岸迤俪北上，第三天进入吴淞口。澳洲军队的主要军官们去拜会正在上海访问的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AdmiralSeymour)，并接获最新的命令：前往大沽担任警戒任务。这令澳洲军队很失望，不仅因为大沽港生活条件很恶劣，而且他们可能将无缘战斗。9月4日，驻扎在吴淞的英国海军克拉克舰长(CaptainClarke)给澳洲军队做了动员，他细致地警告澳洲人要注意：不可喝生水及小心所有蔬菜，中国卫生很差，容易得病。这位自诩为中国通的英国军官鼓励澳洲人说：“千万要记住，你们是为女王和国家在服务。虽然大家都叫你们‘澳洲军团’，这是个很好听的名称，但请记住，你们其实就是来自澳洲的英国军团。”终于踏上了华北大地9月8日上午，澳洲军队抵达大沽口，加入了足有一百三十多艘船只的各国舰队的行列。他们并没有受到管理港口的联军军官的欢迎，因为多国军队的复杂调动，令港口管理十分艰难。澳洲军团得到了新的命令：维多利亚部队驻守天津，新南威尔士部队则将继续进军北京。

　　9月15日，澳洲军队终于踏上了华北大地。他们在日记中，对这片肥沃土地因战乱而荒草遍野大为感叹。从塘沽到天津的路上，凡是由俄国人占领的河东地区，几乎每个村庄都被毁灭、每间房屋都失去了屋顶，俄国人强拉中国苦力，却在他们完工后就地枪杀，或赶入河中淹死。而由日本、美国和英国联合占领的河西区域，房屋基本完好。澳洲随军记者韦尼(Wynne)记载道，中国人似乎并不为满地创痍而担心。当天晚上宿营，澳洲军队遭到了中国蚊子和各种小昆虫的猛烈进攻。第二天下午一时，他们终于到达天津国际跑马场(InternatioanlRacecourse)的营地。 为他们张罗营地的是一位澳洲老乡奇亚夫上尉(CaptainKeogh)，他还为澳洲军队搞到了帐篷，令他们不必露宿。奇亚夫是昆士兰人，在报考新南威尔士征华部队时落选，索性就自费到了中国，得到英军驻天津司令坎贝尔(Campell)将军的赏识，成为其参谋，专门处理人事。奇亚夫此后还担任了警察长(PoliceMagistrate)，下辖一百二十多名澳军、四十名德军以及一些印度和中国警察，每天要处理三四十个案子。因为在司令部工作的关系，他有机会参与了多次大的军事和警察行动。(上帖者另附)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中国军民抗击英、法、德、俄、美、日、意、奥等国侵略军联合入侵的战争。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加紧侵华，而且不断策划瓜分中国。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中国北方兴起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1900年夏，京、津地区义和团的声势尤为浩大，引起列强恐惧。4月6日，英。法、德、美等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限令于短期内将义和团“剿除净灭”。5月底6月初，英、法、德、俄、美、日、意、奥八国又借口保护使馆和租界，陆续派军队进入北京、天津，各国军舰则集结于大沽口外，伺机进犯。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使得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集团对义和团的态度发生转变，企图“用拳灭洋”，以维护其统治地位。慈禧任命支持义和团的端王载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调董福祥部武卫后军入京，配合义和团行动。

　　6月10日，驻天津租界的八国联军2000余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下，分批乘火车向北京进犯，揭开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序幕。侵略军在廊坊(参见廊房之战)、落垡、杨村等地遭到义和团与清军的阻击围攻，死伤惨重，被迫败回天津。正当西摩联军受阻于廊坊地区时，17日，联军以水陆夹攻战术突袭天津大沽炮台。天津镇总兵罗荣光率部顽强抵御，因兵力薄弱，腹背受敌，炮台相继失守。21日，清政府正式向列强宣战。清军在直隶(约今河北)、京津地区共有兵力11.3万人。联军攻占大沽前，在天津租界有军队3000余人，在北京使馆区有军队和由教士、教民组成的义勇队600余人。攻占大沽后，联军不断增兵，最多时兵力达12.8万余人。列强为集中兵力对付北方的义和团和清军，并维护其在南方各省的利益，拉拢东南各省督抚实行所谓“互保”，从而使清政府的宣战谕旨在南方数省不能贯彻实施，分散了抗击侵略军的力量。在联军攻占大沽炮台的当日，天津军民开始向盘踞在紫竹林租界和老龙头车站的联军发起进攻。清军与义和团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但缺乏统一的作战计划，进攻多限于炮击和袭扰，以致失去有利战机。联军由于兵力有限，只得分区防守，以图自保。6月底7月初，双方都增兵天津，联军增至近万人，清军增至2.4万人，另有义和团数万人。7月5日，直隶总督裕禄决定对租界联军实施三面进攻，以浙江提督马玉昆部武卫左军和曹福田部义和团由北面进攻老龙头车站和租界；罗荣光部淮军、总兵何永盛部练军及张德成部义和团从西面进攻租界；直隶提督聂士成部武卫前军从南面进攻租界。经数日激战，清军、义和团虽取得一定战果，但均未攻占预定目标。9日，联军向租界西南发起反击，聂士成在八里台督战阵亡。联军乘势攻占南机器局，后又退回租界。12日，联军在大批援军抵达后由防御转入进攻，13日，一部攻至天津东北城下，14日，另一部由南门攻入城中，天津陷落。

　　天津失陷后，清政府一面令从天津撤离的部队在北仓、杨村等地设防，一面调派其他部队增强北京及附近地区的防御。京津间清军兵力不下10万人。联军占天津后，决定集中兵力先攻占北运河两岸各战略要点，最后夺取北京。8月4日，1.8万联军沿北运河两岸北犯。5日至12日，连占北仓、杨村、河西务、通州(今通县)等地。13日由通州出发，分路进攻北京。时守城清军有六七万人，但没有统一部署和指挥，外不设兵阻击，内不构筑工事，以致广渠门、东便门、东直门、安定门、朝阳门于14日相继失守，联军攻入城内。15日至16日，城内清军大部溃散，仅部分爱国官兵和义和团坚持作战。15日晨，慈禧携光绪帝出西华门、德胜门，逃往山西。17日，联军占领北京全城，杀烧抢掠，无所不为。在天津军民与联军激战时，清政府即开始谋求与列强议和。8月7日，以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负责和议事宜。北京失陷后，27日又令庆亲王奕勖立即回京，与李鸿章会同办理和局。联军侵占北京后，为胁迫清政府无条件满足其侵略要求，又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四面出击，至1901年3月，先后侵占了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西至娘子关的大片中国领土。9月7日，清政府被迫同英、法、德、俄、美、日、意、奥及荷、比、西等11国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从此，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民族危机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