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到右：史蒂芬·史密斯、荣·梅耶、徐新、谢明、常志强

　　1993年，一部反映二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历史的电 影震撼了全世界，这就是《辛德勒的名单》。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将通过这部电影获得的所有版税和追加酬金成立了Shoah基金会，致力于记录和保存大屠 杀幸存者的影像证词。二十多年来，他们搜集了53000多位幸存者的自述，涉及的暴行包括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也包括世界范围内其他有计划的种族灭绝和屠杀。

如今，Shoah基金会要在中国启动一个项目，帮助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记录他们的故事。目前已有30名幸存者在南京录制口述影像，除加入美国南加州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 California)的视觉历史与教育影像库以外，这些素材将被处理成一部50分钟的纪录片，通过NBC环球(NBC Universal)发行。

10月30日，Shoah基金会执行主席史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NBC环球副总裁荣·梅耶(Ron Mayer)、美国南加州大学校董谢明(Ming Hsieh)在上海出席南加州大学全球会议，与南京大学教授徐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老人共同讨论“记录幸存者故事的重要性”。

故事的力量：《辛德勒的名单》和5万份影像证词

当年斯皮尔伯格为拍摄《辛德勒的名单》搜集了大量幸存者证词，影片上映后又有更多犹太人找上门来讲述经历，这都是促使他发起影像证词计划的原因。现在，已有5万多份来自62个国家、39种语言的大屠杀幸存者自述影像在Shoah基金会的网站上开放，并应用于研究和教学。

幸存者的故事为什么重要呢？

NBC环球坐拥环球影业公司，出产经典电影无数，其副总裁梅耶认为，“除了为历史提供确凿的证言外，由真实故事改编的影片格外能引起共鸣——《美丽心灵》、《辛德勒的名单》、《史蒂夫·乔布斯》都是很好的例子。”事实上，梅耶本人也来自大屠杀幸存者的家庭，他的父母于1939年逃离纳粹德国，后来去了 美国。“我父亲耗尽家财贿赂纳粹官员，母亲则是靠远房表亲接济，才得以逃离。”梅耶说，“母亲看到这些幸存者的证词觉得非常真实，她为我们拍摄的故事感到 自豪。”

基金会执行主席史密斯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好的叙事能提高历史事件的认知度，《辛德勒的名单》无疑是成功的例子。“电影本身大受欢迎，此外 Shoah基金会还有相应的研究和教育项目，让世界上更多人知道犹太人在二战中的遭遇。目前还有一些地方看不到这部电影，比如土耳其、北非，去年我们到这 些地区去放映，并配套进行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教育项目，效果很好。这是生产电影的企业(NBC环球)和提供教育计划的高校(南加州大学)之间的合 作。”

南京大学犹太和以色列研究所所长徐新认为，这些证词让施暴者无法抵赖。“每个人叙述的经历都是独特的，有具体时间、地点，可以互为参照。Shoah基金会甚至为所有影像做了索引，精确到每一分钟讲述的内容，只要搜索想要查阅的事件或时间，就会显示所有相关内容。”

如何看待口述历史可能存在的失真？史密斯表示，Shoah基金会依托南加州大学的研究力量，搜集的证言可作为史料供比对研究。梅耶则认为，电影是娱乐工业，改编的过程中应尽量平衡真实性和戏剧性。

交织的历史：犹太人和南京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开始为期数周的烧杀抢掠。同年，纳粹在德国建立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它与后来的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同样臭名昭著。一些犹太人逃了出来，其中2万多人在上海获救，但仍有600万人被屠杀。

早在1993年，徐新就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策划了一次纳粹屠犹主题展览。“美国的代表团来一看，许多场景相似、感受相通，但他们大都不知道南京大屠杀。那是二战期间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受害者——犹太人和中国人第一次在同一个屋檐下受到纪念。”

3年前，Shoah基金会正式开始与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合作，美国的摄制团队到南京采访大屠杀幸存者、制作影像，南大徐新犹太文化基金会就出钱找人给受访的 老南京翻译、做字幕。据史密斯介绍，这些影像向学者和公众开放，也用于研究和教学。“很快会有一个教育项目‘I-witness’(我见证)上线，中文版也将推向中国的学校。”

徐新说，屠杀的反人类本质是一样的，但犹太人的遭遇在世界上更广为人知、更被承认，得益于他们从不间断的申诉。“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欧文曾经否认纳粹屠杀，多少犹太人出钱出力跟他打官司！最后犹太人胜诉，奥地利法院判囚历史学家三年。”他认为，这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

南加州大学校董、美国国家工程学院院士谢明对澎湃新闻表示：“同样是战争中的施暴者，德国政府道歉了，日本政府没有，这是为什么？我们没有答案，但这也是我们推动这一项目的原因。南加大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是严谨、中立的，我们搜集幸存者讲述的故事，历史学家可以结合其他资料补充讨论。然而更多人会因此知道，犹太人是二战的受害者，中国人也是。”

　　犹太人的经验：如何让历史被承认？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孟钟捷告诉澎湃新闻，德国之所以被认为认罪态度好于日本，在于政府对这段历史记忆的传承态度。从阿登纳政府开始的赔偿，到1970年勃兰特在华沙下跪、1999年柏林设立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等，这些事件树立了一种认罪的形象。但是，德国也经历过战后初期纳粹分子“大赦”复职、新纳粹组织活跃等种种问题。

　　直到今天，德国人对于历史仍有纠结：“罪责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德国人不太愿意接受集体罪责这种说法，但若说是个体的，又容易变成推诿责任，由希特勒和党卫军承担责任难道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第二，这种罪责是否没完没了？1980年代初，新上台的总理科尔就表示过‘晚生的幸福’，希望就此与历史再见，但没有成功。今天默克尔虽然不断表示，这种认罪不会结束，但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当一代见证者不断远去时，这种历史的通感的确是在不断减少中，直至消失。”

　　史密斯对澎湃新闻表示：“纵观历史上的种族屠杀，施暴者在事后无一例外地矢口否认过，德国也不例外。但如果说犹太人在推动历史知识的深化方面有什么经验，那就是叙事的重要性。”他认为，要找到历史事实和当下受众之间的联结点，要让南京大屠杀的故事“国际化”，使得世界各地的人们认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国、一地、一些人的事，而是普世的、全人类的事。“让每一个人在生活中也能感受到历史，然后才能继续深化知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史密斯说。

　　孟钟捷认为，犹太人确实很注意把这种伤痛历史国家化、国际化与日常生活化。“所谓国家化，就是建立国家纪念仪式；国际化是上升到国际诉求；日常生活化是深入民众骨髓。我们今年的阅兵实际上就是国家化的步骤。接下去是国际化，即如何让国际社会认同南京大屠杀背后的人类悲剧性意义，即武器作为人类技术进步的结晶，反过来变成人类的死亡工具。与此同时，日常生活化不可缺少，告诉大家70年前的伤痛到底与我们平常人有什么关系，特别是身边普通英雄的彰显或牺牲者的纪念。”

　　徐新在采访中强调了“格局和视野”。“对屠杀的指控具有普世的意义。最早研究纳粹屠杀吉卜赛人的就是犹太学者，犹太人斯皮尔伯格创立的Shoah基金会影像计划也涵盖了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南京大屠杀，而不仅限于犹太人的历史。办纪念馆，不只是控诉和谴责，更多是以史为鉴。这是一个民族的视野，是走向世界的关怀，而不是一种民族仇恨。”徐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