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日之间矛盾激化、对抗加剧，最终获益者很可能反倒是域外大国。

　　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是国际问题学界的热门讨论议题之一。而中日之间是否存在战略互疑？如果存在，又当如何处理？这同样是一个颇有意义的问题。

　　正如在中美两国之间那样，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对方是自身的威胁，而且威胁程度还可能继续加剧。

　　但是，这样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这种相互之间的印象，在何种程度上符合实际，在何种程度上是源于相互之间的隔膜与误解？在中日关系历经波折、如今略有缓和的局面下，这其中的问题值得人们深入思考。

　　10月17日，日本前外相前原诚司在北京大学发表了题为“亚太地区安全及日中各自作用”的演讲。笔者听后的感受是：从中日“战略互疑”的角度来看，这一演讲也许是很好的研究案例。

　　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因为前原的身份——他出身于民主党而非自民党，通常被认为是偏自由派而非右翼，史观与右翼及保守派有明显距离(比如在历史问题上，他反 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但是，他又一向被认为是“对华强硬派”。他的对华态度，实际上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在政治上并非右翼，但有很深的对华疑虑， 甚至有相当多的成见。

　　笔者认为：在日本，对华不那么友好者，或者所谓“强硬派”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出于赤裸裸的现实利益和根深 蒂固的思想观念；另一类则是因不了解所导致的疑虑与担心。对于前者，“释疑解惑”并不能解决问题；但对于后者，交流与沟通的作用极为重要。但这“交流”与 “沟通”，说起来虽易，做起来却是极费工夫。

　　就以此次前原的演讲为例，他首先用很大篇幅强调对于中国发展的积极态度，此后则提出了几个问题——这也是日方人士在对华交流时经常提起的：“中国究竟是战后秩序的维护者还是挑战者？”“中国外交的真实目标是什么？”等。

　　有意思的是，类似这些问题，其实也是不少中国人想问日本的：“日本是否打算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外交的真实目标是否是要遏制中国发展？”

　　在演讲中，前原阐述了对日本外交的看法。他表示，日本是战后国际秩序的拥护者，对于日本外交而言，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就是“自由贸易”与“和平外交”。

　　中国的听众是否能够相信这一解释？恐怕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中方关于自身外交意图的解释，很可能也会受到日方不少人的质疑。

　　一次短暂的演讲，以及在类似的中日交流场合，其实颇能体现中日之间的相互观感与态度。

　　那么，如何面对这种“互疑”？如何针对可能的人群“释疑解惑”呢？这其中也许有如下方法：

　　首先，耐心推进人员与信息的交流沟通。尽管交流和沟通有难度，但只要做一点，就总会有相应的成效。特别是在社会文化和经贸层面的交流，可以为中日关系发挥“托底”作用。

　　其次，建立预防危机、控制危机的机制。如果能够通过外交、军事、安全等方面的机制，消除因意外事件影响关系的隐患，就可以将双方关系的波动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同时也可以为双方提供基本的安全感。

　　再有，对于中国而言，还是要做好自己的发展。日本的对华疑虑，其背后一方面是不信任中国发展后的方向，另一方面也是不信任中国的发展是否能够长期稳定持续。 如果中国的综合国力比现在再跃升一个层级，就有可能进一步改变地区格局，中日关系的宏观背景也将大为不同。届时，日方现有的一些“疑虑派”就有可能会更加 清醒、理性地对待中日关系。

　　在东亚地区的快速发展中，中日两国之间并非“零和关系”。过去数十年的事实证明，双方都可以从合作关系中获得诸 多战略利益。冷战期间，中国成为日本在东亚地区抗衡苏联压力的重要伙伴；而中国在1970年代之后的现代化进程也确实获得了日方不少帮助。冷战后，双方之 间的经贸合作关系也确实可称得上是“互利共赢”。今天，如果中日之间能够建立良性互动关系，不仅能够使双方从中获益，还可能进一步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 程，福泽东亚乃至周边更广阔地区。

　　而如果中日之间矛盾激化、对抗加剧，最终获益者很可能反倒是域外大国。中日两国的决策者和智囊们，都熟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典故。因此，双方应该具有足够的智慧，推动双边关系走上大道，避免出现历史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