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张学良

　　张学良暗中通共，军统戴笠也收到了线报。蒋介石却坚持张学良不会这么做，因为在几个关键的时刻张学良都站在自己一边，是自己的政治盟友，所以对戴笠的报告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权当没有发生过。

　　8月29日，国民党省党部便衣奉命秘密逮捕了在东北军中颇有影响力的中共嫌疑人宋黎等人，史称“艳晚事件”。就在同一天，中央军3个师及一补充旅由郑州西开赴西安一带，这么大的军事情况，竟没有和西北“剿总”代总司令的张学良打声招呼，这不正常让少帅吓出了一身冷汗，不知所措。动手，中央军已经逼近了；不动手，就违背与中共的约定。

　　让少帅想不到的是，莫斯科向中共发出了要求中共将“反蒋抗日”改成“联蒋抗日”的指示。在斯大林看来，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袖人物是蒋介石，如果中国抗日不利，那将直接威胁到苏联直接利益，所以“反蒋”是苏联不愿意看到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张学良发现，不管是劝蒋有条件和共，还是支持中共打通国际路线，都是一件超高难度的事情。可苏联给了张学良一个回东北的梦想，“日俄战争”让苏联一直耿耿于怀，而日本野心很大，正觊觎着苏联的远东地区。少帅思前想后，为回东北，不管怎么样，都要做一些事情。

　　就在这时，苏联对中共的1000吨左右武器援助到了。这些东西对只有七八万人的红军来说太有诱惑力了，可拥有十几万军队、装备精良的东北军压根儿就看不上眼这些东西，何况共产国际来电明确说，里面并没有中共中央所希望的飞机大炮。[1]张学良彻底失望了，没有飞机大炮，怎么和南京抗衡？就中共这些小米加步枪怎么和日军抵抗？跟着中共，跟着苏联人，连个飞机大炮也捞不着，自己真是越混越差劲了。

　　正在张学良纠结不已时，1936年11月2日，蒋介石飞抵洛阳，进一步策划“剿共”。

　　第二天，蒋介石在洛阳军分校阅兵开场白时令人吃惊地谈起了汉奸：“汉奸有两种，一种是无知识的低级汉奸，如李守信、王英。另一种是有知识有组织的高等汉奸，他们出卖整个国家与民族，实为汉奸之尤者。”听罢，台下的张学良吓得脸都绿了！也正是蒋介石的这番话，让他心灰意冷，知道自己永无出头之日。

　　回到西安，张学良找来杨虎城问计：“怎么能让蒋介石抗日？”杨虎城大声回道：“挟天子以令诸侯。”

　　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2]

　　杨虎城如此大胆，是因为杨虎城是“亲共”派，他的老婆谢葆真就是共产党员，而杨虎城早在1927年冬天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杨虎城部队里，很多都是共产党，他身边的王炳南、张文彬、米暂沉、申伯纯等人都是深得杨信任的共产党员，“王炳南实实在在的名义就是杨虎城的秘书……杨虎城很听他的话。”[3]杨虎城之所以提出扣押蒋介石，除反感老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外，还有一点，就是中央一旦进了西安，定会对自己不利。

　　而张学良也看到东北军的军官们，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一心只想着打回东北，对蒋介石“安内攘外”来分化、兼并甚至消灭地方势力早就看不过眼，蒋介石在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时充满威胁的言论，更是极大地刺激了这些少壮军官，其情绪及其主张变得更加激励。[4]

　　张学良很苦恼，做叛逆的臣子？还是坐等东北军被拆散？

　　就在不帅困惑无计时，绥远抗战打响了。他觉得这是东北军躲开这个是非圈子的最好机会，于是向蒋委员长请调北上抗日：“就驭下方，若非及时调动，则良昔日之以时机未至慰抑众情者，今亦疑为曲解，万一因不谅于良，进而有不明钧意之处，则此后之统率驭使，必增困难。盖用众贵有信，应战在不失时机。”[5]

　　不管张学良怎么说，蒋介石就是不同意东北军抗日。说白了，蒋介石再也不相信东北军了，丢掉东北，又失热河，在西北剿共也打得一塌糊涂，东北军成了全国知名的“菜军”，谁还敢让他们打硬仗。请战不成，张学良很受伤，此事痛伤良之心，忿怒不已。[6]

　　12月2日，张学良飞往洛阳，向蒋介石进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还要求释放上海救国会七君子，为此，两人还发生了强烈的冲突。一向听话的张学良竟指责蒋：“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

　　蒋介石生气了，严厉回应：“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匪剿不完，决不抗日。”“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撤掉。”

　　听到“撤掉”两个字，张学良立马泄了气，无奈地说：“东北军的士气，打日本可以，打内战，难；除非蒋委员长去训训话，安慰和鼓励他们。”看到张学良软下来，蒋介石也缓和起来：“我可以去临潼每天请一桌客，借此机会轮流和东北军的将领谈话”，他自信，“如剀切诰谕，亦必能统一军心。”[7]

　　蒋介石哪里知道，这临潼一行，竟然成一生中最大的耻辱，还成了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1936年12月4日晚，蒋介石一行坐着火车从洛阳来到临潼，并在次日上午入住华清池。

　　蒋介石这次入陕，因为他相信张学良还在自己的掌控中，决不会背叛自己，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前，蒋还认为，张的问题仅仅是“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并无其他。”[8]

　　蒋介石前脚才到西安，一大批军政界要人军政部次长陈诚、豫鄂皖边区主任卫立煌、福州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等等也紧随而至。陇海路上战车滚滚，蒋鼎文、樊崧甫、万耀煌、裴会昌等十几个师正受命西进。

　　这大兵压境，群臣峰拥而来的阵势，把张学良吓坏了，要知道这些人可都是中央嫡系，能打硬仗的主，等老蒋收剿完共产党，东北军真的只有被收编的份了。

　　老蒋这次西进，还真做好了万不得已撤换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准备，他在12月5日曾与朱绍良商量：“派蒋鼎文为西北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东路总司令。”[9]他对付东北军计划有三：留在甘北；移防陕北；调去河南。

　　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邵力子，让邵将以下“消息”交《大公报》驻陕记者发表：

　　蒋鼎文、卫立煌先生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谒蒋，闻蒋令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各部队。[10]老蒋故意传出这重要的人事变动，目的无非是：第一，给张学良压力和警告，让他乖乖听话；第二，如果张学良再不全力剿共，就撤了他。

　　这一招，着实将了张学良的军！

　　如果蒋介石不把东北军调走，而是亲自指挥督阵，那东北军通共很快就会被识破，张只能等死了；如果调走东北军，由中央军剿共，等到把共匪剿了，那东北军就等着被收编。总之，都没有东北军的好活头！

　　最让张学良焦心难奈的是，蒋介石好几次单独召见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皆无良同杨虎城列席，致良同杨虎城发生疑惧。”[11]更要命的是，蒋介石一时半会是不会离开西安的，这痛苦的煎熬何时才是头？张学良直后悔把这尊佛请了进来。据张学良回忆，在这期间，他还两次在华清池与蒋介石正式谈话，甚至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请求蒋让东北军去抗日，可蒋委员长依然不为所动。

　　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加速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那天晚上，张学良再次面见蒋介石，却被蒋介石大骂了一顿。后来，张学良曾多次公开陈述当时的情况与感受：学生走向临潼后，我不顾一切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蒋委员长却怪我没有武力弹压，而且竟公开明说是他叫警察开枪，假如学生再向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了以上……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将领和我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是绝不能轻易改变了。[12]也许是那一刻，张学良才真正决定“挟天子以令诸侯”！

　　张学良、杨虎城商议后决定12月12日对蒋介石下手，选定这一天是因为：蒋介石将于12月12日颁布全面“剿共”命令；中共中央于10日电告张学良国共谈判“有了波折”，难以继续。[13]

　　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时。

　　12月12日凌晨三点，天格外的冷，冷风呼呼地刮着，张学良、杨虎城出动了，发动了历史闻名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除扣押蒋介石外，兵变的官兵还在西安城进行了一轮大扫荡：在当天清晨的西安城内，杨虎城的部队突袭宪兵队及警察机关，狂乱的士兵在市内到处掠夺，西安车站内有军粮价值一百五十万元的物资被劫。此外，兰州方面也发生叛乱，中央政府机关被占据。[14]在发动事变的同时，张学良还将陈诚、蒋作宾、蒋鼎文等政府官员一齐监禁，中央委员邵元冲则被乱枪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