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孙中山与青年蒋介石

　　最早识破陈炯明阴谋

　　1921年12月10日，蒋介石、陈洁如、廖仲恺三人到达梧州，在大元帅府见到孙中山，商量要事。事实上，他们到达之时，孙中山正在草拟一份给陈炯明的电报，请其前来梧州出席紧急会议，并查询供应物资及军火何时可以运来。

　　第二天，陈炯明回电说：“由于数项重要会议，无法分身，可能时当即前来。”

　　这通电报并没有使孙孙中山感到一种意外和危机，反而使他增强了信心，他满怀期待，相信陈炯明会那样做的。

　　几天后，孙中山又拍电报给陈炯明，但无答复，不过，孙中山仍未失去希望。他将一批卷宗递交蒋介石，说道：“这些案卷可以使你了解最近情况。你知道，自你回上海之后，炯明就从漳州打回来，成功地占领广州。他很勇敢，配得上粤军总司令的职衔及我颁给他的所有荣誉。”他指着那些案卷，又说：“这些都是纪录文件。你看后便知，许崇智是副总司令，还有其他十个混编部队加入我们行列。每天我们都可召抚收编更多无人领导的散兵，这些兵都可加以训练，然后编入我们的粤军。我们必须拥有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使北洋军阀们幡然悔悟。”

　　蒋介石当时想说：“陈炯明不可信任，他对你之担任领袖，只有轻蔑之意而已！”但他见到孙中山如此热衷，便谨守缄默。

　　在离开梧州去桂林的途中，孙中山每天都要请蒋介石到他船上商谈几个小时，每每谈到陈炯明已答应的补给问题，蒋介石就觉得十分烦恼，尤其是孙中山还一边不断地称赞陈炯明。有一次会谈归来时，蒋介石怒气冲冲，告诉陈洁如：“我知道陈炯明为人奸险，有一天会背叛我们的。但是孙先生却听不进我的劝告，我应当怎样说服他呢？”

　　“你有任何证据吗？”陈问。“不需要任何证据。”他断然地说，“我虽不知原因，但却看得一清二楚。一个人不尊敬他的领袖或他的党，不可能在他心中怀有任何忠诚。”

　　“如果你心中如此肯定，为什么不写一封信给孙先生，述说你怀疑的理由呢？”陈向他劝说，“这或许比口中说说还更有效。”

　　“你说得对。”蒋介石若有所思地说，随即拿起一张纸，写道：“我在写这封信时，心情沉重。我不忍写出它，但无法保持缄默。我已就陈炯明的奸险本性，屡次警告于您，但你却总是一笑置之。我恳请您相信我，因为那个人是不可能怀有任何忠诚的。”

　　第二天，他们又会面时，孙中山问蒋介石：“我收到了你的信。告诉我你心中究竟有何想法？你要我做什么？什么是应当做的最明智的事？”

　　蒋介石说：“应当做的最明智事体，就是撤除陈炯明的总司令职务，藉以削减他的势力。下一道命令，使我可以首先快速出击，强制他离开职务，接掌他的军队指挥，然后转回消灭他手下驻在广西、现由叶举指挥的部队。这件事完成之后，北伐就可付诸实施，再无阻碍。”

　　“但是陈炯明还没有公开反对我，所以最好不要制造事端。”孙中山叫了起来，“我信任他。此外，驻扎广西的部队是我的同胞兄弟，曾经多年与我并肩奋斗。你怎可提出如此的建议？真是不可思议！现在，你听我讲。”孙中山就不慌不忙地告诉蒋介石：

　　“达致和谐的第一要件，就是信任、容忍、愿意了解对方的见解、在公开场合讨论问题，而不是在心胸中怀有无凭无据的猜疑或痛恨，而将这些当作确定事实一般，传达出去。你如要好好地为我工作，就应当全心全力地合作，而不可想逼我去同一位多年来显然忠诚的军官弟兄斗争！”

　　“但是，我看得出，陈炯明不久会有一天转而反对你。”蒋介石也相当激动。

　　“这种话对我们只有害多利少。”孙中山再说，“当然陈炯明的军队如受到很小的一点挑衅，就可首先出击，但我不会给他衅端。你必须了解：你这种莽撞而不负责任的建议，可以轻易地将广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没有猜疑仇恨的余地。我不愿听取你再三反对炯明的那种说词。但是我的确要恳求你采取一种谅解合作的真正精神。你是一位好的军略人才，应当集中心力于谋致和谐的策略。”

　　蒋介石眼见孙中山态度如此坚决，已经无法使其转变心意，就转过身去，默不作声，可以想象蒋的心情，既有自己的无力回天，也有对孙忠奸不分的抱怨。更有对陈炯明不忠不仁之愤恨，一下子全升到了极点，然而蒋介石却把它们全部压抑在胸中，不作表露。

　　第二天，蒋介石满面阴沉愤激，向陈洁如说：“开始准备。我们到达桂林之后，立即回上海。我们将搭乘最早一班船回去，因为我要尽早离开这里。”

　　蒋介石和孙中山回到上海之后，便与胡汉民通信，胡将所有新近的发展情形告诉他们。陈炯明果然食言，不肯给孙中山补给品及经费。虽然两位联络官往返奔波，舌敝唇焦，仍无结果，已至束手无策的地步。

　　在孙中山的催逼下，联络官之一的邓铿向陈炯明作了一次最后的尝试，他对陈说：“我是你的表兄弟，所以敢向你直说。当初你曾答应过孙先生，要供应武器军火，全力支持从事北伐讨逆，但是现在你却自食其言，一个个星期让他空等。你是想阻挠北伐吗？如果不是，那么你究竟目的何在？”

　　“你不必为这事担心，请镇静下来。”陈炯明直率地说。

　　“但是我是你的联络官，是你派的，我怎能不担心？我认为你的态度错了。如果你反对孙先生，那就拿出男子汉的气概，照实说出来！你知道你正在愚弄我们这些人吗？”

　　“你既然逼迫我，我愿意老实告诉你，我何以不送补给。”陈炯明忿然地说，“大总统没有资格组织北伐，我已决心不给他任何军火、经费或供应品！”

　　“这是为什么？”邓铿问。

　　“因为他听信那个姓蒋的浙江流氓的煽惑，那家伙要缩减我的权力，撤我的职。”

　　“这不可能，我不相信。”邓铿叫着说。

　　“你看这个报告！这就是他写给大总统的原来文字！”邓铿接过那张纸，看见上面写道：

　　依照目前广东的情势，你作为我们的领袖，只能希望陈炯明不致越权行事。对于他正在扩张中的势力，你必须予以缩减，甚至应将其撤职。如果你希望他于紧急之时，接受你的命令，尊敬本党，并为本党抗御党的敌人，你将会发现他绝非其人。你切不可信任他。我冒昧向你吐露我内心所思，恳祈信之。

　　“这就是此项阴谋的再一个报告！你以为我会拨出枪炮军火，使人用来对付我吗？”陈炯明问道。

　　邓铿无言以对。他亲眼看见陈已翻脸决裂，情势无望，就采取独立行动。为求不使孙中山失望，他跟几个朋友，包括伍朝枢，进行接洽，并且去香港和一家名为辛浦森洋行的进口商签立一项合同，订购一大批武器军火，备供孙中山之用。但是，当邓铿拍电报给广州海关，请求准许这批货进口之时，行动计划遭泄。

　　陈炯明将这事认作危害他生命的阴谋，为报复之计，就命令手下秘密查出邓铿返回广州的日期，并在火车站的入口处，于1922年3月21日将邓铿刺杀。

　　闻之这一噩耗，孙中山悲极而泣。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话正巧应验在孙中山身上。邓铿遇刺之后，湖南军阀赵恒惕又有话传来。他与孙中山之间，原有秘密的合作谅解，如今却又变卦，明白拒绝协助孙中山。原来谅解的合作仅在于允许孙中山的北伐军借道湖南省，以便北进作战。这对孙中山的计划是一沉重打击，因而他不得不匆匆策划改道。几经商讨，孙中山决定将原定的西路改为中路，即改经江西省。在这样情况下，他已完全没有继续留驻桂林的必要，于是指示僚属准备回广州。

　　如此一来，竟引发了一个大大的误会。陈炯明对湖南军阀一下子取消原作安排，并不知情，误以为孙中山和蒋介石归来是一项报复手段，尤其由于那两团军队也回来了，他设想那明明是要摊牌，就是要削减他的势力，撤除他的职务。他为了消解谣言，表示自己并非如外间所传，意在争权，就致函孙中山，请辞粤军总司令之职。

　　孙中山此番回程，由于是顺流而行，所以由桂林至梧州，只花了四天半时间，然后由梧州到广州，只需一天。

　　当他们抵达广州时，才知道陈炯明已离开广州，前往他的惠州本籍根据地，只是派人

　　送来辞职函。

　　孙中山固知这是陈的一种自保颜面的作法，但内心既不满于陈炯明吝拨补给、军火及款项的欺骗行径，于是接受辞呈，未加慰留，然后又指派伍廷芳继任广东省长。

　　蒋介石自上海致函陈炯明，与其绝交，并劝其效忠孙中山。

　　好多天过去了，虽然蒋介石每天盼望回音，但陈炯明处却无复函来到，陈的沉默更增加了介石对他的痛恨。更不幸的是：孙中山对蒋介石近来的警告，仍淡然处之，不予采信。

　　十天之后，最难以忍受的事发生了。蒋介石给陈炯明的那封信，居然原件退回，未经拆阅。在信封背面还写着这些字：“狂傲小子——嫉妒——暴躁——昏庸——自私自利的恶作剧者。”

　　当初带回的两团部队调回广州，原意在于陈炯明反叛时，加以制止，现既然陈已辞职他去，这些军队就无需驻扎广州市内。在此情形下，孙中山以为他已可放心进行筹划北伐，继而率领这些部队，开过江西，准备北伐。

　　另一方面，陈炯明此时深信他所听到的一些谣言并非全然无因。孙中山原想削减他的权力，并将他撤职，如今接受他的辞职，而全无遗憾表示，这就证明了其意图。于是，他等待时机到来。

　　在随后的数星期中，蒋介石发了几封急电及信函给许崇智和其他几位朋友，劝促他们马上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驱逐陈炯明，可是这些呼吁都如石沉大海。

　　此时，北京方面的局势正在快速恶化。当时的亦出现了许多不可多得的机会，因为从前曾帮助直系打败段祺瑞及其同伙的东北军，如今发生内讧。此外，张作霖已将其大军自东北开进关内，驻在北京附近，意在与直系军阀曹锟及其副手吴佩孚拼战。孙中山本已憾然于浪费如许多时间，将进军路线由桂林移至江西边境，如今感觉不耐烦起来。

　　但是，陈炯明的参谋长叶举却秘密地将50营以上部队调入广州，其意图昭然若揭。但许崇智在其1922年5月3日，给蒋介石回信中，只是说了请蒋速回来。令蒋介石感觉失望的是，陈炯明的势力此时反而较前更强大了。他被任命为督办两广军务，仍保持其陆军部长的职位。虽然他已辞卸粤军总司令之职，但其参谋长叶举仍掌控着粤军指挥权。

　　由于广州现无强力驻军防卫，陈炯明乃决定要求较大的权力。他以叶举及所属其他军官名义，呈请孙中山免议陈前此辞职之事，而公开宣布恢复陈的粤军总司令及广东省长原职，此议对孙中山而言，实无甚差别，因他除北伐而外，已无心他顾，但却使蒋介石恼火万分。

　　1922年5月底左右，蒋介石出于盛怒，屡屡致电孙中山之若干忠实支持者，促请他们务必进攻叶举指挥下的前陈炯明部队。

　　谣言总是跑得很快，而且渐被夸张扩大，以致无法辨识。5月底6月初之时，街谈巷说的

　　话题，是孙中山已决定逮捕陈炯明，褫夺其职阶，并摧毁其惠州本籍的基地。

　　谣言虽炽，但广州情势一时似尚平静。孙中山为求减息一般民众及军队的疑虑，遂决定自前线返回广州数日，下榻总统府内，仅由少数侍卫陪护，以示并无战意。他于1922年6月1日黄昏时抵达，并即拍发一电给蒋介石，促其搭乘最早航轮，返回广州，协助北伐工作。但是，蒋介石却仍旧坚持以驱逐陈炯明及其部队为妥协的先决条件。

　　蒋介石了解到孙中山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便再次寄一封急信给许崇智，恳促其立即出击。他说：纵使陈炯明及其追随者撤退或妥协，许崇智仍必须将其部队带回广州，以解决当地的基本问题，否则和平与安全仍难确保。

　　但许崇智此时很忙，无法作复。他率军北进，于1922年6月13日占领江西赣州。

　　蒋介石为了保护孙中山，使其免受陈炯明的伤害，多次提醒孙中山留心陈炯明的奸险本性，力劝请孙中山以大总统身分发布命令，削减陈氏正在扩张中的势力，甚至撤销其职务，以防其叛乱。一方面是出于对孙中山地位的维护，但另一方面也是蒋介石与陈炯明两人之间的较量。

　　因为蒋介石自视如困于浅水之龙，无地施展，以此为了其前途发展，他内心极度不满于自己。他的这种不满心态，连带使他对陈炯明疑虑重重，因为陈是与他在孙中山面前争宠的主要对手。

　　蒋介石认为他自己较为优越，因为他是当时唯一可用之曾受日本训练的军事专家，他曾协同孙中山的亲信陈其美为中华民国效力。他既已奉献此生，誓为追随孙中山革命而致力，于今当然渴求认许。

　　而在另一方面，陈炯明自认他才较为优越，因为自从民国初年，他便已为民国服务。他是粤军总司令，并曾成功地驱逐军阀陆荣廷，将孙中山迎回广州。毫无疑问，他是华南最重要的军人。他那聪明的口号“粤人治粤”，是用来号召广东人民的拥护，因为前军阀陆荣廷不是广东人。陈的本意是只用广东人担任幕僚，所以当孙中山推荐蒋介石时，陈炯明只是基于一时宽容，勉强接纳了他。

　　于是在他们两人之间，就发展出一股争强、嫉妒，甚至痛恨的暗流。

　　当然，蒋介石与陈炯明之间的明争暗斗，孙中山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每当蒋向孙建议削弱陈时，孙中山总是规劝蒋介石，有时还要指责他一番。说他性情暴躁，要求常流于过分，时常趋于辩争猜疑，令人难与他合作，等等。

　　蒋介石的“先见之明”包含个人想法，但他的判断还是较为明智的。因为他的建议不被任何人重视，所以蒋不得不再次“辞职回乡”。蒋介石回到上海后，一面忙于安顿新家，一面仍经由孙中山的秘书林直勉保持对广州情况的了解。

　　林来信告诉蒋：自离去之后，谣言繁兴，已至惊人地步。孙中山乃尽其努力，设法消解，而其上上策厥为直探困扰的根源，因为他可以洞察，如果根源未泯，将可能造成极大损害。他就请陈炯明前来作一次剖心以对的会谈，以求端正舛误。在其后十天中，又送去了

　　三封类似的邀函，但均无答复。

　　1922年1月中旬，蒋介石与戴季陶陪同徐树铮至桂林北伐军大本营，蒋仍任第二军参谋长。在与许崇智、李烈钧、胡汉民商讨北伐作战计划时，主张以进攻湖北为目的，其他人主张以江西为目的，最后决定湖北为第一目的，江西为第二目的。

　　当时接受孙中山北伐大本营统辖的军队有：粤军第二军许崇智部、福军李福林部、滇军朱培德部、赣军彭程万部、黔军谷正伦部，共有13个旅3万人。陈炯明所统率的粤军第一军，邓铿从第一师抽调三个营组成大本营警卫团外，皆不准再派兵参加北伐。

　　陈炯明身任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内务、陆军总长，又任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省长，控制着军、政、财等大权。他暗中与吴佩孚等北洋军阀相勾结，蓄意阻挠和破坏北伐。他一边串通湖南的赵恒惕阻挡北伐军入湘作战，一面断绝北伐军饷械供给。5月21日，陈的部属还收买歹徒刺杀了支持北伐的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至此，北伐军处在被前后夹击、左右为难的危险境地。

　　蒋介石见此情形，知道此次北伐已是凶多吉少，危在旦夕，遂写信请廖仲恺发电调其回粤，在后方办兵站，廖仲恺复信答曰：“要弟电兄归粤，此则虽以刀锯加颈亦不肯为。弟自得兄西行已不啻如灭之福，岂得于此破坏大局之举，以重罪戾。”看似指责，实有褒奖鼓励之意。

　　3月26日，因情况突变，孙中山在桂林主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蒋介石主张先回粤，后北伐，遂决议潜师回粤，但此时直奉战争爆发，为顾全大局，经多数人赞成改道北伐。

　　4月16日，孙中山偕北伐军主力由桂林抵达梧州，电召陈炯明前来会晤，但陈异志日露，虚胆寒，不敢亲赴梧州，仅电请梧州的廖仲恺先探询孙中山意见，并以辞职要挟，廖复电告以孙中山回粤系添调军队图赣无他希图。孙以陈无诚意，即下令免去陈炯明的省长兼粤军总司令职。命令尚未发表，廖仲恺恐关系破裂酿成事端，影响北伐全局，于是匆匆返省力图转圜，劝陈往梧州向孙中山当面解释一切。

　　陈当时态度犹豫，曾一度准备前往，但陈的左右从安全考虑，力劝不去。蒋介石受孙中山之命到广州会晤陈炯明，但陈炯明已于21日晚离广州，与粤军总部人员退据惠州，陈兵布阵。

　　22日，蒋介石在三水见孙中山时，认为陈炯明意图谋叛，逆迹已彰，向孙中山建议“先清内患，再图中原”。但孙中山对陈炯明的“忠诚”仍保留些许期待，其实孙中山自己也犹豫不决，徘徊不止，加之部队内部对于这个建议意见纷呈，一时之间，蒋介石的意见没有被及时采纳，又见陈炯明占据粤东自立必有事端，乃借辞于4月23日再次擅离广州。孙中山挽留说：“此时你若走，则就与汝为机能全失，人无灵魂，躯壳何用？”但蒋介石依然拂袖而去。

　　1922年5月，孙中山誓师北伐。北伐军由粤、滇、赣、湘军组成，共4万多人，在李烈钧、许崇智的指挥下，进攻北洋军。北伐军初战告捷，迅速占领赣州城，一路杀来，直逼南昌，形势十分喜人。但“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陈炯明见北伐军挥师北上，后方空虚，乃乘机造反，将部分粤军自广西调回广州。

　　孙中山为稳定局势，很想以三寸之舌说服陈炯明，便只身扑入虎穴，当时孙中山把服从自己的军队全部调往江西境内作战，留在广州的直属部队仅有警卫团约500名，而陈炯明控制的军队达25000人。并且，又没有人能够统一指挥这500人的队伍，一旦有战事，很容易被冲为一盘散沙，毫无作用可言。

　　孙中山就于6月2日急电蒋介石：“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真是千钧一发之际。6月16日凌晨，陈炯明军队在叶举指挥下，发动兵变，洪兆麟、杨坤如等率4000多人进攻广州城北观音山麓的非常大总统府，孙中山在秘书林自勉等人的掩护下，冒着枪林弹雨，突出重围，登上停泊在珠江上的宝壁舰，次日转登永丰舰。

　　孙中山在逃亡过程中，一边率七艘军舰组成的舰队炮击叛军，一边给蒋介石加急电报：事紧急，盼速来。

　　孙中山虽然从虎口逃出，只是留得身家性命，并没有从包围圈中解脱出去，四面楚歌，危在旦夕。虽然此时的孙中山手中有七艘军舰可以调用，那只能保证孙中山有藏身之处，形势依然危急万分。

　　这时，孙中山鉴于形势所需，不得不改变整个北伐方案，电令李烈钧迅速归师回粤，讨平叛迹。但是李远在天边，一时无法解燃眉之急。孙中山不得不在永丰舰上与叛军做斗争，只等援军到达。

　　孙中山盼来的是蒋介石。蒋介石接到孙中山18日加急电报后，才知事情的严重性，遂于25日离沪赴粤，一路上披星戴月、快马加鞭。29日抵黄埔，然后又马不停蹄直赴黄埔永丰舰晋见孙中山。孙中山见蒋介石危难之中不远千里，不畏炮火，勇扑虎穴，助其脱险，感动无比。直到此时，孙才明白“患难见真情”的滋味。对于自己对蒋的误解，他表示无比的惭愧。此情此景，颇有点唐僧在三打白骨精后对孙悟空产生误会，将其驱回花果山后又被妖怪捉住，饱受牢笼之灾时，孙悟空又回到唐僧的身边，助其降妖除魔的味道。

　　从那时起，蒋介石在孙中山的心目中的地位重要起来，孙中山是将他视作“救星”的，只听孙中山说了一句：“蒋君一人来此足当两万援军。”其言语之分量，可想而知，随即委蒋以海上指挥全权。蒋介石表示在患难之中，随侍左右，安危共仗，生死相伴，孙中山更是感动得涕泪纵横。

　　蒋介石赴难登上永丰舰，使陈炯明感到格外惊讶，“面色发青”，说到“他在先生身边，必定出许多鬼主意”。看起来，陈炯明对蒋介石是颇有几分余悸的。

　　蒋介石确实并非浪得虚名，自他统兵应险以来，情势发生了逆转。针对陈炯明分化瓦解海军舰艇并以炮火威胁永丰舰的诡计，蒋协助孙中山率舰队移泊黄埔附近的新道河面，并决定率舰进驻白鹅潭。

　　7月10日，永丰、楚豫、豫章等舰攻击东歪炮台，冲过敌军炮火封锁，如期到达白鹅潭。介石一路上陪同孙中山站立在舵楼中，当永丰舰遭受炮击受损后，蒋介石劝孙中山返回舱内，自己指挥战舰继续前进。陈军企图用施放水雷的办法谋杀孙中山，也未能得逞。

　　北伐军受到陈军和直系军阀的前后夹击，遭受重大损失，此路援军不得进展。两个月的反击叛军斗争由于孤立无援，指挥欠妥，难以有所突破。

　　韶关未复，赣南复失，南雄不保，一师降敌，前方军队已失重心，战局无法挽救，孙中山留粤维持人心和军心，亦未有效，再呆下去，凶多吉少，因而蒋介石规劝孙中山即离广州，暂作躲避，调养休整后再作打算。

　　9日，蒋介石随孙中山由白鹅潭乘英舰去港，10日，换乘俄船返沪。

　　文章摘自《青年蒋介石》 崔晓忠/著 华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