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被日军俘虏的美军战俘

　　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的六个月里，美国亚洲太平洋战斗部队的俘虏和数千名白人居民被日本公司强征为奴隶劳工。

　　根据日本战俘信息统计署的官方记录，至少有79家日本公司使用战俘充当奴隶劳工。战俘被日本军队租借给日本公司，就像奴隶一样，从一个公司转借到另一个公司充当奴隶劳工。超过2.5万名美国战俘在日本企业中充当奴隶劳工，4100名美国人死于强制劳动。

　　根据日本政府官方记载，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共有12180名美国人在日本本土的工场里充当奴隶劳工。他们绝大多数人是来接替原先在这些岗位上工作的美国同胞的。这些被替换的美国人都已经被日本人榨干了生命，活活累死。在整个二战期间，日本公司使用战俘劳工的数量至今仍是一个秘密：日本人将摧残致死的盟军战俘的尸体全部焚毁。

　　本文运用美国最新研究成果，对日本违背国际法、使用战俘强制劳动的战争暴行进行揭露和谴责。

　　战俘成奴隶劳工

　　按照国际战争法，交战国是不能让俘虏从事与军事相关的生产的。日本在二战期间曾经大规模使用盟军战俘充当奴隶劳工，不仅仅有其占领区域内的亚洲国家的青壮年，也有大量的美、英、荷等西方国家的白人战俘。盟军战俘用他们的生命和血汗，让日本工业巨头在二战战时的工厂满负荷运转，又为它们战后的经济起飞积累了大量的资金。

　　在整个二战期间，共有36260位美国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和工程兵部队官兵被日军俘虏，还有将近1.4万名美国平民(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原来都在日本占领区内工作和生活)。有超过2.5万名美国战俘被日军送到日本的工业巨头的工厂、船坞、矿场中充当奴隶劳工，包括三井、三菱、昭和电工、日本钢铁、川崎重工。这些使用美国战俘充当奴隶劳工的日本大企业超过40家。

　　1941-1945年间，德国和日本都俘虏了不少美军官兵和平民，两者一对比，差距极大—日本集中营里面的美军战俘的死亡率达到40%，而在德国集中营中美军战俘的死亡率只有1%多一点点。二战中在战俘营里死亡的美军战俘，有90%以上死在了日本人的战俘营里。而这其中绝大多数战俘是死在了日本人开办的带有军工生产性质的战俘营中。至少有11532名美国战俘在日本的战俘营中被处决。

　　日军使用货船把美军战俘运到日本本土以及日本占领的地区(台湾)、中国东北、朝鲜。还有一些美军战俘被送到臭名昭著的缅泰死亡铁路的修筑现场，在热带丛林中用生命延长日本人的交通后，又被送到了日本本土充当奴隶劳工。

　　盟军战俘们并不能安全抵达目的地。55279名白人战俘被日本人赶上货船，由于日本人的运输船没有打上专门的标记以表示这是运送战俘的船，他们被盟军击沉，导致其中10853名战俘，包括3632名美国人葬身大海。死亡的战俘中至少还有500人被疾病和干渴夺去了生命，因为日本人的运输船生存状况极其恶劣，有如地狱。

　　没有报酬的连轴转劳作

　　二战期间，日本工矿企业在战俘劳工身上获益甚为巨大。由于绝大多数白人战俘都是可以操作复杂机械的高级技工，这些企业几乎可以无限量地使用战俘劳工，而且根本不用支付任何报酬，这使得日本某些工矿企业可以在战争期间满负荷运转—至少这种状况持续到美国空军把它们列为轰炸目标之前没有改变。

　　战俘劳工经常长时间工作，即使在工厂被轰炸期间，他们也要工作。对他们而言，连续工作12天，乃至14天是常事。日本人从来不给他们休息日。当战俘劳工达到生命的极限，如果他们因为过度劳动和饥饿而死亡，将会有很多战俘劳工顶替他们的位置。尽管日本人对战俘许下了很多天花乱坠的承诺，尽管战俘们被强迫签署了工资单(用日文印刷)，可是战俘们从来没有收到过日本公司支付给他们的任何酬劳，哪怕是一毛钱。

　　这些日本工业巨头迫不及待地要让白人战俘，特别是美国战俘进入他们的企业工作，他们的企业正为满足日本的军事需求开足马力。为争取获得白人战俘，日本工业巨头甚至愿意向日本军队支付费用，按照人头以天计算。日本工业巨头为战俘们提供“营房”—墙壁薄如纸片，根本没有保温性能，害虫横行，实际上就是生存环境极其糟糕的破烂棚屋。一些日本工业巨头使用他们自己拥有的船队来运送白人战俘，日本政府把他们的商船队成为“辅助舰队”。

　　日本人剥夺盟军战俘们所有的权利。日本看守拒绝向盟军战俘提供肥皂、热水、甚至是厕纸，—没过多久，他们就称战俘们为“肮脏的白种猪”。每一个战俘都被日本人分配了一个号码，他们必须把号码别在衣服的显眼处(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在每天点名，报到他们号码的时候，他们必须用日语大声应答。日本人从来不称呼白人战俘名字，只用号码来称呼他们。

　　在三年半的被俘生涯，绝大多数战俘没有获得任何换洗衣服。他们在日本的北部山区工作，当大雪穿过破烂的屋顶落到他们房间的时候，他们只能穿着他们在热带地区(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作战的时候发的棉质衣服，而且他们还经常没有鞋子穿。可是日本人再不提供任何安全保护设备的情况下强迫他们从事最危险的工作，他们要赤脚在高炉、船坞和工厂里劳动。

　　当战俘生病的时候(或许只是病得比他们平时更加严重)，日本人不会向他们提供任何医疗服务，如果战俘团队中有一个战俘是军医的话，就是那群战俘的大幸了。不过，不管战俘病得多厉害，日本人都会强迫他去劳动，否则他将被罚饭—除非他的同伴在他卧床的时候从自己牙缝里省下一点带给他，否则他绝对活不过去。

　　看守都有歇斯底里症

　　美国战俘斯拉维在日本福冈的三池煤矿充当奴隶劳工，这段生活对他影响极大，严重危害了他的身体健康。他在接受美国著名女记者格特兹·赫尔姆斯专访当中的回忆，被收入赫尔姆斯女士的名作《不义之财》(重庆出版社即将出版)中。

　　斯拉维所在的大牟田战俘营是三井公司建造的。营房是轻薄的木制临时工房，没有任何暖气设施，每天只供暖一小时，在这一小时结束之后，三井公司的雇员将走遍长长的临时工房，走近小煤炉，打开炉门，用小铲子取走剩下的红火的煤—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夜也是如此。

　　战俘营中最怪异的方面是管理他们的看守。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从中国占领区回来的、参加南京大屠杀的老兵。这些看守都有歇斯底里症，前一分钟他们还在看守的营房里待得好好地，后一分钟就可能冲过来无缘无故地对战俘拳打脚踢。

　　他们的工作是在三池煤矿挖煤。一旦工作开始之后，战俘们就处于三井雇员的绝对控制之下，他们每天早上来到临时工房，押送战俘下到矿井中去，命令战俘们完成一个不可能达到的采煤的定额。如果一个战俘在工作时受伤了，他就会受到监工的无情殴打。最凶暴的打手是三井公司掌管炸药的监工，他被战俘们称为“炸药人”。因为他的脾气很火爆。后来“炸药人”死于煤矿中的一次事故，他被传送机的皮带缠住，最后粉身碎骨。这对很多战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解脱。

　　战俘们发现三井公司打开了已经被封闭许久的隧道，并且命令战俘进入这些20年来第一次进入的隧道。战俘们感到恐惧。有些时候隧道顶是那么低，战俘不得不把肚子贴在地面像蛇那样爬行，他们在矿井里除了遮羞布之外什么也不穿。日本人给他们每人一个小小的橡胶套子，在上面装着一盏小小的电池灯，这就是他们的矿工帽。日本人发给战俘们的胶鞋在脚趾处是裂开的，当胶鞋穿坏时，日本人也不发新鞋，很多战俘只能在矿井里被强制光着脚干活。

　　1944年9月，矿井天篷砸到斯拉维身上后，在三井公司老雇员的许可下，他得以在没有人护理的获得休息的机会。他伤了四根肋骨，后骨盆碎裂，背部下方的两块脊椎骨碎裂。在战俘中的两个医护兵的照顾下，他逐渐康复，不过日本人要求他立即回到矿井中工作。

　　被迫吃腐鱼肉

　　杰尼·萨缪尔·杰克布森是美国二战初期驻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美国远东空军第二十中队的后勤军官。他和斯拉维一同在三池煤矿中充当奴隶劳工。

　　杰克布森在自己的回忆录《我们拒绝去世》中回忆道，很多战俘都有营养不良。日本人基本上不给战俘肉吃，给的也是肮脏的狗肉和腐烂的鲸鱼肉。杰克布森对那次吃鲸鱼肉印象深刻。日本人给的鲸鱼肉臭不可闻，而且难以下咽，因为日本人拿来的是鲸鱼身上最难消化的部位。集中营食堂怕有些战俘不肯吃，就把肉剁碎了，和米饭混在一起煮。没办法，大家只能闭着眼睛吞下去了，米饭也变得臭臭的。杰克布森实在受不了，偷偷地把米饭扔了，虽然他很想吃肉。最后证明他是对的，由于肉是坏的，很多人都食物中毒了。虽然没有一个人为此丧命，不过病情实在很严重，简直生不如死。为此，日本人给战俘放了两天假。

　　由于食物匮乏、住房简陋、体力透支，再加上日本人的虐待，绝大多数战俘都被疾病困扰。在冬季来临的时候，日本看守故意在点名的时候，让战俘在冰天雪地里站上几个小时。他们为这样折磨战俘感到心情舒畅。可是对缺少衣物的战俘来说，却是无比悲惨。很多人被冻出冻疮，甚至被冻出感冒。这两种结果都很恐怖，冻疮很难愈合，会因为恶劣的卫生环境引发溃疡；感冒更严重，因为日本人不提供任何医药，直接后果就是会变成肺炎。肺炎是寒冬腊月对于战俘来说的头号杀手。

　　由于集中营里没有麻药，动手术的时候只能忍。美军的马梅罗少校有一把医用钳子，大家都找他拔出病牙。每次动手前，马梅罗少校都会和患者说一句：“让我们一起祈祷吧，祈祷你的牙齿不要断掉！”

　　随时随地被毒打

　　美国战俘劳工的领袖列斯特·坦尼教授也在三池煤矿劳动。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地狱的梦魇》(中文名《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对三池煤矿的监工对他的惩罚有详细的刻画。这些战俘在日本的工矿企业中冒着生命危险拼命工作，得不到温饱，却时刻面临着被“巴鲁苏”的危险。

　　坦尼在矿井工作，除了随时提防事故，还得时刻提防日本人的“巴苏鲁”(惩罚)。“如果他们食品短缺，如果美国人轰炸了一座日本城市，他们会打我们；他们有挫败感，想发泄怨气，也会随时暴打我们。只要他们突然勃然大怒变得像地狱里的魔鬼一样，我们就知道他们又打了大败仗。他们打得越厉害，我们就越能感觉到胜利的接近。”

　　这种随时随地的毒打，在1944年冬天以后变得司空见惯。美国军队不断逼近日本本土，日本食物短缺，日本人对美国战俘的痛恨也与日剧增。除了拳打脚踢，他们还用上了铁铲、铁镐以及铁链。坦尼在一个月内，被突然飞来的铁链击中3次。第1次，铁链击中了他的后背。第2和第3次，他在几分钟内连续两次被铁链击中。一个日本矿工飞掷过来的铁链结结实实击中他的胸部，把他撞出了20英尺远。随后另一个日本人飞掷出的铁链迎面击中他的脸部，剧痛袭来，以至于他都感觉不到胸部的疼痛了。

　　当休利特医生在战俘营为坦尼治疗，坦尼的左肩骨骼突然发出“咔”的声音，他的左肩胛骨破裂了。医生用一根吊带紧紧地将他的左臂吊在胸前。但日本人没有让坦尼休息，因为“一只手动不了，但你仍然可以用剩下的一只手臂铲煤”。

　　超强的劳动强度和恐怖的精神压迫，让坦尼组里的一个兄弟发了疯。日本人认为他在装疯，就把他拖到操场上，三四个日本兵用木棍、石头和枪托打他，一连打了两个小时。他们直到打累了才停手，那位兄弟就这样被活活打死在操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