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在德国慕尼黑进行的一次研究人与狗之间能否进行思想交流的实验。

　　训练犬类讲话并赋予其阅读和拼写能力，这种做法如今听起来更像是无聊的恶作剧。不过在二战期间的德国，的确有那么一些人相信，狗的智商与人类不相上下，经过培训后完全能胜任军事任务。新近解密的档案显示，纳粹在战争后期曾有过许多类似的古怪创意，不过，随着法西斯政权的败亡，这些匪夷所思的计划，注定只能成为“末路荒诞”。

　　特种学校里的特殊学生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二战后期的一天，在德国某地的一所特种培训学校里，一群“学生”坐在台下，聚精会神地盯着台上的教官。几天来，教官无数次向“学生”们提出同一个问题：谁是阿道夫·希特勒？

　　往常，问题提出后，台下总是鸦雀无声，今天却不一样——有个“学生”终于开口了。只听他大叫：“我的元首！”(德语：Mein Fuhrer)这声回答让全校的教职员工欣喜若狂，消息逐级上报，一直传到了德军最高统帅部。

　　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居然会有人不知道希特勒是谁？即便他最终说出了答案，又有什么值得欣喜的呢？可是，如果历史学者告诉你，上文提到的那些“学生”根本不是人，而是狗，就不难理解培训学校的教员为何会如此高兴了。

　　这正是英国加的夫大学的贾恩·邦德森博士在其新著《令人惊异的狗：秘密的好奇心》中提到的一段往事：纳粹上台后，曾建立一所动物语言学校，专门教狗讲话、阅读和拼写。一些人认为，狗的智商与人类不相上下，当它们掌握了人类的语言之后，就可以代替德军士兵，从事诸如站岗放哨、看守集中营等非战斗任务，以便解放出更多的人手到前线作战。

　　希特勒的好恶影响重大

　　据史料记载，近代德国第一条会讲话的狗，是一条被称为“丹”的德国大丹犬。1910年，生活在汉堡郊区的它在被记者提问叫什么名字时，吠叫着发出“丹”的声音，还在被问及想吃什么时“说”出了德语“蛋糕”一词，虽然声音模糊且生硬，但足以震惊世人。从此，德国掀起了一股教狗说话的热潮，有心理学家甚至尝试进行人狗间的心灵感应实验。

　　鉴于有些实验对狗来说太过残酷，纳粹于1933年上台后，一度出台严厉措施禁止虐待动物。当时“德国动物保护联盟”旗下的一本杂志，还刊登过希特勒“亲昵地”抚摸一匹马的鼻子的照片，下面的说明是：“我们敬爱的元首——动物们最理想的朋友。”

　　希特勒确实非常喜欢狗，他养过两条德国牧羊犬，分别叫“布隆迪”和“贝拉”。1945年，这个纳粹头目偕妻子爱娃在地堡中自杀时，“布隆迪”也成为他们的殉葬品。由于是“元首的狗”，“布隆迪”和“贝拉”在当时的德国具有很高知名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狗世界中最大的“腕儿”。在二战爆发前的德国，还有一条名叫“库维纳尔”的达克斯猎犬，因具备“说话”的能力而名声大噪。据称，库维纳尔能用不同次数的叫声代表某个特定的字母，甚至还对一位传记作者表示，它愿意为兴登堡(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投票。

　　这种超凡的能力当然逃不过纳粹的眼睛。库维纳尔有一次过生日时，28名身着统一制服的纳粹动物保护组织成员前来“祝寿”，还送给它一个泰迪熊玩具作为礼物。

　　“狗学员”确有不凡表现

　　库维纳尔于1937年死去。不过，一股寻找其后继者的运动，当时已在整个德国形成气候。大约就是在库维纳尔辞世前后，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名为Tier- Sprechschule ASRA的动物学校在汉诺威市附近建成，战争期间始终在运作。校长玛格丽特·施密特和她的教职员工只有一个目标：为元首培养大约一个营(约1000条)能与人类交流的“狗士兵”。

　　为此，纳粹官员在德国各地广招“狗学员”，训练它们具备用爪子拍打出信号的能力。部分受训的狗确实能够模仿人的声音，除了能回答希特勒是“我的元首”这类问题，一条名叫“堂”的德国猎犬还会运用较复杂的句式，例如“快点！给我蛋糕吃。”

　　更有一条名为“罗尔夫”的艾尔达犬会用在木板上拍打爪子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甚至有传言指出，它能思索宗教问题，会作诗，还询问过一名到访的贵妇：“你能摇尾巴吗？”邦德森博士在其书中提到过一件更滑稽的事情：一位名叫弗洛·默克尔的女士为女儿的算术伤透了脑筋，罗尔夫却把加减乘除学得样样精通，让默克尔哭笑不得。

　　秘密武器没设想中好用

　　德国人向来给外界以严谨务实的印象，不过从训练狗说话这件事能够看出，他们的头脑同样能兼容某些反常识的思维逻辑。事实上，当战场上的局势一天天对己方不利时，纳粹政权发明过更多比教狗说话还要异想天开的点子。英国军情五处早先公布的档案就披露，1945年盟军攻克柏林后，残存的纳粹特工曾试图运用各种特殊道具谋害盟军将领和士兵。

　　这份档案披露的“秘密武器”可谓五花八门，俨然一部谍战惊险片：

　　使吸烟者头疼的特制香烟。而当吸烟者想要服药治愈头疼时，纳粹特工还拥有一种能在10分钟内致对方于死地的“阿司匹林片剂”。

　　会爆炸的锭剂。纳粹特工打算把这种锭剂放在盟军的餐桌上，一旦被弄湿，它就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把桌上的餐具炸得粉碎，达到杀伤人员的目的。

　　涂抹在门把手、书籍和书桌上的有毒粉末。同时，还准备了另一种由假扮成餐厅侍者的特工洒落在食品上的专用毒剂。

　　一种强挥发性的颗粒化合物。当把它扔进有未熄灭烟蒂的烟灰缸时，散发出的蒸气足以杀死附近的人。

　　此外，根据档案披露的情况，咖啡、糖果、香烟、巧克力和香肠也常常被纳粹用作毒剂的载体，就连女性使用的高级手袋和梳妆镜，也可以隐藏谋杀盟军高官的生物武器。

　　随着时间的推移，盟军也对纳粹特工的这些毒计有所警觉。在一名美军士兵因饮酒中毒而死亡后，驻德英军得到警告，对来路不明的供应品须保持高度警惕。“例如，当点燃香烟的打火机烟雾在眼前亮起时，纳粹标志型皮带扣里，可能正伸出一支小型手枪……”以致军情五处在其内部指示中反复强调：对于德国食物和香烟要非常谨慎。

　　纳粹特工的这些计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顶多只起到了骚扰作用。一份被截获的德军文件就显示，1944年，纳粹因在波兰使用毒剂失败，而不得不慎重考虑继续使用类似战法。

　　“毒蚊”大作战

　　统观纳粹政权在战时推出的各类“特种战法”，不难从中发现一条规律：战况对德国越不利，同期提出的战法就越是荒诞不经，且越容易得到实践机会。要说曾被付诸实施者中的翘楚，莫过于利用数百万只携带疟疾病毒的“毒蚊”，对盟军发动生物战。

　　按照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弗兰克·斯诺登教授在其著作《意大利的疟疾征服》中的说法，1943年秋天，德国昆虫学家、纳粹党员埃里克·马蒂尼首次提出“毒蚊”计划。当时，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约50公里处有许多沼泽地。根据马蒂尼的作战方案，德军先是撤除了沼泽中的所有水泵，然后凿开堤坝制造洪灾；接着，纳粹科学家又向沼泽地释放了数百万只携带疟疾病毒的蚊子，企图藉瘟疫阻滞盟军取道意大利南部进入罗马。

　　“毒蚊”计划除了用于阻止盟军进攻外，也具有惩罚当地“背叛者”的意图——当时，许多意大利人纷纷抛弃轴心国阵营，加入了盟军队伍。

　　这可能是近代欧洲发生的惟一一场“生物战争”。令纳粹备感失望的是，驻扎在沼泽南部安奇奥市的美军和英军士兵们，大都从这场蓄谋已久的 “生物袭击”中幸存了下来，因为他们事先都已服用了抗疟疾药。然而，无依无靠的意大利平民却遭了殃——在当地24.5万人口中，感染疟疾者从1943年的 1217人猛增到1944年的54929人。

　　据悉，在安奇奥市附近地区，疟疾在1950年前后仍非常普遍。直到沼泽地再次被抽干，纳粹释放的“毒蚊”及其后代全部死绝后，瘟疫才渐渐得以平息。

　　倘若站在纯技术角度，纳粹德国上述各类“特种战法”涵盖广泛，其创意不可谓不大胆，设计同样算得上精妙。只不过，由于他们发动的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以及在绝对实力上与盟军存在巨大鸿沟，这些匪夷所思的计划，到头来只能成为他们的“末路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