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第十修理厂的工程师在检修飞虎队飞机。

　　作者：刘善荣

　　刘善荣简历

　　1922 .11.1出生于上海市，后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

　　1937 .10逃往武昌当学徒

　　1939考取汉阳兵工厂

　　1940 .1考取航空委员会第二修理工厂当机械师

　　1941调到昆明航空委员会第十修理工厂

　　1945年初被调往印度管理中华民国的空军官校飞机

　　1945 .3调回云南昆明

　　1949随部队来台湾，继续在空军服役

　　1983 .5退休，现居台北

　　为了生活考取空军

　　我籍贯是上海的，我们家在上海算是普通家庭。我9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印象中，我们家并不富裕。

　　“七·七事变”的时候，我15岁，刚刚离开学校。那时抗战刚开始，日本打得很猛，一个多月后，就打到上海了，淞沪会战啊，上海人心惶惶，能跑的都跑了。那个时候我也待不住了，但我们一共四兄弟，不能全跑出来啊，后来家庭会议决定，老大跟老三出来，老二跟老四留在家里，因为家里还有妈妈啊、大嫂啊需要照顾，我是老三，还没结婚，所以就跟大哥出来。

　　逃难的时候，你没有工作你就没有办法吃饭。第一站我就逃到武昌，我大哥比我大18岁，因为有经验，进了一家机器制造厂当领班，一个月好像是拿24块银元。我刚从学校出来，什么都不懂，就进去打杂了。吃得不好，就只是靠我大哥的24块钱啊，养了我和弟弟。

　　我那时候已经十七岁了，稍微懂些机械方面的知识了，刚好汉阳兵工厂在招人，我就考进去了。那时候淞沪战争就打得很快，上海失守以后，战火马上就烧到南京，然后就往芜湖往武汉三镇过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厂刚刚弄好没好久就搬，搬到哪里？搬到湖南，我们租老百姓那个船啊，把机器运上去，经过洞庭湖，到岳阳，一直到湘西，搬到了湖南辰溪(编注：辰溪今属怀化，汉阳兵工厂搬到辰溪，是1938年6月的事)。

　　汉阳兵工厂当时薪水不高，一天要固定加班做十二个小时，就是一天半，一块二一天，一个月才三十六块。但是那边的伙食很便宜，六块钱一个月，还剩下三十块钱可以用。我被分配到那个机关枪厂，那个机关枪厂的名字叫做三市街(音)。

　　后来有一次，我没事的时候看报纸，看到航空委员会在招人。那个时候航空委员会在湖南芷江，就是辰溪过去一点，坐汽车大概一天就可以到了。我就过去了，报考了，没想到就考取了(航空委员会)。那个时候我才十九岁。

　　日本人投降的时候，何应钦就是在芷江受降的。到了芷江，进了航空委员会，薪水就可以拿到很多了，一个月试用期结束后，我的薪饷升到四十五块，有作战的时候啊，作战津贴有十块，一共五十五块，还有六块钱的伙食费，所以可以拿到六十一块。一天只要上八个小时就可以了，八点钟上班到十二点，下午一点上班到五点。

　　那这个时候我生活很好过了。到了二十岁，因为他们看到我啊年纪又小，这个钱又拿得多，又是单身，他们就鼓励我结婚。结婚对象是河南人，因为她的哥哥的也在空军里面开那个汽车，我是修理飞机的，就这么认识了。

　　在芷江呆了一年以后，上面就把我调到了云南昆明(编按：按推算，应该是1941年的事)。从芷江到昆明啊，路还是蛮远的，要经过贵州，然后再到昆明，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高速公路啊，从贵州到贵阳，到那个昆明啊，汽车开一天都到不了。我们中途住旅馆住两次，然后再到昆明去报到，报到以后呢，也是航空委员会，刚刚我讲的芷江是第二修理工厂，然后到了昆明以后呢，就变成第十修理工厂。

　　为活命天天跑警报

　　在昆明，最痛苦的回忆就是跑警报，也就是躲空袭。

　　日本飞机一来就是十几架轰炸机啊！接近昆明的时候我们这里就拉警报了，拉警报就跑啊，就离开这个工作场所，赶快往外跑，往空旷的地方跑。是自己直接跑的，没有人会指挥安排。那时候昆明没有防空洞啊，就是水沟啊，壕沟啊，躲到壕沟里面，那个炸弹是往什么地方丢，弹片会不会溅到身上，那就听天由命了。所以，每次出去跑警报，能不能回来都是未知数。

　　一开始，日机一天三次轰炸。早上九点钟要跑警报，下午两点钟、晚上七点钟。晚上那个才可怕呢，那个地方有很多汉奸，日机飞到的时候，汉奸就在轰炸目标放信号弹，指示给上面那个日本的飞机。后来我们有经验了，每次都在空旷地方同样的投信号弹，让日本人不知道到底哪个信号弹是对的，他来了以后就劈里啪啦乱丢就走了，每天都要丢好多炸弹才走啊。

　　最危险的时候就是他投那个燃烧弹。燃烧弹跟爆炸弹不一样，它投下去以后劈里啪啦劈里啪啦，差不多半公里面积，你在这个地方不小心被火星碰到，一下子就起火啦，身上都烧起来了，我看到很多这样子的，身上从头到尾都是火星，就直接烧起来了嘛，衣服都烧光了，打火也来不及啊，就这样被烧死了很多。

　　警报解除了以后要继续回来工作啊。有的时候，十个人出去五个人回来，没有回来的就是被炸死在外面了，只能等空袭过后，才由具体负责收尸的人去收。

　　给“飞虎队”修理飞机

　　后来，美国空军陈纳德将军率领的美国志愿航空队(全称“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俗称“飞虎队”)，飞了一批P-40c战斗机过来了。在路上就碰到日本人，就把他们(日本人)打得稀里哗啦，打掉很多架了，所以这个飞机到了昆明以后啊，日本人这个轰炸也少了。

　　(编按：陈纳德率飞虎队到昆明是1941年12月7日，初战告捷是12月20日，并不是口述者所讲的“在路上碰到”。详见昨日本版《抗战时期的云南防空》。)

　　飞虎队来的都是飞行员，地勤人员很少，修飞机的能力都没有。飞机是这样，你飞了二十五小时就做(相应)二十五小时的检查，他这个书上面有规定的，检查哪些项目。你飞到一百个小时，我们要做(相应)一百个小时的检查，这样检查的项目就比较多一点。修复飞机啊，一定要靠我们中国人给他帮忙。我所在的那个工厂啊，就是航空委员会第十修理工厂，专门替飞虎队修这个飞机的。

　　后来，我们中国人跟那个陈纳德将军也联合成立一个联合大队，在这个大队里面，陈纳德是指挥官嘛，我们也有一个大队长跟他配合一起，那就是联合大队。

　　飞虎队的飞机就停在昆明的巫家坝机场，当时航空委员会第十修理工厂就在巫家坝机场旁边，飞机有毛病，就拖到我们工厂，我们就根据T O (tack order)检查哪些项目啊，我们根据这个项目检查这样子。完了他们就飞过去，试飞啊飞行啊，没有问题那就不会回来，如果还有问题，他又回来了。几乎差不多的飞机都有每天一两架在修理。

　　每一架飞机都是修好了才出去啊，没有说修不好的，最难的有啊，就是换器材嘛，换零件嘛，你把那个partnum ber有stack num ber，你把这个飞机的零件的号码写出来，他就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有些东西零件啊，用太久了就自动失效了，不好了，那一定要换零件嘛，那零件美国人会运过来，叫申请零件嘛。我们都是按照上班时间(给他们修飞机)，早晨八点钟上班，十二点钟下班，下午一点钟上班到五点钟下班这个样子。那么除非紧急的要加班，那就在里面加班这样子。加班是经常都有的啦，因为这架飞机明天要出任务，你今天一定要修好，那你半夜也要把它做好，保证飞上去没有问题。我们不上前线战场，修理厂就是我们的战场。

　　我们崇拜陈纳德将军。以前空袭很多，日本人把我们炸得很惨。飞虎队来了以后，轰炸就几近没有了，日机过来就被半路拦截，被打掉。

　　后来陈纳德将军跟我们这里一个叫陈香梅的记者在昆明结了婚。因为她是外国记者，讲英文的，专门采访外国的。(原文如此。按：陈香梅原籍广东，时任中央通讯社记者。)

　　飞虎队在我们中国时间待很久啊，一直待到抗战胜利以后才回去啊。我帮他们修了起码是两三年时间，因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我到印度去了。

　　被调往印度管理训练机

　　从民国三十年到三十一年初，我在昆明主要是接受关于P-38双机身飞机的训练，那叫侦察机，我主要学这个。但当时飞机在美国还没到嘛，这个空当，我就被调往印度，直到民国三十四年，P-38飞到昆明的时候，我就被调回来了。

　　我们去印度那边干什么呢？去训练飞行员的初级班。在印度那段时间很简单，它是训练机，发动机也小，两个机翼，双机翼的飞机，是最简单的飞机。每一架飞机有一个机工长，我在那边是做机工长。这是训练我们飞行员的初级班，初级班的飞机是最简单的。我是三十四年才去嘛，他们(早去)的大概民国三十年不晓得是三十一年就搬到印度去了，他们就是空军官校啊。

　　(编按：中华民国空军军官学校，前身是1929年在南京创立的航空班，1932年改名为中央航空学校，设校址于杭州笕桥。抗战军兴，航校辗转迁至云南昆明，于1938年正式定名为“空军军官学校”。官校十六期为第一批留学印度腊河飞初级班训练，至第二十四期以后停办，第二十五期为最后一期至印度腊河飞初级班训练。抗战胜利后，空军官校迁回笕桥原址。)

　　所以我在印度只是大概待了四个月吧，因为我那个受过训的P-38已经来到昆明，我就一定要到部队报到，所以就离开印度调回昆明。报到那个时候就是三月份嘛，三月一日被侦察队审的，然后到九月份日本无条件投降。

　　在印度时候的训练是说，他这个教练机是有两个座位的，学生一般都是坐在前面，教官坐后面，教官用那个耳机讲话，告诉他怎么弄怎么弄，他就怎么弄怎么弄。我不是做教官，那时候还不是空勤，我是地勤的，地勤不上去的。那时候到印度去，除了自己的薪饷以外，还有二十四卢比津贴。待遇算很好了。

　　但总的来说，在印度那时候也很艰苦啊，物资太缺乏了，因为，到处都被日本人占领了嘛，很多地方交通都不方便嘛。我们运那个军火啊，都是汽车运，而且那个路上啊都是坑坑洼洼的。我们有专门的汽车队运东西啊，汽油都是运过来的啊，一部大卡车只能装十八吨汽油啊。后来没办法，空军官校学生飞的飞机天天都在飞嘛，需要的油量比较大，所以我们就跟英国商量，在印度给我们一个基地，可以拉货。有一段时间就派我去那个基地工作了。那地名我都忘了，我是先从腊河坐飞机到加尔各答，加尔各答坐三天两夜的火车，到那边去上班了四个月，后来我们那个侦察机回来了，我就调回来了。

　　八年抗战，我参加了五年，胜利后我一直呆在空军，从19岁到62岁退休，我在中华民国空军呆了42年6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