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克文又向“中国崩溃论”开火了。作为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负责人、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昨天(4日)在纽约驳斥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DAVID SHANBAUGH)的中国崩溃论是“胡说八道”。陆克文说,问题的关键是中国领导人清楚知道存在的问题,并采取了重大举措。他表示,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多个增长点将助力中国长期稳定发展。
陆克文是在纽约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坛美国分论坛上做出这一表态的。世界中国学论坛自2004年以来,每两年在上海举办,吸引了超过800位中外人士参加。本次为该论坛首次在海外举办。
当天的论坛围绕中国改革和其国际影响展开。针对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3月6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指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的残局已经开始的“中国崩溃论”,陆克文在亚洲协会举行的演讲会上指出:“我认为沈大伟的看法完全没有道理,用中国话说,这是胡说八道。”
陆克文说,过去几个月,美国就中国面临经济和政治的崩溃论调进行了重要辩论,而这一辩论正是由沈大伟的这篇重要文章而变热的。因此,陆克文说,“我要借此机会对这一说法进行回应,对他的论点加以驳斥。”
应邀出席发言的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崔玉英指出,中国存在着环境、腐败等不少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深化改革是唯一出路。
中国经济放缓是正常现象
陆克文首先用4个因素论证了中国经济下滑是正常现象。
他说,当西方人习惯了中国两位数增长数十年后,现在看到中国经济增长放慢到7、8%,就认为天要塌下来了。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他列举的4个因素是:第一,经济历史显示发展进入中产阶级收入阶段快速增长自动调整进入较慢阶段,中国也一样,这是正常现象。
第二,中国正在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从劳动密集型、以出口和基础建设为主的经济发展,转变成以高个人消费、依靠服务行业、私营企业发挥更大作用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增长速度会减缓。
第三,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使中国环境付出了巨大代价,中国人民要求更干净的水、土地、食物,因此,当新的发展模式必须把更高的环境要求考虑在内时,这也会使经济增长放缓。
第四,中国改变模式、保护环境之际正值世界经济发展放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受累于欧美国家进口减少。
他说,“西方对中国增长不是8%而是7%的发展模式集体惊慌,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
未来中国经济增速为6%
他个人对中国经济的预测是,“在未来5年计划期间会是不超过6%。尽管中国经济的自然增长可能甚至达不到6%,但是中国有足够多的金融政策能力以增强其增长速度。”
因此,陆克文表示,他对中国未来6到7年的展望是比较乐观的。
陆克文说,“中国政府不是傻瓜,中国政府有很多很聪明的人,他们知道哪些因素会影响增长速度,他们也知道什么时候加以干预,他们还有35年这么做的经验。”
他批评西方人“有时候不知道对我们中国朋友积累起来的这种经验表示感谢。”
中国地方政府欠的是内债
接着陆克文又从四个方面驳斥了沈大伟 “中国政治经济崩溃论”。
第一,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陆克文说:“中国政府了解这一问题并采取了重大措施”;“中国的问题不像很多国家欠了外债,所有这些中国地方政府欠的都是内债,因此,不能用一国欠外债的逻辑来分析这一问题。”此外他指出,按照债务占GDP比率计算,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低于美国政府的水平,因此,中国政府有能力解决债务问题。
第二,中国贫富差别悬殊。陆克文说,中国的地区收入差别是随改革开放由沿海到内地顺序自然形成的。而现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他翻译为“泛亚欧大陆基建计划”——的实施,将使中国西部省份获得较大优势。
第三,国有企业改革难以进行。陆克文说,“如果中国发展新模式成功,更多市场份额给了私有企业——这正在一步步发生——私有企业将在未来推动经济增长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四,有观点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将不可能像制造业那样制造那么多工作岗位。他举了阿里巴巴的例子,指出针对13亿人的电子消费规模巨大。
他们没有掩盖问题
陆克文说,问题的关键是 “我关心的是中国政府是否已认识到这些问题?有没有掩盖这些问题?他们没有。”虽然什么时候能成功解决这些问题他并不知道,但他说“可以看到应对计划已经到位。”
陆克文的结论是“在每一个我提到的领域里,中国政府都有足够的政治意愿、足够的处理这些有关中国长期发展模式的重大问题的政策方向。”
陆克文说,他对未来美中关系也持乐观态度。他的理由是,“最懒的办法就是持悲观态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列出一大推问题。他选择困难的办法,找到两国关系的积极因素,并以此影响其中的困难面。”他表示,乐见美中双边贸易协议的达成。他说,尽管美中关系存在着很多问题,如南海问题等,但是,找到美中关系中的共同利益,如反恐、气候和对抗全球传染病等,将使双边关系得以发展。
深化改革是唯一出路
在论坛上,应邀出席演讲的首先是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的崔玉英。她以中国改革经历的36年历程为题发表演说。她说,中国改革一直是在化解难题中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中国政府清醒意识到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问题,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以及环境保护、收入差距拉大、社会治理成本过高、官员腐败等等问题。她说:“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经济就不可能顺利实现转型升级,也无法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解决这些问题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只能通过深化改革。”
崔玉英表示,中国不断深化的各领域改革将为中长期发展提供新动力。“全面深化改革将破解多年来的发展瓶颈,激发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巨大的发展新空间。这将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包容性发展提供动能。”
在提到气候变化、金融体系改革等全球议题时,崔玉英认为,中国的新一轮改革包含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部分。“中国的改革有利于优化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新一轮改革实际上是把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相结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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