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4月11日报道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4月10日发表题为《应对中国崛起的8条准则》的文章,作者是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文章称,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正越来越多地在亚洲炫耀其新得到的力量,并在国内实施强硬政策。它还是我们最大的境外债权人,拥有接近1.3万亿美元的美债。具体内容如下:
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两国关系良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和中国打交道时,我想提出8条准则,不是作为一名学者或理论家,而是作为一个曾100多次访问中国、与中方高官打交道将近25年的美国人提出这样的看法。
1.帮助那些帮助我们自己的人。
当美国进行艰难的谈判以解放市场和让中国向真正的竞争敞开大门的时候,我们帮助中国国内的改革派实现他们的经济目标。中国领导人常常利用外界压力来推动国内的变革。一个成功的双边投资协定将要求中国经济进一步向美国公司开放,并促使中国经济转型为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
2.点亮指明灯,黑暗中不会发生什么好事情。
支持中国的改革即意味着促使其增加透明度和更好地遵守国际准则。增加透明度是打击腐败和增强中国公民以及外国投资者对政府和法治的信心的最佳途径。我们应该敦促中国人全面公布可靠、准确的信息,从空气质量和水质量的数据,到环保规定的执行以及地方政府财政等等。
3.用一个声音说话。
中国的决策过程在高层一人主管的情况下运行得最好,这样来自上面的明确指令就能帮助下面的人达成共识。而美国没有这样一个关键人物,所以中国人常常不知道谁代表美国总统发言。自离开政府以来,我记不清有多少次碰到中国官员问我,奥巴马总统依靠谁来维系他和中国的关系。
4.给中国找一个更好的座位。
我们应该希望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之类的国际机构中发挥更大、更负责的作用,从而帮助支持令它获益匪浅的全球经济体系。我们应该准备好作出务实的让步(并对北京的让步给予回报),以便让中国进一步发挥领导作用。
5.在境外展示美国的经济领导力。
从彰显实力的角度来说,美国必须与中国展开竞争。我们应该重申自己作为太平洋地区大国的地位,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建立更广泛的经济一体化,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后者的目的是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但那需要美国总统愿意耗费政治资本与国会合作。
6.找到更多办法来给予肯定的答复。
与努力说服中国人在所有事情上采取我们认同的办法相比,我们可以用发明新的政策或重新包装原来的政策,以达到更好的效果。美国无法“解决”中国在经济增长模式上的问题,正如同中国无法“解决”我们的财政困境一样。但让美国和中国分别去纠正自己的经济问题可以建立一种更加互补的关系。
7.避免意外。
我不记得有哪个中国企业高管或政府领导人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就来开会。一旦在复杂的问题上出现最后一刻的变化,这些细致的准备工作和以达成共识为目的的决策就会让他们感觉特别不舒服,这有可能妨碍协议的达成。我们不仅应该避免意外,还应该在有可能出现分歧的问题上,譬如说朝鲜问题上就应急策划展开合作。
8.行事方式应当反映中国的现实。
指导我们和中国人打交道的应该是事实,而不是愿望或者梦想。中国和美国存在很大差异,我们不能仅凭一种可以理解的愿望——即中国变得更像美国来行事。我们必须尽可能多地了解中国国内正在发生什么,并且足够自信和现实,把注意力集中在做得到的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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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亨利·保尔森
【延伸阅读】美媒为化解中美冲突支招:对华战略要摆在桌面上
参考消息网4月8日报道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3月28日发表题为《中美之间的致命军备竞赛不可能停止吗?》的文章,作者为国家利益中心国防政策高级研究员哈里·卡齐亚尼斯,全文编译如下:
尽管令人欣慰的是美国和中国开战的可能性不高,但不断酝酿的高技术安全困境带来的挑战却在持续加大。在这种竞赛在亚洲落地生根,扭转这一局面变得几乎不太可能之前,有什么办法可以令华盛顿和北京改变未来的走向呢?
事实上,正如酝酿中的中美安全困境(以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对抗此前被称为空海战(ASB)的战术)的紧张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大,制定、测试和执行摆脱这种困境的解决方案同样也需要时间。尽管许多人会把目光转向以政治学为基础的理论解决这一困境,但我主张采取一种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消除A2/AD对ASB的“因果”态势基础的方式。
我提出3种可能的途径帮助将目前的安全困境稳定在当前状态,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限制其影响力,然后在整个亚太地区降低其影响力。
第1种途径是将这种安全困境稳定在当前状态,不再引入任何新的“改变游戏规则”的武器系统,这些系统只会令问题变得更严重。一个阻止这种安全困境自我强化的“因果”态势的明显办法就是,遏制华盛顿或者北京觉得有必要对新的、可能带来变革的武器做出反应的冲动,例如中国的东风-21D“航母杀手”导弹。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一个方法就是禁止新的、甚至是更加危险的武器平台加入战局,例如高超音速远程攻击武器。中国、美国和俄罗斯正在开发的这种武器可能成为“游戏规则的改变因素”。这种武器可以让一个国家获得真正的常规全球攻击能力。如果在更短的射程内使用,它们将让防御者几乎没有时间采取防卫措施,而且可能强化A2/AD对ASB带来的困境,并给首先发动攻击的一方带来好处。
第2个有助于减小这种安全困境的影响的途径就是,美国要确保未来推出任何针对亚太地区而且和中国有关的作战概念、战略或者理论时,都要辅之以一项全面透明的媒体战略。这有望降低这种概念被误解、夸大、或者以无心的方式被利用的可能性。
2010年,尽管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CSBA)的ASB报告发布后,美国提出的是一种非常不同的ASB概念,但美国政府在质疑CSBA报告一再被重复的表述上却表现不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迄今为止ASB报告还承受着“形象问题”,ASB的2个版本经常被混为一谈。一个本来是要确保前往全球公共区域通道的作战概念被许多人看作是一个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战略”。即使美国的其他观点,例如主张对中国采取封锁的“海上控制”战略,也利用过时的CSBA的ASB报告作为一种“假想对象”,来加强自己的论据。在华盛顿努力执行“第3轮抵消”战略之际,美国政府面临一个绝好的机会重新塑造有关亚洲战略的看法。这种机会只会在宣布作战重点和战略转变的一开始时才会出现。
未来1年到18个月,随着有关“第3轮抵消战略”的更多细节浮现,以及ASB概念的部分内容成为其中的要素,我认为,五角大楼必须确保有一套有效的媒体战略,对付任何可能出现的误解。必须要以完全的明确和透明来提出观点。这将确保未来官方的亚洲防务作战概念、理论或者战略版本是不断发展的中美安全表述的有力一部分,而不是被曲解,这种曲解只会加强人们对ASB的负面看法,并令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安全困境更加糟糕。总而言之:如果我们打算令未来亚洲战略理论的转变取得成功,我们必须从ASB的讨论中吸取教训。迄今为止,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与媒体就“第3轮抵消战略”的接触一直很出色,我希望这种局面能够延续下去。
我想提出的第3个途径就是努力缓解领土和主权问题带来的紧张关系,特别是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这种紧张关系可能引发利用A2/AD与ASB战术的危机。可以缓解紧张关系的一个方式就是寻找进行联合经济和资源开发的机会,努力把紧张关系的代价转移到其他领域,同时在争议地区打造一种更加互惠的态势。尽管没有任何一方会放弃自己的主权声索,但是可以把重点放在联合开发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资源上。这会为随着时间推移建立信任提供一个基础,从而减少对谁拥有特定海上区域的争论,同时给各方带来共享争议领土的好处。上世纪70年代,日本和中国都同意不再强调在东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以此培育互惠的双边关系。尽管过去也一直在提倡这种观点,但现在我希望倡导一种新方式:让各跨国能源公司参与进来,向各主权声索国展示共同的资源开发、能源开采、共同的管道和能源运输模式的可能性和由此带来的好处。
很明显,没有哪种双边关系比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更重要,因此有必要确保高技术安全困境不成为这种关系中公认的一部分。上面的3种办法只是对可能方案的一种微不足道的尝试,关键是我们必须不断尝试下去。亚洲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中美危险的高技术安全困境中获益。摆脱这种陷阱的唯一途径就是寻找任何可能缓解紧张关系的方式,这样北京或者华盛顿都不觉得有必要不断发展更强大、更致命的武器系统。哪种想法都不疯狂,哪种建议都很重要。正是通过交流我们才能达到某种“逃逸速度”,真正建立北京喜欢称之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系。(编译/刘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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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访问美国夏威夷珍珠港。新华社记者 查春明摄
(2015-04-08 08:25:00)
【延伸阅读】美防长称亚太再平衡进入新阶段 中美不必是敌人
资料图:当地时间2014年12月11日上午,中国海军第十八批护航编队运城舰、巢湖舰与美国海军“斯特莱特”号导弹驱逐舰按照《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在亚丁湾海域进行了规则运用演练。这是中美海军首次在该海域举行这样的联合演练,同时也拉开了中美海上联合反海盗演练的序幕。图为运城舰信号更正在向美“斯特莱特”号导弹驱逐舰发送灯光信号。中新社发 廖宇飞 摄
中新社华盛顿4月6日电 (记者 刁海洋)即将开启任内首次亚太访问的美防长阿什顿·卡特6日表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将进入“新阶段”。他表示,美中两国也许不是盟友,但也不必是敌人,强有力的美中关系对于全球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
美国防部上周宣布,今年2月就职美防长的卡特将于本月7日至10日访问日本和韩国。启程前,卡特6日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麦凯恩研究所发表演讲,谈及亚太“再平衡”战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美中关系等话题。
中美既竞争又合作“不必是敌人”
卡特表示,美中两国也许不是盟友,但也不必是敌人。强有力的美中关系对于全球安全和繁荣而言至关重要。卡特表示,他不认同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会超越美国,也不认同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挤压美国青年一代的机会。他说,“我拒绝‘零和’思维,中国的成功不意味着美国的失败。亚太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即‘共赢’。”
卡特表示,美国目前的一大战略挑战是如何在中国持续崛起的过程中确保亚太的和平与繁荣。他说,美中关系的复杂性在于两国关系中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双方可以进一步加深了解,降低风险。这也是两国元首去年秋天敲定两项历史性互信协议的原因。
去年11月,中美正式签署“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卡特在6日的演讲中透露,美中正在就空中相遇原则进行协商,计划在今年年内完成文本内容的谈判。
加大海空部署扩展盟友范围
卡特表示,亚太“再平衡”战略将进入新阶段,他本人将密切关注这一战略的发展。他说,美国将进一步加大亚太地区的海空力量部署,包括部署更多的F-22战斗机和B-2、B-52远程轰炸机,增派“宙斯盾”驱逐舰等。此外,美军的电子部队和新式武器也将出现在这一地区。他表示,美国将确保在这一地区的利益。
在谈到与盟友关系时,卡特称,美国在发展与现有盟友关系的同时还将继续寻求新的伙伴,特别是在南亚和东南亚。他以美印关系举例称,两国关系是非常具有活力的伙伴关系,两国未来将在海上安全、军事技术等方面扩展合作。
卡特称,美国的实力是基于经济、军事、创新以及盟友之上的。美国将继续在亚太施加这四个方面的影响,以提升在亚太事务上的参与度。
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卡特在6日演讲中多次提及TPP。卡特称,TPP不仅可以加深美国与亚太盟友的合作,并且可以扩大自身的出口,促进经济发展。他说,“对我而言,TPP就如同一艘航空母舰一样重要。”
卡特呼吁美国会尽快通过奥巴马政府进行贸易谈判的授权。他预计,未来十年,美国的出口将增长1250亿美元。
目前,共有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日本、智利、新加坡、越南等12个亚太国家宣布加入TPP谈判。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总和达到2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量的三分之一。(完)
(2015-04-07 07:42:28)
【延伸阅读】亚投行国际舞台大戏中美暗线中的博弈
[摘要]TPP是AIIB另类竞争对手,中国分化欧洲战略巧妙至极。
腾讯财经综合报道 3月份国际舞台上演了一场外交大戏,戏剧的主线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主角自然是亚投行的主导国家中国及众多伙伴儿们,围绕谁在什么时候加入了亚投行的剧情展开。正如大多戏剧都有明线和暗线一样,亚投行大戏的暗线似乎更加暗流涌动、微妙又显汹涌。
暗线的主角是提出亚投行倡议的中国,和一直阻拦盟友加入并质疑亚投行机制的美国,中美在暗线的较量凸显了新旧经济金融秩序之争。
暗线剧情:视亚投行“与世行IMF分庭抗礼” 美日未加入
从2014年10月,包括中印在内的首批21个国家签署成立亚投行的备忘录至今的5个多月里,亚投行从只有亚洲国家参与的“亚洲多边金融机构”发展到囊括五大洲52个经济体、斩获四大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真正国际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做足了“多边”的性质,是中国外交领域的胜利。
不过,在2014年GDP排名前十的国家中,美国和日本依然没有表态要加入亚投行。不仅如此,在亚投行筹备前期,美国还通过各种途径试图阻止盟国加入亚投行。
那为何亚投行会让美国如临大敌、多方施压?即暗线的博弈焦点在哪?观点普遍认为,美国视中国设立亚投行是想与现行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制分庭抗礼,并借此推销“中国发展模式”,扩大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
有分析称,亚投行已不再仅是为亚洲基础设施提供资金的多边开发机构,而是全球金融治理结构改善的抓手和平台,这将对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金融秩序构成挑战。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也已说得很清楚——不能让中国人书写亚太国际经贸规则。
在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区域合作室主任王玉主看来,美日不加入主要是出于战略考量。
他指出,英法德意、澳大利亚、韩国等国之所以决定申请加入亚投行,除欲谋求话语权外,主要是看重其潜在的投资机会和巨大市场。但美日除经济利益外,还有战略考虑。
当然,美国不加入也与其内部程序有关。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李淯解释,美国政府要想获得加入的投资额,需要国会授权其拨款,但考虑到目前国会的“坚决反对”立场,美国想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加入几乎没有可能。
日本方面,则因为日本主导着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在亚太金融体系有着类似美国的“领导权”,而亚投行必然会对亚太地区既有的、由日本单一主导的金融体系产生一定的冲击,这是日本不愿意看到的。
当然也有分析称,日本加入恐怕是迟早的事。因为在经济持续低迷的大背景下,没有理由拒绝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的大蛋糕,而且无论在技术、经验、资金等各个方面,日本的竞争优势不言而喻。(有关更多中美、新旧秩序的博弈,请看《亚投行PK三大国际金融机构 被逼出来的另起炉灶》)
同时面对“阴晴不定”的美国,日本“伤不起”。人民网发表评论称,日本是否加入、何时加入,自然要紧随美国;同时日本又不得不防着点美国。当年美国事先未和日本沟通,时任总统尼克松突然访华,解冻对华关系,給日本外交造成巨大被动,所以如果美国突然态度转暖,日本着实伤不起。
暗线的延伸战场:TPP与AIIB
其实美国在亚洲也有自己的计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Banyan评论日前撰文表示,AIIB(亚投行)与TPP成了中美争夺区域影响力的另一战场,在亚投行上遭遇挫折后,美国非常渴望在TPP上扳回一城。
对此,香港媒体评论更为一针见血:美中在亚太经济规则与秩序的主导权之争目前主要体现在,美中分别在TPP与AIIB(亚投行)各行其是:中国视美国故意以“高标准”的TPP将中国排除在其主导的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为特征的亚太经济秩序之外;美国则认为,中国设立的AIIB是对二战后华府设立的全球经济金融秩序的挑战,是中国争夺亚洲话语权、提升亚太影响力的打算。
当然,除了TPP与AIIB外,还有美国倡导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和中国主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竞争”。
对于TPP与AIIB,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亚太经济问题专家索利斯(Mireya Solís)认为,美国应对说服中国,美国不是要与中国展开“零和竞争”,而是鼓励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鼓励中国以更加雄心勃勃的改革进行区域经济整合的谈判,而且考虑将来加入TPP。她认为,美国主导的TPP对中国不应当是遏制战略,而是引诱(induce)战略,要吸引中国通过扩大改革开放来加入,而不是试图令中国在国际经贸体系边缘化。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还建议,华盛顿的优先事项应该是通过重返亚洲或再平衡推行美国理念和美国主导的机构(如TPP),而不是阻挡中国的倡议。
不过,“企业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认为,如果美国国会不批淮IMF的投票权改革方案,中国就不会加入TPP。
目前,IMF2010年通过的旨在提高新兴经济体份额的改革方案一直没有在美国国会通过,至此该方案搁置。
暗线的其他角色:欧洲,“中国的分化战略比想象中厉害”
不论促使美国未加入的原因是何,美国在国际经济外交博弈中“难堪”受挫是事实,而美国的盟友的“离奇”正是促成美国被孤立的原因。先是英国在几乎未与美国通气的背景下,单方面高调宣布加入亚投行,紧接着法德意抱团甩开美国,相继加入。美国在亚太的重要战略盟友韩国、澳大利亚最终也“让政治于经济”申请加入,甚至美国内部学者和政治家纷纷跳出来,指责美国对于亚投行的战略失误,美国可谓是前所未有的“众叛亲离”。
对此,“布鲁金斯学会”近日发布文章评论到:“这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分化西方国家的能力比预想中还厉害,同时体现出美欧利益日渐分化。”
这篇文章说,欧洲人在亚太地缘政治局势中并无切身利益。自从六年前奥巴马当选总统,美国坚称自己要在亚太地区扮演一支全球性力量,维持其经济、政治以及军事影响力(将“重返亚洲”的战略重命名为“再平衡”)。但是白宫对于亚投行的态度暧昧而矛盾,没有处理好局面。欧洲方面主要关心的是贸易和投资问题,欧洲国家的政府现在争相吸引中国投资者。(有关更多欧美利益博弈,请看《亚投行首战告捷 股权投票权暗战在后面》)
英国的《金融时报》也对中国的分化战略进行了详细描述。《金融时报》称,中国有意挑起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在英国决定宣布加入亚投行之前,“中国官员通知英国财政部,一个‘欧洲小国’将在英国之前申请加入亚投行,但没有透露是哪国”。这个讯息促使英国提前宣布了加入亚投行的决定,让自己成为首个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国家,以此受到中国的赞赏。法德意三国在宣布申请加入亚投行之前,据说也是从中国政府那里打听到了英国的意向。
而且,在未来,这些欧洲国家可能会为争夺3个非亚洲成员国董事会席位而争吵,甚至还有可能激烈竞争亚投行欧洲分部的位置。(腾讯财经综合)
附:亚投行“演员阵容”:
亚洲: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老挝、马尔代夫、马来西亚、蒙古国、缅甸、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泰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土耳其、韩国、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台湾、以色列(32个)
欧洲:英国、卢森堡、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俄罗斯、荷兰、丹麦、芬兰、瑞典、葡萄牙、冰岛、挪威、西班牙(16个)
大洋洲:新西兰、澳大利亚(2个)
南美洲:巴西(1个)
非洲:埃及(1个)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2015-04-02 18:18:09)
【延伸阅读】专家视角:中美两国竞赛是一场“改革竞赛”
国际先驱导报3月31日报道 今年年初,中外舆论场悄然掀起了一股讨论“中国世纪”与“美国世纪”的热潮。
这源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在美国《名利场》杂志2015年1月号上发表的《中国世纪》一文,施蒂格利茨写道,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从2015年开始世界进入“中国世纪”。
“中国世纪”替代“美国世纪”了吗?美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无疑反对施蒂格利茨的看法。“人们很容易忘记美国如今依然是全球巨擘。”约瑟夫·奈说。
日前,这位美国“泰斗”级别的政治学者出版了新书《美国世纪结束了吗》。他在其中表示,虽然与二战结束之初相比,美国的产出占全世界GDP的比例已大幅滑落,但这不过是全球回归正常的表现。别忘了,跨国企业500强的近一半属于美国,全球20个最强品牌中有19个是美国的。
他在评价中国时表示,中国虽然在不断发展,在国际舞台上将取得更大空间,但北京面临的严峻内部挑战(如环境污染、人口老龄化等)可能会干扰它的崛起。更重要的是,中国对移民不具有像美国这样的开放态度。因此,“中国有13亿人的智慧可利用,美国则有全世界70亿人的智慧可利用。”
约瑟夫·奈认为,美国将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的最重要原因是,美国还没有一个切实的对手。中国自身面临内部的严峻考验:比如污染、人口老龄化、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人才流动封闭等等。
就此话题,国内知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复旦大学苏长和教授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专访时指出:
奈不是个中国问题专家,他关于中国的判断可能只是从英语媒体上看到的。例如,关于中国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这个判断就很轻率,说到国有企业就想到效率低下,确实值得商榷,再比如人才流动封闭,中国的人才流动机制相对很活跃,我周围许多优秀的年轻学者都是靠勤奋和努力晋升起来的。当然,他指出的问题确实是中国现阶段面临的一些问题。中美两国都面临着内部考验,美国族群分裂问题、南北矛盾问题、人口结构的变化问题、军工企业尾大不掉问题、军事联盟负担问题,等等。总之,大国都有大国的难处。因此,中美两国存在改革的竞赛,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奥巴马竞选时提出“改变”的口号,其实想做的也是改革。
《国际先驱导报》:美国为了延续“美国世纪”,会加大遏制中国的力度吗?
苏长和:要说不遏制那是假的,关键是怎么看这个问题。从美国来看,问题是遏制战略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哪个更能延续“美国世纪”。如果总是从“中国崛起对美国是个坏事情”出发考虑问题,当然会选择前者,如果从“中国崛起对美国是个好事情”出发考虑问题,就会倾向于后者。美国国内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也存在差异和矛盾,矛盾是可以转化的。所以我认为,世界要支持美国国内的和平发展力量。同时,也要逐步通过话语和议程设置,让美国了解与中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会延续“美国世纪”。
(2015-03-31 17: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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