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3月19日报道 西班牙《世界报》3月16日刊发文章，题目为《“伊斯兰国”的第43号囚徒》，作者为哈维尔·埃斯皮诺萨，全文编译如下：

　　刀刃就在我的颈部来回摩擦。这些“披头士”们（这是我们给那三个圣战者起的绰号）很喜欢表演。他们让我坐在地上，光着脚。我被剃了光头，满脸胡须，只穿着让人可悲地联想到美国关塔那摩监狱的橙色囚服。“圣战者约翰”还试图进一步强调戏剧色彩。他边用刀锋摩擦我的颈部，边不停地说话。

　　饱受心理和生理折磨

　　“你感觉到了吗？很凉，对不对？想象一下如果把它插进你的脖子会有多疼？一种无法想象的疼痛。第一下就能割断你的血管。血液和唾液混在一起。”

　　他特地让人拿来了那把近一米长的大刀。一件有时代感的武器。中世纪的穆斯林军队所使用的那种弯刀，镀银的刀柄。

　　他极力地要使人质明白这个让人发抖的信息。让他们以吓得瑟瑟发抖的样子出现在视频上。用完了那把弯刀之后，他改用手枪。从枪套中拔出手枪，装上子弹。他把枪抵在我的脑门上，扣了三次扳机。砰，砰，砰。

　　这就是所谓的“假行刑”。用锁住了保险栓的手枪射击，但受害者并不知情。只有在听不到枪声、发现自己还活着的时候才知道真相。

　　对他们来说，这样的羞辱还不够。他们又将压力转给了我的同事、摄影师里卡多·加西亚·比拉诺瓦。他跪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蒙着双眼。“圣战者约翰”命令他的同伴用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指着比拉诺瓦的头。他喊道：“你想让我杀死你的朋友吗？你愿意为他的死负责吗？”

　　这些心理和生理上的折磨和威胁成为几个月来被“伊斯兰国”扣押的23名欧美人和一名拉美人每天都要面对的一连串现实。

　　这些人质中已经有6人死于极端分子之手。据“伊斯兰国”透露，还有一名人质死于空袭，她是美国人凯拉·米勒。

　　15名人质先后获释。包括笔者在内的3名西班牙人质最先离开，迄今已有一年时间。这批人质中还有一人仍被极端分子扣押，他是英国人约翰·坎特利，至今下落不明。

　　本文直到现在才发表是因为负责看管外国人质的三人组向我们发出明确威胁，如果获释以后，在“一切都结束”之前向媒体讲述这件事，他们就会处决其中一名人质。

　　其中一人喊道：“我们已经有了下一个被处决者的名字。我们的朋友‘小玩意儿’。如果你们希望‘小玩意儿’活着，就不要跟媒体说什么。”

　　“小玩意儿”是英国出租车司机艾伦·亨宁的绰号。

　　亨宁最终在2014年10月份遇害。他和其他受害者的悲惨命运与是否公开绑架细节无关，也与绑架者的疯狂杀戮无关。“圣战者约翰”负责将所有这些罪行与美国和英国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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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片：2014年3月30日，埃斯皮诺萨获释后抵达马德里，与家人团聚。

　　阿勒颇的“关塔那摩”

　　西班牙摄影师比拉诺瓦、美国人道主义者卡西格和笔者于2013年12月被从拉卡转移到阿勒颇北部的一处由住宅改装的监狱，他们希望将此变成他们的关塔那摩。

　　那是一处典雅的豪宅，他们将地下室用作地牢。这是当地少有的几处安装了欧式抽水马桶和嵌入天花板的卤素灯的房子之一。

　　一进门他们就让我脱光衣服，问我右腿上的伤疤是哪里来的。那是一处旧伤。他们还想知道我胳膊上的文身是什么意思。2013年3月在伊德利卜被绑架的意大利人费代里科·莫特卡就因为有佛教象征的文身而被打了一顿。

　　一名显然是准军事武装领导人的男子问我：“你到叙利亚来干什么？”当我说明自己是一名记者，2011年以来一直在报道叙利亚冲突时，他不屑地说：“在叙利亚3年？穿上这身衣服，这是来叙利亚的记者该穿的衣服。我们不喜欢你们来这里。”

　　这身橙色的衣服让我想起了在伊拉克的日子，当时“基地”组织的人质在被处决前就是穿着这样的衣服出现在视频上的。每件囚服后背都有一个阿拉伯数字的编码，我是43号。

　　那应该是2013年12月中旬的某一天。但时间早在几周之前就失去了意义。我们的艰辛历程开始于3个月前。

　　9月16日早上6点，代尔祖尔。在这里待了两个星期之后，我和里卡多打算回到土耳其。“伊斯兰国”的大本营拉卡省是我们的必经之路。我们隐姓埋名，在很多叙利亚自由军成员保护下，乘坐两辆汽车。我们的翻译一开始就提醒我们，“伊斯兰国”悬赏10万美元要抓外国记者。我们的行程在拉卡省入口处“伊斯兰国”设置的第一个检查站前被中断了。武装人员在附近一处房顶上架设了重型机枪，公路被沙袋阻截。随行的武装护送人员此时也无计可施。“你们是阿拉伯人？”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绑架我们的沙特人阿布·扎尔，他是检查站的站长。当我们说明身份时，就连面罩都掩饰不住他的惊讶之情。“记者？那你们得跟我们走了。”他要求叙利亚自由军交出武器，我们也交出了电话和行李，接受了详细的询问，然后蒙上双眼，被送进了第一个监狱，检查站几公里以外的一个政府旧址。我们被囚禁的日子开始了，一共194天。

　　被关押的人有各种年龄段和各种政治派别，有男有女。妇女和儿童也未能逃脱“伊斯兰国”的魔爪。有一天我们听到他们用电击惩罚一名被控吸烟的小男孩。孩子不停地哭。还有一次我们见到一名妇女和她的女儿关在一起。小女孩可能还不到两岁。有时看守们会允许她在走廊里跑跑。我们能透过门缝看到她。一个魁梧的蒙面男子牵着一个小女孩在那里散步。小女孩叫他“叔叔”。一个极具冲击力的画面。

　　常常会听到零星的枪声。我们永远无法证实那是什么，但里卡多坚信是有人被处决了。

　　在政府旧址待了22天之后，我们被告知将迁往另一个“更好的”监狱，任何一个比这里条件好的地方我们都能接受。我们再次被蒙上眼睛，几个小时之后来到阿勒颇，一个用家具仓库改造的收容中心。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伊斯兰国”的军营。有非洲人、英国人、利比亚人……后来甚至见到了一个说一口流利西班牙语的家伙。

　　没有人成功越狱

　　极端主义者对试图逃跑的人采取极为残酷的惩罚措施。有4个人曾经试过，分别是美国人詹姆斯·福利、英国人约翰·坎特利、法国人尼古拉·埃南和丹麦人丹尼尔·赖伊。没有人成功。福利和坎特利还跑过两次。第一次甚至在开始之前就遭遇惨败。他们在牢房里试图用自制的撬锁工具打开手铐时被撞破。

　　第二次逃跑，福利展现了他伟大的人性。在抓着一条毯子成功地逃离囚室之后，他要等着坎特利。英国人在顺墙而下时被看守发现了。福利本可以自己逃走，但他选择自首。他说：“我不能丢下约翰一个人。”“披头士”们不是那么容易感动的。相反，詹姆斯总是他们最“青睐”的折磨对象。也许是因为这个美国人忍受酷刑的能力超乎想象。

　　逃跑失败为两人带来了持续几周的酷刑，殴打之后还是殴打。约翰·坎特利说：“他们是在谋杀。直到他们认为我们已经屈服了，永远不会再跑了。”

　　从我们进入他们的关塔那摩那天起，他们就说明了逃跑的下场。其中一人说：“如果你们跟我们耍花招，或者我们认为你们想干什么的话，我们会处死你们。”

　　25岁的年轻摄影师赖伊曾是体操冠军，2013年5月17日在阿扎兹附近被绑架。他利用自己的体能和柔韧性也曾经跳出小窗逃跑过。他回忆说：“我光着脚跑，那些叙利亚人看到我不但不帮助我，反而去通知那些绑匪。最后有一大群人在追我。我躲在一片玉米地里，但他们向我开枪。子弹呼啸而过，就离我很近。”

　　作为惩罚，赖伊被吊在天花板上好多天。双手和双脚都戴着镣铐。他说：“铐得很紧，我的皮都破了，能看到骨头。他们连续几天不让我吃，不让我喝。我脱水了，只剩皮包骨头。”当我们再见面时，仍然可以看到手腕和脚踝处的伤痕。

　　“伊斯兰国”的关塔那摩监狱有多个房间。我们被分成两大组。福利、坎特利、美国人史蒂文·索特洛夫、马克·马吉内达斯和俄罗斯人谢尔盖·戈尔布诺夫在一个房间。里卡多、法国人迪迪埃·弗朗索瓦、爱德华·埃利亚斯、尼古拉·埃南、费代里科·莫特卡、戴维·海恩斯、彼得·卡西格和我在另一个房间。

　　后来的5名无国界医生组织成员被关在第三个房间。有一个专门用来录制视频的房间。其余的房间都是圣战者的住处。

　　对“伊斯兰国”来说，人质的来历或职业并不是那么重要，除了在用刑的时候。所有人都是因为自己是西方人而受到指责。“圣战者乔治”说：“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们不喜欢。你们为什么不去帮助英国的穷人？”他们对记者的观感就更糟糕了。另一名圣战者对里卡多说：“你们是万恶之源，最危险的人。你们只知道说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