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抗美援朝战争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道，同以美国军队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之间进行的。就给养供应保障来说，这场战争与所有国内革命战争的供应保障不一样：一是物资补给依赖远离战场的国内实行实物供应，运输线漫长，补给任务繁重；二是后方补给线容易遭到敌军封锁破坏，给养物资难以运抵前线；三是给养保障面临着恶劣的战场环境，不论白天黑夜，部队生火做饭都极易遭受敌机轰炸。因此，抗美援朝战争给养供应保障存在着许多特殊性，需要采取一些特别的做法。

　　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一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战争，战争双方在战场上投入的兵力，最多时达300多万人，其中“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120多万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180多万人。这场战争又是一场在作战双方的经济力量和军事技术装备优劣悬殊情况下进行的战争。战争从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同敌军首次交战开始，到1953年7月27日以签订停战协定而告结束，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然而，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失败而告终的。战争中，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歼灭敌军109万多人(包括1950年6月25日至10月24日朝鲜人民军单独作战歼敌13万多人)，其中美军39万多人。

　　给养发生困难，严重妨碍了战争进程1950年10月19日，经过紧张临战准备的志愿军第十三兵团4个军及3个炮兵师、1个高炮团，在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指挥下赴朝作战。25日，其先头部队就与美军仓促遭遇。

　　中央军委最初的设想是：以志愿军4个军12个师于10月15日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毛泽东经与彭德怀研究后，确定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部署和方针为：“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一线的南部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如时间许可则将工事继续增强，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我们这样做是有把握和很有利益的。”

　　由于“联合国军”仍以团或营为单位，放胆分兵冒进，乘汽车沿公路长驱直入，并且兵力分散，不仅东西两线部队之间被狼林山脉阻隔，敞开约130公里的缺口，而且各师、团之间也逐渐处于分散行动、各自为战的状态，特别是西线南朝鲜第六七八师，贪功心切，推进速度不断加快，态势突出，与美军脱离了联系。这就给志愿军提供了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极好机会。

　　毛泽东和志愿军统帅部审时度势，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战机，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当机立断，决定放弃原定的防御作战设想，立即采取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方针部署作战。依此，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志愿军接连发起了5次进攻战役，而且均为大规模兵团运动战。

　　作战决定后勤。这一作战方针的大变动，不仅给原定的后勤保障计划、后勤部署、后勤运输带来很大的影响，而且也给给养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第一，后方补给困难。在运动战阶段，美军飞机对我后方运输线狂轰滥炸，我方给养损失比较严重，部队粮食供应严重不足。这一阶段，运过鸭绿江的粮食虽达190269吨，完成前运计划的110.9%，但多数未能及时送到部队手中，补给量仅达标准量的40%左右。

　　第二，无暇做饭。部队连续作战，行动迅速，无暇做饭。如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4日，志愿军第九兵团对东线长津湖地区立足未稳之敌进攻作战，其担负第一梯队的第二十七军入朝后经约300公里的长途急行军和4天的战前准备后，于11月27日投入战斗，7天7夜连续作战。1951年1月1日至1月2日，志愿军第四十二军第一二四师在济宁里地区穿插迂回战斗中，8小时疾进40公里，连续打破敌人10次阻击，攻占了济宁里。

　　第三，不便做饭。白天，敌机随时都可能来搜寻目标，哪怕发现有一缕炊烟也不肯放过。为避免飞机轰炸，不能生火做饭。晚上，进行近战夜战，敌我交错，生火起炊更容易暴露目标。战场给养保障客观存在的这些困难，从第一次战役开始至第五次战役结束，自始至终存在。

　　第一次战役，部队仓促入朝，战斗情况多变，各级后勤之间联系困难，情况不明，给养补给跟不上快速行动的部队。此战役后方补给粮食只有12.5万公斤，就地借粮50万公斤。有的部队发生了饿饭现象，第四十二军在黄草岭阻击战中，断粮三四天，被迫挖土豆充饥。第四十军7个营饿饭3天。

　　第二次战役，部队轻装疾进，迂回敌后，运输线长，补给更困难，饿饭现象更为普遍。如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4日，第二十七军对长津湖地区立足未稳之敌进攻作战时，各部队消耗主要依靠战前储备的5日量给养物资。因军后勤仅有的15辆运输汽车，又被敌机炸毁13辆，分部前运物资的车辆，也在途中多次被炸或受阻，后方补充十分困难，送到部队的主副食物资十分有限，仅4.5万多公斤，平均每人主副食不到1公斤。加上敌机袭扰，部队白天不能生火做饭，只能吃冷饭、啃干粮、饮冰雪，生活十分困难。有的部队因粮食供应不上，靠就地筹借部分土豆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

　　第三次战役，部队向退守“三八”线之敌实施长距离的连续进攻，各级后勤因道路条件和机动能力限制普遍掉队，分部兵站跟不上军，军后勤跟不上师、团，主副食运输供应赶不上兼程前进的部队，有时赶上了也来不及分发，整个供应线形成前面空虚、中间脱节的状态。当部队进至“三七”线附近时，补给线长达500公里，给养供应极其困难。第四十军始终未供上，全靠部队携带和就地筹借。

　　第四次战役，西线两个军在汉江南北跨水作战，补运给养更为困难。东线11个师集中深入敌占区，后方粮食供应不上，当地缺乏群众基础，借粮不易，粮食告急。后转入机动防御长达64天，时值春雨，道路泥泞，敌机又乘隙封锁渡口桥梁，供应日趋严重。第三十九军有16天未得到后方粮食补充，第四十军缺粮只好喝稀饭。

　　第五次战役初期，由于兵站前移，运输线短，粮食尚可勉强补充。但“三八”线以南地区，原为南朝鲜控制，当地群众对志愿军不了解，同时这一地区作战频繁，屡受“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搜刮摧残，人民早已转移，物资十分缺乏，形成了“三百里无粮区”，加之此次战役又是防御作战，缴获的物资少，就地取给十分困难。部队在这种情况下靠携行给养作战，严重地妨碍了战争的进程。如第二十军在县里围歼战胜利后，因等待补给停止进攻三天，失去了向纵深发展的战机。

　　志愿军的给养保障从出现困难的那一刻起，就受到志愿军统帅部、党和人民政府，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高度关注。

　　炒面帮助志愿军解决了运动战过程中给养保障的大困难

　　针对战场上美军飞机轰炸、部队转入夜间作战、连续运动作战、白天不能生火做饭等作战及保障的特点，东北地区在战争初期曾大力组织生产饼干供应，但因饼干体积大，不便携带，难以满足部队的需要。于是，1950年11月8日，第一次战役刚刚结束，东北军区后勤部李聚奎部长、张明远副部长、苏焕清副政委、张济民副政委等，向总后勤部提出“以炒面为主”“制备熟食，酌量提高供给标准”的建议。同时，将样品送到志愿军征求意见。彭德怀和洪学智等几位副司令员看了样品之后，很高兴。11月20日，彭德怀让洪学智副司令员给东北军区后勤部发电报：“送来干粮样子，磨成面放盐好。炒时要先洗一下，要大量前送。”

　　根据志愿军统帅部的意见，从11月下旬即第二次战役发起前后，开始向前线大量供应炒面。由于需要量大，入朝部队每人每月按1/3供应，即需741万公斤。东北地区即使尽最大努力也只能解决500万公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满足前方部队紧急需要，周恩来提议，由政务院布置华北、中南各省市发动群众大量制作便于食用的炒面。

　　1950年11月12日，东北人民政府专门发出了《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要求沈阳市内各党、政、军系统，每日最低完成6.9万公斤炒面任务，从13日到12月2日的20天内最低完成138万公斤。炒面的基本成分为小麦面粉70%，高粱粉和大米粉30%，另加食盐0.5%。并对炒面的质量、包装及集中办法等作了具体规定。

　　11月17日晚，中央军委决定赶制干粮前送。周恩来决定在一周内赶制60万公斤炒面，送往前线，并就具体任务进行了分配：华北军区30万公斤，公安部队10万公斤，中央供给部2.5万公斤，军直供给处12.5万公斤，北京市政府5万公斤，要求11月28日全部完成。为了保证前方需要，11月20日，又决定增加布置120万公斤炒面的任务。具体分配任务：华北军区60万公斤，公安部队20万公斤，中央供给部5万公斤，军直供给处25万公斤，北京市政府10万公斤，要求12月10日左右完成任务。到12月初，各大单位全部完成任务，并按统一规格包装，及时运送朝鲜战场。

　　12月18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专门召开炒面煮肉会议，对东北局机关、各系统、沈阳市、东北军区下达了完成炒面和煮熟肉的指标，要求从12月22日开始，至1951年1月22日的一个月内，共生产炒面325万公斤，熟猪肉26万公斤。

　　1951年5月19日，中南军区后勤军需部接到总部为志愿军炒大米125万公斤的紧急任务，军区动员驻武汉部队、机关、学校和地方政府，昼夜加工，10天内按时完成炒大米135万公斤的任务，并装车起运。一时间，国内有关省市人民，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到这一工作。城市、乡村呈现出“男妇老幼齐动员，家家户户忙炒面”的动人景象。周恩来等党、政、军领导人，在繁忙的工作中，也抽时间到制作车间，检查炒面质量，并与工人一起为志愿军制作炒面。

　　当周恩来制作炒面以及各地人民群众为志愿军日夜加工炒面的消息传到朝鲜前线，志愿军某兵站人员翻山越岭实施跟进保障广大指战员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部队喊出了“为炒面立功”的口号。

　　炒面，这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军用食品”，易于运输、储存和食用。打仗时，战士们随身背着一条炒面口袋，饥饿时，抓一把炒面塞进嘴里，再吃上几口雪，可继续坚持战斗。炒面帮助志愿军解决了运动战过程中给养保障的大困难。

　　到1950年11月底，第一批2000吨炒面送到前线。从第二次战役开始，炒面已成为部队主要作战干粮。12月23日，在第二次战役即将胜利之际，为了继续准备打第三次战役，彭德怀让洪学智代他起草了一份给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的报告，报告中指出：“由于敌机破坏，昼夜均不易生火做饭，夜间行军作战，所有部队对于东北送来前方的炒面颇为感谢。请今后再送以黄豆、大米加盐制的炒面。”

　　据统计，自部队入朝到1951年6月，共前运干粮3145 万公斤， 占前运粮食总数的16.7%，其中大多数是炒面。

　　炒面，解决了部队最低限度的物资保障，伴随着战士们浴血奋战，打了许多胜仗。通过这五次战役，共歼灭“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23万多人，收复了朝鲜北半部领土，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附近地区，扭转了战场上的被动局面。

　　志愿军把在国内作战组织给养保障的经验搬到了朝鲜

　　运动战阶段，后方供应的大量炒面，在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炒面长时间作为军队的主食是不行的。洪学智在《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录》中说：因为人体需要多种营养，而炒面的营养成分过于简单，缺乏多种维生素，长期食用会影响战士的体力和健康，影响战斗力。例如：炒面含水分少，长期食用容易上火，许多战士得了口角炎，而且长期吃炒面容易肚胀。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把在国内作战组织给养保障的经验搬到了朝鲜，组织生产，就地取给。

　　1950年12月23日，经与朝鲜政府协商，志愿军党委发布了《借粮规定办法》。规定军、师、团各级指定一名政治部(处) 主任或副政委专门抓借粮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借粮。第一，挑选得力的政治、民运、军需干部和联络员，组成精干的借粮队，并加强教育，明确任务和方法，严格执行借粮政策和纪律。第二，统一划分借粮区域，以避免因地区贫富和远近不同，部队筹借数量不一而产生混乱和加重群众负担，或造成部队苦乐不均。第三，做好调查研究，弄清当地政权建立时间长短，群众觉悟高低，产粮、存粮数量等情况，然后确定借粮比例和方法。借粮比例一般按公粮的60%，如政府存有公粮，则应先借用公粮。第四，统一借粮手续，付给借给粮食的群众盖有公章的借据，以此向政府抵交公粮。借粮中紧密依靠朝鲜党政人员，发挥联络员的作用，避免了混乱，方便了事后的清理偿还。整个运动战期间，就地借粮共12172.5万公斤，占部队需求量的60%。其中，三十八军从1950年10月入朝至翌年2月的4个月中，借粮占应供量的80%，解了燃眉之急。1951年发生特大秋洪，交通中断，粮食再度告急，经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统一向朝鲜政府筹借粮食5831.5万公斤，基本保证了供应，使部队胜利地完成了防御作战任务。志愿军两次向朝鲜政府和人民筹借粮食18004万公斤，到1953年5月，已分期分批还清。

　　1951年下半年，志愿军后勤部推广了第三十九军采集野菜的经验，印发了野菜标本图谱，发动部队广泛开展挖野菜活动。1952年初，总后勤部召集营养专家研究了志愿军的供应标准，提出在朝鲜种植蔬菜的建议。2月，志愿军后勤部向部队发出种菜指示，要求各部队每年自行解决2个月至3个月的供应量(每人每天0.5公斤)，号召广泛开展种菜、养猪和加工副食品活动。种菜所需土地，志愿军后勤部统一向朝鲜政府交涉，由部队和当地政府具体协商。各单位根据任务及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组织种菜。一线部队种菜有困难，则组织人员到后方种植，或由二线部队给予支援；二线机关和部队除普遍开荒种植外，还以连或营为单位，组织专业小组耕种面积较大的土地。部队换防时，菜地采取双方调换的办法或由接方付给交方一定的价款。很快，各部队掀起了利用战斗间隙进行生产的高潮。如1952年在一线担任作战任务的第三十九军共种菜850亩，收获蔬菜600吨，另有野菜300吨；在二线休整的第六十军共收获蔬菜约3800吨。

　　据不完全统计，志愿军1952年共种蔬菜276300亩，收获蔬菜近2289万公斤，平均每人20多公斤，采集野菜约134万公斤，许多伙食单位还开设了豆腐坊，做豆腐、生豆芽，部队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