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春节前夕，位于浙江中部的义乌繁忙依旧。一车皮一车皮的货物要赶在春节前从这里发到世界各地。这座商机无限的城市因小商品批发扬名海外，却鲜有人想起它曾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的重灾区，受害者及其家属曾一纸诉状状告日本政府。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到来之际，中日学者汇聚义乌，总结日本侵华史料研究成果，建言建义乌和平公园和细菌战义乌纪念馆，让这座商贸城市担负起见证历史的使命。《环球时报》记者通过采访诸多参会学者，更深刻了解到日本政府对待侵略历史的态度，以及中日关系破冰所面临的重重困难。

　　官司没完，要一直打下去

　　“我们一直在不间断地调查、收集资料，每年都会向东京法庭提交新证据”，侵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中国民间受害诉讼代表团团长王选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个官司还没有完，我们会一直打下去。”

　　2007年，关于日本细菌战损害赔偿的审判在历经近10年时间、数十次开庭之后，被日本法院宣布“败诉”。判决书中确认细菌战中日本政府的加害责任，却利用《中日共同声明》作为责任已解决的依据，否认日本政府应尽的法律义务。1972年的《中日共同声明》中写道，“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中国政府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请求”。“但我们没有放弃中国民间要求受害者赔偿的权利啊”，王选有些激动地说，“我最烦媒体一报道这件事就说‘败诉’‘败诉’。这不客观。”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所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步平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可以从三个方面评价这场诉讼：第一，对历史事实的认定；第二，在国际上的影响；第三，赔偿问题。首先，日本法院已经认定日本731部队和荣字第1644部队在华投放鼠疫等细菌，导致大量中国人死亡的历史事实；其次，日内瓦协议中明确禁止使用细菌武器，日军明显违法，这使得日本政府在国际上遭到谴责；最后才是赔偿问题。虽然我国受害者尚未得到赔偿，但前两点都已实现，因此我认为这场诉讼是比较成功的。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王选等人在2007年后仍在持续走访、调查，收集、整理细菌战幸存者信息。随着更多媒体关注这件事，很多人看到报道后主动和他们联系，提供线索，工作比一开始好做一些。由于在日本法庭告日本政府难度很大，不可控因素太多，王选等人也在积极准备，希望向海牙国际法庭提起诉讼。

　　“帮助中国人民，是我的福分”

　　中国人在日本法院状告日本政府并不容易，十余年漫长诉讼的执著坚持，离不开日本律师团体的鼎力相助。

　　1995年，时年40岁的原告辩护团秘书长、日本著名律师一濑敬一郎去哈尔滨参加一场关于731部队细菌战的研讨会，遇到来自义乌崇山村的细菌战受害者。他们向一濑讲述了自己的遭遇：14口人的家庭在一夜之间死去12个，活着的几十年被病痛后遗症折磨得生不如死，状告日本政府却缺少门路。

　　“这给我很大刺激，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律师，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的问题。”70岁的一濑白发苍苍，“以前我不是很清楚关于战争中日军的疯狂侵略史，听到中国受害者这么说以后，我开始思考一个否定历史、欺骗民众的国家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我所生活的日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社会。从那时起，我意识到上天给了我一项历史使命。能帮助中国人民真的是我的福分。”一濑沉默了一下说，“其实我父亲大学毕业后被征入伍也曾参与过侵略中国的战争，帮助中国受害者在日本打官司，我想我也是在帮他赎罪”。

　　谈起十余年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原动力，日本学者牛越国昭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一个偶然机会，我看到数十名崇山村民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的黑白照片，这并不是一张普通的集体照，照片中每个人的眼神和表情似乎都在泣诉着什么，这让我感觉到是时候该做些什么了。现在，虽然审判已经暂时告一段落，但这桩历史事件永远不会过去。”

　　“不明真相的日本人没有思考能力”

　　1972年，中日两国就日本应为其罪行进行深刻反省达成共识，签署《中日共同声明》。那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件，然而真正理解其内涵和本质的日本人似乎少之又少。

　　“不明真相的日本人没有思考能力”，牛越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近几年我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很多历史材料中的细节和事实逐渐被抹去，比如事件的年月日、当事人的姓名等信息，这些材料在早年公开的时候都是有名有姓有记录的。如果连史料都变得不具体甚至被扭曲的话，就无法还原事实，更谈不上深入分析思考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就会通过各种方式‘告诉你真相’。其实日本政府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做这项工作，不知不觉，润物细无声。”

　　日本NPO法人731部队细菌战资料中心代表、日本资深媒体人近藤昭二证实了这一点。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日本在媒体宣传和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令人担忧。战后日本媒体上宣讲的“真相”实际上是和美国联手炮制的“幻想”，很多内容子虚乌有，恶劣影响持续到今天。有外国学者评论说，日本以前给人的印象还是一个相对来讲言论比较自由的国家，现在有些沦为政府喉舌的意味。被人家这么说也没办法，因为这确实是一个现状。

　　教育方面也一样。“我1942年出生，从我上学时开始，关于这段历史就是空白。日本学生接受的也主要是应试教育，考试内容已经疲于应对了，不可能再研究历史真相，何况他们对存在空白本身毫不知情”，近藤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牛越向记者表示，“现在日语里出现一个新词叫做‘网络右翼’，就是说现在不光右翼分子，还有很多包括自卫队队员在内的人故意在网上发布一些或错误或极端的利己信息，比如否定历史，编造故事等。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人和普通网民不同，他们并非单独作战，而是有组织、有计划发布这些信息，企图掩盖事实。”

　　一濑补充说，从江户时代末期开始，日本对待中韩等邻国的主导思想就是侵略，天皇把向外扩张作为使命，日本的历史由此展开。说得极端一些，日本这个国家是带有根深蒂固的侵略本质的。还有一点是日本人的“大义”，为祖国、为家人而战，包括对华实行细菌战也打着“为了科学的进步、为了医学的发展，为了新药的开发”的幌子。

　　解开恩怨的钥匙在哪？

　　仅日本历史学者的反思难以改变当前中日关系低迷的现状。今年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俄都将进行大规模纪念活动，据报道，安倍内阁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安倍谈话”。有消息称，安倍可能在八一五前后抛出“安倍谈话”，1月开始他已陆续给媒体放风，试探外界反应。

　　“说中日关系处在战后最差阶段也不为过”，近藤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日本政府一直在采取煽动政策，不光是安倍，民主党也这么干过。日本人对中国的情感很复杂，一个曾被日本践踏过的国家如今发展成超越日本的庞然大物，这让很多日本人难以接受。尤其最近10到15年，反感中国的情绪日趋严重，甚至变成被执政者利用的工具。”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称，不论是安倍的出身背景，还是其上台后在思想、言论、政策、行动等诸多方面的表现，均表明他是带有军国主义特色的政治家，这个性质很明确。因此，安倍在历史问题上做出深刻反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在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下，“安倍谈话”不会明目张胆地和中俄等国直接对抗，极可能打擦边球。

　　“我们通过个人力量帮助细菌战受害者打官司也是希望能为中国人民做些什么，如果说‘小日本’本性难移都是坏人，会让我们感到绝望，那就真的悲剧了。不过，随着我们的支援活动逐渐走出中国，被亚洲甚至世界了解，以前遭到的非议渐渐没有了”，近藤停顿了一下说，“嗯，都值得了。”

　　牛越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目前很多资料都是碎片式的，如果中日两国学者能够把收集的资料放在一起，共同整理研究，一定能在更多问题上达成共识，这也是解开中日恩怨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