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月21日报道 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网站1月14日以《欧洲即将爆发的战斗》为题发表文章,作者是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主管约翰·费弗。文章称,争夺欧洲民心的战斗即将爆发。极右翼集结民众的劲头就仿佛这是1099年。以下为文章摘要:
十字军东征埋祸根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在前往耶路撒冷讨伐穆斯林异教徒的途中,全副武装的朝圣者向自己提出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杀灭家门口的异教徒,却为何要长途跋涉,杀死与我们素不相识的人?
11世纪的十字军战士开始了欧洲最早的屠杀犹太人的行动。如今,欧洲再度被中东冲突殃及。目前在中东参与当代十字军东征(或者未能前往伊拉克或叙利亚)的极端分子也提出了一个与11世纪十字军战士非常相似的问题:为什么不杀死身边的异教徒,却要舍近求远?
今天的问题以及上周出现在《沙尔利周刊》办公室和巴黎一家犹太人超市的答案像900多年前一样令人不快。在这两次事件中,十字军战士都认为他们的行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11世纪,是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出了战斗号令,把固守一方的基督徒变成了全球掠夺者。如今,是“伊斯兰国”组织和“基地”组织呼吁追随者杀死亵渎神灵的人。但是,如同最早的屠杀一样,最近发生在法国的暴行完全是犯罪行动。
欧洲内部冲突严重
这些谋杀并不构成战争,但还是体现了欧洲内部的严重冲突。冲突焦点不在于谁的信仰是真信仰,而在于欧洲的特性。
在11世纪,激励十字军战士的不光是耶路撒冷的地位,他们还担心伊斯兰教即将蔓延到欧洲。如今,类似的忧虑激励着欧洲的伊斯兰教恐惧症患者和反移民者。
按照旧有局面,欧洲以白人和基督教徒为主,边界明确,划分了谁是法国人,谁是德国人,谁不属于“西方文明”的安逸文化。不过,他们想象中的欧洲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当然,欧洲移民并非新生事物。尤其在二战后,殖民联系使得欧洲大陆走向多样化:印度尼西亚人去荷兰,阿尔及利亚人去法国,特立尼达人去英国。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劳动力短缺时期,巴尔干、土耳其和北非的外籍劳工涌入了德国和瑞士等国,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几乎没有殖民联系。
这些变化引发了第一波反移民情绪。1968年,伊诺克·鲍威尔向英国保守党同僚发表了著名的“血流成河”演说。他在演说中预言,由于英联邦的移民大举涌入,未来将出现暴力局面。尽管鲍威尔的“血流成河”并未成为现实,但欧洲政界的反移民压力却增大了。
伊斯兰恐惧症蔓延
在德国的中心地带,“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运动”(PEGIDA)一方面深得人心,另一方面令德国政界人士感到尴尬。
在法国发生杀戮事件后,尽管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其他政界要人呼吁大家不要上街,但PEGIDA本周还是执意在德累斯顿组织集会,并且吸引了2.5万人。尽管德累斯顿的反示威活动吸引了3.5万人,但PEGIDA势不可挡,计划在德国其他城市以及其他国家组织更多的集会。
凭借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宗旨,该组织吸引到了一群与足球俱乐部和摩托党有关联的铁杆极端分子,这并不奇怪。不过,别搞错了:即便在德国所谓的高尚人士当中,反移民和伊斯兰教恐惧症的情绪也非常普遍。
蒂洛·扎拉青出版《德国自我毁灭》一书时是社民党要员。该书认为移民是国家的自杀利器。他的论著成了畅销书,而原因并非种族主义的光头党骤然成为热情的购书者。在德国上个月的一次民调中,有一半受访者声称支持PEGIDA及其反穆斯林的纲领。
与此同时,在英国,反移民热情帮助独立党在大选中排名第三。法国的惨剧发生后,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谈到欧洲国家内部的“第五纵队”,他们“持有我们的护照,却仇视我们”,他的支持率因此而大增。
不过,欧洲的伊斯兰教恐惧症抬头,最有可能从中得益的是法国的国民阵线。这些极右翼运动的伊斯兰教恐惧症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产生的。他们搭了反伊斯兰情绪的便车,因为这比种族主义或者一般的排外心理更得人心,也更容易被接受。这种伊斯兰教恐惧症只是冰山一角。极右翼的真正用意是把各类移民都拒之门外。
谨防历史悲剧重演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在1099年“解放了”耶路撒冷。十字军战士在这座伟大的城市里对穆斯林和犹太人痛下杀手,导致血流成河。
多次十字军东征席卷欧洲各地,绵延数世纪,而以上只不过是第一次。后来的东征行动的受害者包括异教徒、东正教徒、阿尔比派异教徒乃至今天克罗地亚的天主教徒。教皇乌尔班二世启动的这个暴力周期夺去了各种信仰和背景的受害者的生命,也引发了欧洲人之间的血腥暴力。
各方的极端分子都会乐于看到十字军东征重演。“伊斯兰国”组织和“基地”组织都希望欧洲的街头血流成河。极右翼知道,对抗死敌的全面战争是攫取政治权力的途径之一。一旦掌权,他们将重现自己的9·11时刻,以扭转欧洲一体化的势头,他们会在欧洲各地建起高墙,开始遣返行动。
抛弃西方与伊斯兰教对决的错误观点吧。它从历史和概念上看都不准确,在对抗“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罪行的战斗中,西方与伊斯兰教这两者基本属于同一阵线。真正的战斗是争夺欧洲的民心。极右翼集结民众的劲头就仿佛这是1099年。
【延伸阅读】外媒:传“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逃往叙利亚
参考消息网1月20日报道 外媒称,有消息说,“伊斯兰国”组织(IS)领导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已从伊拉克摩苏尔逃到了叙利亚。伊拉克新闻中心援引摩苏尔市自由军官组织领导人沙马里的话说,“一些几乎已证实的消息说,巴格达迪已从摩苏尔逃到了叙利亚,与他同行的有该组织多名领导人”。
据黎巴嫩《阿拉伯祖国报》1月19日报道,沙马里说,情报证实,巴格达迪已从摩苏尔逃往叙利亚,并已将领导责任留给了他的副手——去年6月从叙利亚来到伊拉克的阿布·阿比达·突尼西。
1月15日尼尼微省一名医生说,有消息说巴格达迪在国际联盟的空袭中受伤。摩苏尔当地一些人士也说,巴格达迪已转到叙利亚迪尔祖尔市的一家医院。
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1月18日报道称,该报记者亲眼看到,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正向黎巴嫩边境附近集结,并扬言发动跨境攻击。
该组织一直在培训新成员以及来自加拉蒙的更小叛乱派别的武装分子。加拉蒙是叙利亚西南部与黎巴嫩接壤的省份,具有重要军事战略意义。
另据德新社1月19日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18日说,该机构首次在以色列境内查获了一个“伊斯兰国”基层组织。
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该基层组织有7名以色列籍阿拉伯人,其中包括一名40多岁的律师,此人来自以色列北部的阿拉伯城镇拿撒勒。
声明说,上述人员是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与警方在去年11月和12月开展联合行动时被捕的。
(2015-01-20 09:32:13)
【延伸阅读】恐怖迫近:沙特和科威特成为“伊斯兰国”新目标
参考消息网1月20日报道 西班牙欧洲新闻社1月17日报道称,波斯湾国家对“伊斯兰国”组织未来几年内扩大控制范围的企图深感不安,同时这些国家也因为参与国际反恐联盟而面临“伊斯兰国”威胁。
阿联酋军事分析家西奥多·卡拉西克指出,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是“伊斯兰国”组织未来5年扩张领地的首选目标。
这是由这些国家与伊拉克地理上接近所决定的。目前,“伊斯兰国”控制了伊拉克大片地区。
很多专家一致认为,“伊斯兰国”计划在2019年以前控制上述地区,并针对当地部族和组织支持“伊斯兰国”的危险性发出警告。
卡拉西克强调,1月5日,沙特阿拉伯与伊拉克接壤的一座城镇遭到袭击,至少2名沙特边防军人死亡。这一事件为上述预测提供了佐证。
他指出,在美国领导下,多个阿拉伯国家支持的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斗争进展缓慢,从而促使局势愈发严峻。
卡拉西克认为,“伊斯兰国”想要袭击那些组成国际联盟的阿拉伯国家,如沙特、阿联酋、巴林和约旦。
2014年11月,“伊斯兰国”宣布要将“哈里发”拓展到海湾和北非,这些地区的其他极端组织已经向“伊斯兰国”组织表示效忠。
沙特阿拉伯就在这些目标国家之列。“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在2014年11月公布的录音中呼吁沙特人起来反抗王室。
卡拉西克说:“‘伊斯兰国’有能力计划好他们的行动,并妥善隐藏装备,以免受国际联盟空袭的损害。”
卡拉西克认为,国际联盟的空袭收效甚微,“因为他们缺乏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地面军事支援”。
此外,“伊斯兰国”还有一些信息技术专家帮助他们攻击重要的网站和电子账户,就像美国中央司令部社交媒体账号遭黑客入侵那样。
卡拉西克说:“这些都是不好的预兆,其威胁到了五角大楼的电子安全。”
海湾国家的迟钝反应也助长了“伊斯兰国”的扩张。
阿联酋大学校长拉希德·纳伊米认为,海湾国家在应对极端主义思想方面行动迟缓,最近才开始在保护新一代免受极端主义影响方面迈出“坚定步伐”。
2014年6月8日,阿联酋政府首次要求所有18至30岁的男子必须服兵役。卡塔尔则率先于2013年11月实行了义务兵役制。
纳伊米认为,与恐怖主义思潮的斗争应该从国家内部开始,“修订教材,改进媒体报道和宗教政策”。
他认为,上述措施有助于加强年轻人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和平共处的价值观”。
他说:“应当修改宗教、阿拉伯语、历史和地理等课程的教材内容。”
另一方面,他强调有必要对所有教师进行再培训,让他们认识到新挑战的存在,从而帮助他们在反恐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
他也强调了个人行为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些自发的倡议在打击穆斯林兄弟会的斗争中发挥了作用。
他说:“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批评穆斯林兄弟会颠覆国家的企图。”他认为,这是当局严肃对待这一问题的起点。在遏制极端主义思潮扩张方面也可以这么做。(编译/何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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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约旦飞行员被“伊斯兰国”俘虏(图片源于网络)
(2015-01-20 08:01:00)
【延伸阅读】英刊:暴力并非伊斯兰教本质 治标背后更应治本
参考消息网1月19日报道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月17日以《一场令人羞愧的斗争》为题发布文章称,西方许多人把巴黎袭击事件作为证据,证明伊斯兰教需要改革,或者事实上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宗教改革。对他们所愿,他们理应小心谨慎。宗教改革十分棘手,并不一定使信奉者温和些或者顺从些。事实上,被巴黎袭击事件的凶手们奉为榜样的圣战者们视自己为改革者,任务就是摆脱几个世纪以来的神秘法理学和非伊斯兰教的实践,并把它带回更激烈、更真实的原始形式。
西方应慎言宗教改革
他们的目标跟那些呼吁沿着欧洲5个世纪前的路线进行宗教改革的人所希望的缓和结果完全不像,但这一过程至少有一个相似性。正如欧洲宗教改革随后发生的宗教战争,最糟糕的圣战者犯下的暴力事件已经让教友们感到震惊。重新冒头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受害者中大多数是穆斯林。
伊斯兰教从来没有承认过政教分离:从先知的时代起双方就共同发展。将此与20世纪期间在中东建立的后殖民政权的运作进行协调证明是个艰难的挑战。当现代国家陷入实行政治压制、经济又陷入停滞的专制体制时,难度就更大了。对在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占据大多数人口的年轻人来说,经济停滞尤其令他们生活艰难。这使得他们没有钱来组建家庭,宗教之外的生命还有多大意义他们也感受不到。
对笃信宗教的人来说,这些悲惨的状况不能归咎到伊斯兰教头上。因此说,与其模仿现代化的西方,与其允许西方干预他们的事务,穆斯林不如建立适合其信仰的新形式政治和政府。持有这种想法的伊斯兰主义者认为他们的信仰能够提供终极指导,不只是在个人的境界,而且还在社会和政治领域。
对于伊斯兰教什叶派分支的那些人,这种情感的极限标志是1979年的伊朗革命。这场革命把某种程度上实行高压的现代化君主制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压制性神权政治。逊尼派经常被边缘化,受到独裁统治者的压迫或者操纵,其政治伊斯兰主义者尚未有任何类似的标志性事件。
“圣战”概念被断章取义
萨拉菲派是先知最初的信徒,他们利用了这些怨气。几十年前,他们中的一些人重新修订了“圣战”这个术语,以此作为政治暴力的理由。再加上叛教理应被处死的观点,圣战主张已经被用来为一切辩解,从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1981年遇刺身亡,到叙利亚和伊拉克穆斯林遭屠杀,而这些人遭到毒手的理由是,忽视每天祈祷五次,不认同所谓的“伊斯兰国”组织青睐的对伊斯兰教的负面解释。
现代圣战主义的首个巨大的发展机会伴随着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而来。在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美国支持下的武装人员驱逐了敌人之后,他们找到了新的目标,创建了“基地”组织的人对“远处的敌人”——美国和西方其他地区——产生了新的兴趣。
“基地”组织2001年对美国发动袭击,从而引发了美国入侵阿富汗以及后来的伊拉克。该组织创建了一种环境,它激发的那种圣战主义可以比以前更广泛地传播。在意识形态、机遇以及不珍视自己生命的失意年轻人唾手可得的推动下,冲突没有缓和的迹象。巴黎17人遇袭身亡的这个月,有数百人在其他地方遇害,从尼日利亚到巴基斯坦。
在很多人心目中,“伊斯兰国”组织已经超过“基地”组织,成为当前圣战主义最臭名昭著的典型。虽然“伊斯兰国”组织继承了先驱的大部分思想,但它对下手的对象却远远不加区分;就连“基地”组织的领导人都对它的残酷性加以抨击。并且,虽然“伊斯兰国”组织的领导人呼吁在西方进行杀戮,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统治一个新的哈里发国家。
治标背后更应该治本
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挑选宗教概念,并把它们断章取义,这种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逊尼派伊斯兰教缺乏备受尊重的宗教权威。几乎每一个什叶派都对极少数大阿亚图拉的其中一位尊崇有加,但是像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这样的逊尼派机构却权威有限。而互联网让疏离的大批年轻人聆听到最激进的传教者的声音,而不是当地清真寺的伊玛目的讲经。国家试图控制传教者只会增加他们的不信任。学者们试图在历史或者文化的背景下设定伊斯兰教教义,他们的努力可能会促使将政治伊斯兰教更好地适应于当代世界,但这些学者发现自己的声音被淹没了。
在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相对的繁荣、和平和民主表明,今天的伊斯兰教可以是宽容的。阿拉伯世界发生的流血事件中或许有积极的信号,从埃及拒绝穆斯林兄弟会所表明的那种民众不信任(伊斯兰主义者集团穆兄会在2011年的革命之后曾短暂统治埃及),到突尼斯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复兴党在最近的选举之后放弃权力。但多数学者估计,只有当该地区的穆斯林占多数的社会变得繁荣起来,政治和社会更自由时,圣战主义背后的因素才会减弱。但是,没有哪个阿拉伯世界的领导人朝这个方向取得很大的进展。
(2015-01-19 13: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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