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月19日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月14日发表题为《如何在全球恐怖的背景下与“忠实信徒”共享世界?》(作者 马丁·沃尔夫)的文章,现将内容转引如下:
我们应怎样理解不久前发生在巴黎的事件?为何人们准备着为他们的信仰大开杀戒及献身?自由民主国家应如何应对?许多人必定在问自己这些问题。
知名人士埃里克·霍弗在1951年出版的《狂热分子》中回答了这些问题。书中的观点是对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回应,这些观点目前仍然能产生巨大共鸣。
霍弗生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他于1983年去世。他曾在饭馆打工,做过雇农、淘金者,还在旧金山当过25年码头搬运工。自学成才的他能够运用美丽且清晰易懂的语句深入触及一个话题的核心。《狂热分子》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它再次成为无价的指南。
“忠实信徒”排斥异见
那么,谁是“忠实信徒”?制造了不久前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男子赛义德·库阿希、谢里夫·库阿希和阿梅迪·库利巴利是“忠实信徒”。那些活跃在“基地”组织、塔利班、“伊斯兰国”组织或“博科圣地”组织内部的分子也是“忠实信徒”。纳粹分子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曾是“忠实信徒”。霍弗认为,“忠实信徒”并非由他们信仰的内容决定,而是由这些信仰的主张的性质决定。他们的信仰主张绝对必然性,并要求绝对忠诚。“忠实信徒”是那些接受这些说法并欢迎这些要求的人。他们准备好杀戮并为他们的事业献身,因为对他们而言,他们的信仰在全世界的成功比他们或任何人的生命都重要。因此,“忠实信徒”是狂热分子。
在历史上,狂热是一个熟悉的性格特征。狂热源于性格而非思想。狂热性格能以许多不同方式呈现。霍弗所处的时期是一个世俗宗教的时代。现实击败了那些许诺救赎人们的宗教。但现实无法击败承诺永恒的宗教。后者目前再度成为最具威力的信仰形式,尽管民族主义可能与其不分伯仲。
实际上,宗教与民族主义常常相互强化:毕竟,上帝常常被视为站在“我们这边”。因此,霍弗表示,“在现代时期,民族主义是大众狂热情绪最充足和持久的源泉,如果要让革命热情预示及开启的剧烈变革达到顶峰,就必须利用这种民族主义狂热”。
走向极端多因失意
霍弗的重要见解之一是,让一个人变成“忠实信徒”的并非贫困,而是挫败感。这是一种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更好条件的感觉。一部分涉嫌恐怖主义的人是卑微的罪犯,这并不令人惊讶。霍弗认为,“失意者在所有大众运动的早期信徒中占绝大多数,他们通常自愿加入其中”。
他们的性格特征之一是,他们可能感到自己无法适应社会。对移居他地的少数群体的孩子而言,情况可能就是如此。他们与自己故乡的联系以及对自己移居地的认同感都很可能极其脆弱。
那么信仰会提供什么?其实,信仰提供了一个答案:它告诉信徒思考什么、怎样去感知以及去做什么。它提供了一个包括一切的社区,以在其中生活。它提供了活着、杀戮及死亡的理由。它用充实感取代了空虚感,用目的性取代了漫无目的。它提供了一个事业。这种事业有时高尚,有时卑鄙,但这毕竟是事业,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霍弗指出,“所有大众运动都在信徒当中建立一种倾向,以开展统一行动。无论它们鼓吹的教义是什么,所有这些运动都会滋生狂热、笃信、强烈希望、憎恨和不容异说的情绪”。所有这些运动都要求“盲目信仰和一心一意的忠诚”。
共产主义业已式微。许多地方的世俗主义亦是如此。宗教的地位有所强化。世俗统治者——尤其是腐败世俗暴君——道德及理性的沦丧助长了宗教的复兴。但是,西方世俗民主国家也容易受到好斗伊斯兰主义的“忠实信徒”的袭击。战争可能能够控制这些信徒,但暴力无法彻底清除他们,就像西方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了解到的一样。威慑愿意去死的人非常困难。消灭思想也很艰难。消灭宗教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这类思想弱化,那么只有在更具吸引力的思想影响下才会如此。
不能输掉思想之战
应该做些什么?我声明自己在这一领域并无专长。但作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一位公民(我非常希望这个自由民主国家继续保持下去),我声明自己至少对此有兴趣。我的答案如下:
首先,认同我们正在进行一场长期的遏制斗争。
第二,认识到这场斗争的中心在其他地方。西方可以提供帮助,但西方无法赢得这些战争。
第三,提出具有生命力的公民平等思想,作为暴力圣战运动的替代性选择。
第四,重视并回应许多人目前具有的挫败感。
第五,承认有必要采取措施提供安全。但要记住,绝对安全是无法实现的。
最后,继续忠于我们的信仰,因为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就没什么可以拿得出手。我们一定不能放弃法治或刑讯禁令。一旦我们放弃了这些,我们就已经输掉这场理想和思想之战了。
“忠实信徒”的确再度想伤害我们。但他们构成的威胁比不上自由民主国家20世纪曾挺过的威胁。我们应该认识到危险,但不应反应过度。最终,这一威胁也会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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