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名中国军人拯救一个国家——观察者网专访解放军援塞医疗队

　　2015年元旦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新年贺词。与2014年新年贺词相比，今年的祝词要具体的多。对于奉命出国的工作人员，去年习总书记只是提到“不少同胞依然奔波在世界各地为祖国辛勤工作，许多人民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公安干警正在履行光荣使命。”

　　今年则是:“中国人民关注自己国家的前途，也关注世界的前途。非洲发生了埃博拉疫情，我们给予帮助;马尔代夫首都遭遇断水，我们给予支援，许许多多这样的行动展示了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怀”。

　　贺词一年只有一次，每次只有短短1000多字。今年习主席专门为中国援非的埃博拉防疫工作“点赞”，这个待遇堪称殊遇。然而，因为援非人数不多，习主席的大多数“听众”和观察者网的许多读者还不能完全了解此次援非工作的功绩和意义。为此，观察者网特与解放军302医院政治部合作，独家采访首批赴非医疗队成员，发表长篇访谈通讯：《30个中国军人，拯救一个国家》，以记录这段精彩、英勇的“年度故事”。

　　解放军302医院政治部孙捷黄显斌

　　观察者网编辑部整理

　　2015 01 12

　　序

　　100万人聚居的城市，没有下水道，雨季的洪水混杂着污水在街上横流，你能想象这样的城市吗？

　　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因为中国援建才有几百公里的沥青公路。殖民地时代的铁路40年来未曾运营，最后一段铁路2006年被卖给了废品收购公司，你能想象这样的基础设施吗？

　　600多万人口，只有不到200个医生和6辆救护车，每年都会爆发疟疾和霍乱。最近一轮疫情已经杀死了一半医生，让两辆救护车报废，你能想象这样的社会如何对抗埃博拉吗？

　　2014年9月16日，解放军第302医院派出首批援塞医疗队，乘坐专机飞往西非塞拉利昂。此时，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要飞往这样落后的地方。但他们很清楚此行的目的:对抗21世纪最烈性的感染病——埃博拉。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无数次宣布西非尤其是塞拉利昂的疫情失控，现在他们要把这个国家从死亡的威胁中拯救出来。

　　早在中国医疗队抵达之前，这个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已经解体。往往是一个埃博拉患者入院，全院的医生护士立刻一哄而散。结束了内战的军方接管了防疫工作指挥权，但军队连军医都没有，只会用步枪封锁疫情严重的居民区，和示威人群发生一轮又一轮的冲突。由于一半医生感染了埃博拉，剩下的医生已经丧胆;1000多名护士连抽血都不会，每天忙于罢工讨薪。外国援助是这个国家唯一的希望。

　　欧美援助的声势浩大，但往往也只有浩大的声势。一座帐篷医院要建几个月，开诊半年的医院只给几百人次看过病。刚下飞机的时候，西方医生高度自信，根本不把埃博拉当回事，在炎热的气候下对防护流程漫不经心。

　　一部分医生被感染后，外国医生才体会到当地同行的绝望心态，转而把埃博拉当成洪水猛兽，从盲目乐观一下子跳转到盲目保守，甚至禁止给严重脱水的患者输液。埃博拉因而落下了“不治之症”的名头。记者招待会上，恐怖气氛被这些医生散发出去，再被媒体添油加醋地向人们放送。在整个世界的电视观众看来，塞拉利昂已经无法改变跌向地狱的命运。

　　解放军首批援塞医疗队在雨季降落到塞国首都弗里敦国际机场，他们连夜赶赴中塞友好医院，冒着暴雨搬运物资，在酷暑中改建传染病医院，从“零”开始培训当地工作人员。仅仅过了两周时间，中国军医就开始接诊。留观埃博拉病人，并迅速创造了日均收治病人最多。在院病人最多的记录。仅仅40天的时间，收治病人总数跃居塞国各医院第二。

　　解放军医疗队之所以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是因为他们不仅仅带去了高超的医疗技术，还带去了严密的操作规程和铁一般的纪律。为了避免交叉感染，他们对病人实行单间隔离，病房和接诊大厅拆掉了空调和电风扇。医生和护士每天在30摄氏度以上的湿热环境中穿上厚重防护服和面罩、护目镜、鞋套。工作结束时，再反复进行喷淋消毒，按照预定步骤，脱下11件防护用品，每次脱衣都要历经20分钟左右，但医生护士一丝不苟地遵守操作规程，每天至少三次进出病房，在满是病毒的呕吐物和排泄物中穿行，与尸体近距离接触。有时还要到院落里。大树下寻找不服管理的病人，逐个询问病情、测量体温、发放药品，挽救了许多病人的生命，大大控制了埃博拉病毒的传播。

　　中塞友好医院除了30名解放军医疗队员外，还有近百名当地工作人员，他们与解放军医疗队员并肩战斗。为了消灭潜在感染隐患，医疗队员从“零”开始对当地工作人员进行了全面的防护培训。在两个月的工作时间，不仅中方医护人员安然无恙，塞方人员也无一感染，正如防控组长贾红军总结:30-1=0(中方只要有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都意味着工作是零分)，0+0=100(中方。塞方工作人员零感染才是一百分)。解放军首批援塞医疗队最终用实际行动交出了满分的工作答卷。也为控制埃博拉疫情提供了可行方案。

　　解放军首批医疗队的工作得到了塞拉利昂人民的赞许:“第二批还会像你们这么好吗。”也得到了各国同行的认同:欧美各国的医务人员在来中塞友好医院参观后，对解放军医护人员的操作流程给予了高度评价;古巴医疗队的医生直接提出要求，希望与中国医疗队一道抗击埃博拉。

　　在归国后的座谈会上，解放军总后勤部的首长高度肯定了首批援塞医疗队的工作。目前，30名队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期，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岗位。观察者网记者采访了部分队员，独家报道解放军首批援塞医疗队的工作历程。在此，我们祝福正在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的解放军第二批医疗队平安凯旋，祝愿即将出征的解放军第三批援塞医疗队医护人员一切顺利!

　　一、李进访谈录

　　李进（解放军第302医院副院长兼医务部主任，解放军首批援塞医疗队队长，传染病防治专家）

　　记者:您是全队最早知道要去非洲执行任务的吗？

　　李进:这次去非洲，任务来得很突然。我们医疗队是9月16号出发的，之前9月1号到8号我已先期跑了一趟塞拉利昂。同行的有七、八个人，都是为建实验室。为派检测队打前站的，只有我一个人担负考察医院选址的任务，但也只是以备万一，没有明确命令说要去建医院。我和全体队员一样，都是9月12号晚上接到总部命令，组建医疗队去塞拉利昂埃博拉疫区。从接到命令到出发，只有3天准备时间。

　　记者:您在其他队员之前去了一趟塞拉利昂，带队出发前对这个国家有什么认识。

　　李进:这个国家有600万人口，面积有大概有两个海南省那么大，属热带季风气候。纯粹的农业国，2003年才结束内战，非常贫穷。首都弗里敦有100万人，既没有污水管道，也没有红绿灯，全国唯一的一条等级公路是我们中国援建的。

　　记者:塞拉利昂原本的医疗基础怎么样？

　　李进:那是个前英国殖民地，都会说英语，好医生有机会就要移民到欧美。所以塞国只有100多个医生，人均医生比例是咱们的几十分之一，还有不到2000个护士。

　　他们的硬件基础也比较差，和咱们历史上的水平相比，最多也就是六七十年代的水平，还得说是当时乡镇水平，当时我国城市医疗水平他们完全没法比。埃博拉疫情之所以这么厉害，不是因为病毒真的那么恐怖，而是与他们的整体医疗水平。社会发展水平差。国际援助不得力有很大关系。疫情发生后，当地的医务人员死了很多，剩下的也不敢接埃博拉病人，全靠外国援助。

　　记者:如果埃博拉疫情发生在中国，您觉得多久可以解决？

　　李进:这个埃博拉病毒现在被媒体渲染得很厉害，但放到咱们国家，我有把握在一两个月内能把它控制住。

　　为什么我敢于这么说呢。首先，咱们国家有非常成熟的传染病疫情防控体系;其次，咱们国家的政府组织力很强，说做就做;最后，咱们的老百姓对防疫有了解，服从管理，对传染病的概念有认识。

　　他们(西非)那边不行，老百姓对疫情没概念，连“害怕”这个基本要求都做不到，疫情最厉害的时候，满大街也都是人，再加上基本医疗条件缺乏，死亡率才那么高。

　　当地人有些风俗习惯加速了病毒传染，比如葬礼上要把尸体洗干净，亲朋好友都来抚摸甚至亲吻，埃博拉恰好就是接触传播的。只要正确的应对，埃博拉不是“沾上就死”的绝症。

　　咱们国家对传染病的重视程度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队员从西非飞回来后，下飞机拍了张合影照后，走单独的通道进行检验检疫，然后用专车送到北京郊区一个地方进行隔离，根本不和外人接触，单间隔离了21天才出来。

　　记者:12号晚上接到命令，16号就起飞，准备物资的时间实际上就是13号到15号三天。三天时间，你们是怎么准备全部物资的？

　　李进:当时随货机运载了50吨左右的物资，主要包括设备、药品、防护用品、消毒物资。那三天，医院组织好几百人为我们采购、清点、打包、装车，当然还有许多物资已经在库房里准备好了。这个流程，我们已经反复训练了很多次，一声令下就能动起来。

　　这也得益于我们平时的战备训练，上半年我们还做过几乎相同的演练，当然目的地是在国内。这次换成国外，也一样用得上。

　　记者:中塞友好医院埃博拉留观中心用两周时间就改建完成开始接诊病人，是怎么做到的。

　　李进:中塞友好医院也是我国政府援建的，此前一直在运行，但到8月份，该院收治了一个埃博拉病人，感染到工作人员就停业了。我们到达的时候，医院院子里到处长满了杂草，我们自己动手拔草清理场地。中塞友好医院是个小型综合性医院，没法严格区分清洁区。半污染区和污染区，从结构上就不适合做传染病医院。因此，我们看了现场之后，决定立即动手对其加以改造。

　　改建传染病医院，我们之前也有所准备，因为在国内多次拉动时都做过临时开设烈性传染病医院的演习。当年的“非典”。“甲流”，我们都有处置的成功经验，所以我们心里有底。当时，大使馆帮助协调当地中资企业员工，根据我们的要求对医院进行改建，经过大家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仅用一周时间就把传染病医院建好了。启用那天，塞国总统科罗马也来了。

　　记者:医疗队住在这个医院吗？

　　李进:我们住在北京建工集团在当地开的一家旅馆。埃博拉疫情爆发后，很多外国人都撤离了，只有我们住在这里。上下班要40分钟左右，我们租了一辆面包车。只有夜班人员住在医院。

　　记者:医院开始正式运行后，队员们是怎么工作的？收治了多少病人？

　　李进:我们第一批医疗队收治了274个病人，其中145例被确诊为埃博拉患者。考虑到我们的接诊时间，这个数字已相当可观。我们是9月17号到达的，10月1日医院才接诊病人，11月10日为了向第二批医疗队交接暂停接诊，实际上收治工作只有40天，但这40天接诊的人数在世界各国援建的埃博拉医院中，已经占到了第二位。

　　救治流程其实不复杂，就是先和塞方疫情转运中心的人员交接，把病人接过来。然后问接触史，查体征，抽血，每个人先暂时作为疑似病人收容。检查结果出来后，一般疾病的分到一边，过几天就送出去，埃博拉阳性的就留下来接受治疗。

 

 

 

　　塞拉利昂的病患孩子们

　　在我们收治的病人中，死了86人。这个病早期干预很重要，许多病人都是晚期才送进来的。我们第一批医疗队结束工作的时候，治愈了3人，其余都交给下一批继续治疗。

　　记者:医护人员进病房要带多少防护设施？

　　李进:11件，穿起来要经过36道工序。只有胶靴和护目镜可以消毒后重复使用，其它的都一次性使用后销毁。尽管30多摄氏度的高温，但依然严格穿戴，一步都不能错。这些防护用品都是我们从国内带去的。我们给当地工作人员配备的防护用品都和我们一个标准，所以物资消耗得特别快。

　　我们医护人员每天进病房三次，上午。下午和晚上，每次一到一个半小时。当地温度30多摄氏度，防护服不透风，时间长了体力跟不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像在国内一样查房治病，后来发现几个小时都做不完，有的队员体力消耗大了，退出污染区休息，但活没干完，还得花几十分钟穿脱防护服再进去，所以后来我们就一起研究了新流程，把所有不穿防护服就能做的工作都留在外面做好，再进病房。

　　记者: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弗里敦的天气，每天都是30多摄氏度。许多队员都提到穿上防护服后，汗水止不住地流，有时几乎要窒息，为什么不采取一些降温措施呢？

　　李进:我们对埃博拉的传播方式还做不到100%确定。病房里也有许多病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里面都含有埃博拉病毒，空气快速流动会威胁医护人员，带来交叉感染。所以我们没有装空调，原有的电风扇也拆掉了。

　　记者:污染区和清洁区是怎么划分的？

　　李进:我们改建的中塞友好医院，原来的结构是三栋平行的楼房，可以看做一个“三”字。我们把最外面的那栋楼改造成接诊。安置病人的病房，就是污染区;把最后面那栋楼改造成办公休息区，就是清洁区；中间那一栋则是缓冲区，用来逐件穿脱防护服，隔离污染。垂直于三栋楼的走廊，我们将它封闭起来安装喷淋设备，也是缓冲区。这个缓冲走廊和三栋楼房正好构成一个“王”字。医护人员每天两个一组进入污染区，互相协助穿脱防护服，也互相检查监督防护服的完好程度。

　　记者:埃博拉传染这么严重，医护人员有没有遇到过防护服被划破、鞋套被刺破这样的危机？

　　李进:遇到过，这样只能立刻退出污染区，尽快消毒。但和平时脱防护服一样，该有的流程还是绝对不能省。

　　记者:咱们医疗队训练了当地协助的工作人员。

　　李进:是的，我们都是从“零”开始对他们进行培训。最初有87个，最后增加到130人，包括这所医院原来的医护人员。

　　记者:本地人都说英语。与塞方工作人员或病人交流困难吗？

　　李进:塞国过去是英国殖民地，本地人还有克里奥语(指西方语言和土著语的混合)等方言，但英语还是通行的。不过，他们的口音很重，所以查房的时候我们要带一个塞方护士。隔着防护服有时听不清，我们就预先做好调查表，进去和护士一起按照预定项目填表。

　　记者:进出污染区的流程这么严格，塞方工作人员执行得怎么样？

　　李进:很麻烦，当地人的文化水平不是特别高，很多人连11件防护用品都分不清楚。

　　举个例子，塞国卫生部有个协调员，非常能干，是个干事非常有效率的人，就是不注重防护规定，脱防护服随便一拉，用污染过的手去摸脸，他怀着侥幸心理觉得没事，十天后他就死了。这种级别的卫生官员，防护意识还这么差。我们能做到和我们一道工作的塞方人员“零感染”，是很不容易的事。

　　记者:病人配合治疗吗？

　　李进:病人不太好管理。他们对交叉感染没什么概念，我们给每个病人都安排了单间病房，但他们根本不会老老实实地住在病房里，喜欢到走廊。门诊大厅溜达，到大树底下聚集聊天。

　　我们经常是在病房里找不到人，发现他们睡在地板上，睡到院子里。他们时不时会呕吐在地板上，或是随地大小便，这些污物里面都有病毒，都容易造成感染。我们通过监控系统看到后，就赶快让保洁人员穿上防护服去处理。

　　记者:听说有一次尸体在病房放了四天半？

　　李进:对，是由当地的收尸队扯皮造成的。那么热的天气，埃博拉尸体放四天多，那就是个“炸弹”。最后，经过我们再三协调，收尸队才拉走。

　　记者:当地的基础设施怎么样？

　　李进:很差，首都弗里敦这么大的城市，连个下水管道都没有，污水横流，明沟排水。网络和电话还算通畅。每天都会停电，供水要让当地人运送净水，我们自己买了三个大水罐存储水。当地物流效率也很低，我们从国内刚出发不久，从北京寄出的物品，到我们回国之前几小时才送到。

　　记者:医疗队来回都是包机吗？

　　李进:对，东航包机，去的时候队员们坐得比较分散。回来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从疫区来的，所以机组人员安排队员们集中坐在后舱，与中舱和前舱隔离，飞机回来后都要消毒。

　　记者:已经到达弗里敦的第二批医疗队，和现在的第三批都是从302医院抽组的吗？

　　李进:对，第一批30人，第二批41人，第三批43人，都是从我院抽组的。

　　记者:三批都由302医院派出，是不是我们有意要轮训本院部队，让医院的骨干都经历一下烈性传染病的防治工作？

　　李进:这主要还是看军委和总部的考量。最早的确有全军卫生系统轮流去西非防疫的计划，但总部考虑到这次疫情实在过于严重，最后决定还是由我们这家常年备战传染病的单位包揽三批援塞工作任务。

　　记者:总结会的时候，有领导提到习主席指示“军队要走出去”，为将来的驻外行动做准备。这次我们会搜集当地的热带病资料吗？

　　李进:我们带了病例资料回来，将来会出一本关于埃博拉的书。解放军这次不仅在塞拉利昂开设了医院，在利比里亚也派了解放军医疗队，他们都会带回资料。

　　记者:在世界卫生组织协调下，很多国家都派医疗队到西非对抗埃博拉疫情。我们的援助成绩和这些国家比如何？

　　李进:世界很多国家都去那边进行援助，建了20多家医院。刚才说了，我们第一批医疗队离开的时候，收治病人数量已经是第二名了。要知道我们开始收治病人的时间在这20多家中最晚。但是我们敞开收病人，最高峰的时候达到43个病人同时在院，所以总数迅速赶上，现在收治病人数量已经是第一了。

　　许多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援助声势很大，但我们过去一看，规模其实很小，所以，塞国总统号召所有外援人员向中国人学习。

　　古巴派去的医生比我们还要多，他们是由英国训练的，但到我们这里参观后，他们惊叹于我们的标准化流程和严密的防护措施，他们通过我驻塞大使提出要求，想派遣医生跟着我们干，但我们考虑自身毕竟是军人身份，不宜和别国力量随便合作，所以婉拒了。但是我们整理的工作流程和防护标准，他们都学了，世界卫生组织也推广了中国抗埃博拉经验。

　　记者:你们这次有没有尝试使用中医药？

　　李进:治疗中用了很多汤剂，黑人患者吃了之后效果不错。

　　记者:进入疫区，食品供应是怎么保证安全？

　　李进:我们的米。面。油都是自带的，蔬菜和肉都在当地买。当地有中国人开办养猪场和超市，还是很放心的。

　　记者:医疗队在那边有没有遇到什么安全问题？

　　李进:弗里敦居民总的来说还比较淳朴，对我们都非常友好。我们夜班就留几个人在医院值班，其他人回旅馆休息，没有出什么安全问题。

　　记者:谢谢您接受观察者网的采访。

　　二、孙捷访谈录

　　孙捷（解放军第302医院政治部副主任。援塞医疗队教导员）

　　记者:您是哪天知道要去非洲执行任务的？

　　孙捷:和队员一样，都是提前三天。

　　记者:您知道要带队去塞拉利昂，第一反应是什么？

　　孙捷:我第一个想法是:“这个国家在哪。”对它的地理位置。社会情况完全没概念，要从头了解。

　　记者:那么，在去非洲之前，您想象中的塞拉利昂是什么样？

　　孙捷:本能地觉得那里贫穷落后。当然去了之后发现，居然比想象的还要贫穷，还要落后。

　　记者:去之前怕不怕？

　　孙捷:怕。因为未知因素太多，当然有恐惧心理。我和队员基本都参与过四川汶川地震救灾。应对过“非典”疫情，但这次是去国外，又知道是死亡率这么高的传染病，心里没底。不过命令来了，就必须执行到底。

 

　　七窍流血的患儿

　　记者:咱们这次去非洲，后勤是怎么组织的呢？

　　孙捷:主要靠后方运输，立足自我保障。来去都是东航的包机。到了弗里敦，当地提供的力量也不够，物资装卸还要我们队员自己完成。9月份是当地雨季的末尾，我们到达时正好赶上暴雨，所有男女队员一起上阵卸载物资，就这样还是因为暴雨损失了一部分物资。

　　记者:吃饭问题怎么解决？

　　孙捷:我们带了厨师，自己做饭，不吃外面的任何食品。

　　记者:外出采购就是您和炊事员吗？

　　孙捷:就我一人。怎么敢让炊事员去疫区。买东西的地方人很多，埃博拉的接触性传播非常严重。他们如果出事，这么多人都危险。医护人员要进病房，所以只能是我去。

　　记者:安全问题是您负责，遇到过什么麻烦吗？

　　孙捷:安全问题还好，西非常年有中国援助的医疗人员和项目，当地人对中国人印象非常好，打交道很有善意。再说我们去的都是军人，这方面问题不大。

　　记者:塞拉利昂人对医疗队印象怎样。

　　孙捷:当地最好的办公楼。最好的体育场。最好的公路——当然用我们的眼光看也就是普通公路——都是我国援建的。中塞友好医院院长卡努在哈尔滨医科大读书7年，中文说得非常好。弗里敦地区卫生负责人，相当于北京卫生局长吧，是北京二外的毕业生，后来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进修过。每个塞拉利昂人都知道中国是友邦。

 

　　与中塞友好医院卡努院长交流

 

　　和当地官员交涉

　　临走的时候，塞方工作人员问:“下一批还会这么好吗。”我们告诉他们，下一批还是解放军过来!还有当地工作人员表示将来一定要来中国留学。

　　记者:这么多人，这么多物资，给三天准备时间就要出发，你们是怎么做到不出差错的？

　　孙捷:302医院平时面对地方收诊，但我们是军队医院，是全军传染病诊疗中心，军事职能是第一位的。我们的队员平时接诊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但作为军人，他们都是野战传染病医疗所的一部分。我们每年都组织训练演练，就是为了确保一声令下，能够随时出动。

　　战备库房里给每个人都准备了背囊，装满了全套的防护。后勤用品。我们那三天准备的其他物资也有预案，要采购什么，到哪里去买，到哪个库房去取，一切按照战备方案走。08年汶川地震，03年“非典”，后来亚丁湾护航，我们都做到了随时出动。只要平时训练到位，三天出动或者再快一些都可以。

 

　　三零二医院内景

　　记者:塞拉利昂的贫穷落后能具体讲讲吗？

　　孙捷:我给你说个细节吧。我在首都弗里敦要买50双拖鞋，跑到一个很繁华的大市场，算是他们那里重要商业中心了，结果凑不够。我开始还想给女同志买点小尺码的女鞋，跑了十几个摊位，不论尺码才凑了45双。这些小摊连拖鞋都不敢多囤货，全指望卖了这些拖鞋再进货，小本经营到这份上，你说是有多穷。

　　说起落后，我去他们的电信部门，给30人每人办一张20美元的电话卡，结果窗口的营业员算不清我该给他多少美元。他回头叫同事一起算，5个人算了40分钟才达成一致意见。看来平时也没多少人买这么多电话卡。

　　当地人对疫情也没什么认识。我们国家闹“非典”的时候，大街小巷基本上很少有人活动，大家都自觉减少外出，而塞国民众还是照常生活，街上人流熙熙攘攘，看了都怕。

　　记者:你们在当地开展工作，当地政府配合情况如何？

　　孙捷:我们通过大使馆去联系塞国卫生部。塞拉利昂军方出面组织成立了一个疫情紧急协调中心，不过他们没有军医，所以还是要和卫生部门联系。

　　塞国全国总共就100多名医生，这个国家规定护士不能抽血，都让医生来抽血。埃博拉必须验血才能确诊，不抽血的护士就很难帮忙，我们去了以后还得重新培训当地的护士。塞国首都弗里敦地区只有6辆救护车，还坏了两辆。

　　水电供应倒是有，但是每天都会遇上停电，所以我们自己搞了发电机，用柴油发电，还自己购买了三个大水箱，与其靠他们不如靠自己。

 

　　水车保障

　　我们当初改造医院也基本是自己请的人，高价雇了一些黑工，但主要是请中资企业员工来做的。他们还顺便给水箱做了个底座，我们才保证供水。

　　记者:当地中资机构很多吗？

　　孙捷:很多，分布在不同的地方。但自从埃博拉疫情爆发之后，大多数员工回国了，每个工地只留很少的人看守。

　　记者:你们有没有帮中资企业对付埃博拉？

　　孙捷:离首都200多公里的地方，湖南建工有一批人在那里修建水电站。有一天，有个工程师发烧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埃博拉。当时也送不过来，因为一路上都有当地政府设的关卡，凡是发热病人都必须留在本地处理，不能跨区。所以我们派了一个医疗组，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车过去，给他抽血检查，最后确认不是埃博拉，是疟疾，现在他已经恢复正常工作了。

 

 

　　远距离救助

　　我们这次出国，本来就有为当地中资企业员工提供医疗服务的任务。我们为留守的中资企业员工培训了传染病防治常识，免费发放了许多药品。有一个被狗咬伤的，在当地怎么也找不到狂犬疫苗，也是我们医护人员上门送药。

 

　　巡诊“一个也不能少”

　　记者:问一个可能很残酷的问题，如果我们自己的医护人员感染了，我们打算怎么办？

　　孙捷:或许领导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我们自己并没考虑后送人员的问题，恐怕还会以就地治疗为主，因为太危险了。我们回国后也是作为潜在传染源，到北京市郊一个地方隔离了21天，我觉得这很正常，完全可以理解。

　　不过，隔离到了第15天，我们就放心了。测测体温，活动一下，发现自己没发烧，就知道肯定没事儿，就安心等回家。

　　记者:第二批医疗队的人员对前方的困难有了解吗？

　　孙捷:第二批医疗队先遣组队员在我们撤离前一周到达，与我们进行工作交接。我们把所有的经验都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他们了，确保了所有工作无缝对接。

　　记者:谢谢您接受观察者网的采访。

　　三、秦恩强访谈录

　　秦恩强（解放军第302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与研究中心一科主任。解放军首批援塞医疗队医疗组组长）

　　记者:秦主任，这次去非洲，您具体负责医疗工作。您的家人知道您去哪了吗？

　　秦恩强:我爱人也是军人，也在302医院工作。女儿才12岁，不太了解这些事情。我开始打算瞒着我父母，后来有个熟人去我家，偶然说漏了。我母亲因此比较担心，但我父亲心里很有底，对我的工作和技术水平有信心。

　　记者:提前三天通知去非洲，您作为医疗组长要做哪些准备？

　　秦恩强:不需要特别准备，因为已经演练过无数次。我98年到302医院，2006年以来，我们医院年年要搞演习，去年5月份刚刚搞过一次野战拉动能力验收，正好这次就用上了。这就是我们军队医院的本职工作。非典。汶川地震。巴基斯坦水灾。海地地震，我们都这么出动的，习惯了。

　　记者:您之前对非洲有什么了解？

　　秦恩强:去过好几次，对非洲本身已经没什么心理压力。2009年去坦桑尼亚。马达加斯加做抗疟疾援助。后来跟着和平方舟号又跑了一趟东非，到过吉布提。肯尼亚。塞舌尔等。西非虽然没去过，但多少有个概念性印象。非洲的确很穷，但各个地方之间差异很大，坦桑尼亚大家知道相对好一些，马达加斯加条件比较差。

　　了解当地情况后，非洲就没那么可怕。我自己在那边负责过抗疟疾工作。一般去非洲，很多人都会吃抗疟疾药，我就不主张乱吃。因为我自己搞这个，知道青蒿素类抗疟疾药的半衰期很短的，早吃了也没用。你知道疟疾怎么感染吗。蚊子叮咬之后，疟原虫要先进入肝，胀大破裂了才会进入血液，到这时候吃药才有用。之前吃了也白吃，反而可能引起不良反应，只要你掌握规律，传染病这个东西没啥可怕的。当然，埃博拉是个新问题，媒体宣传的那么厉害，去之前我心里也有点空，不是特别有底气。

　　记者:您最初是怎么看待埃博拉的。

　　秦恩强:到达非洲之前我也看了一些资料，这个病有几个特征是它的“弱点”。首先，这个病虽然很容易死人，但在发病之前，在有明显症状之前不会传染。其次，它主要通过接触传播，不碰上去不会传染，空气途径目前认为不引起传播。所以只要防护工作到位，也不怕。

　　从病情来说，你看欧美也传染了不少，没死几个人，美国人运回去也治好了，没有传染。所以我当时推测，这个病死那么多人不止是病毒自己的问题，和西非当地的自然。社会条件也有关系。能改善这些条件，就能对付它。

　　记者:医疗队的其他队员都表示，在高温天气下穿防护服查房是个很大的考验，您作为医疗组组长怎么应付这个困难？

　　秦恩强:我们每班人员安排的并不多，尽量保证休息时间。原则上我们4天是一个倒班循环，其中包括一个主班，24小时，一个辅班，主要是白天。主班就是白班，负责进病房诊治病人;辅班不进病房，但需协调很多工作，如要盯着监视器和其他辅助人员，记录工作细节，避免主班出错。夜班就是3个人留下负责一夜。这要求你必须“会干活”，进病房以后的一切工作都要有计划，提高工作效率，否则40个病人，光查房就耗尽体力了。

 

　　全靠自己

　　记者:我们的治愈率怎么样？

　　秦恩强:数字你应该知道了，第一批工作期间送来274个疑似病人，其中145个确诊，死掉了86个，治愈3个。死掉的这86人，主要是送来的太晚了，大多数都没熬过送来之后的两三天。这些晚期病人有明显的呕吐。腹泻等症状，导致人体内环境严重紊乱，没机会救他们了。只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很多人都可以救过来，不要觉得染上埃博拉就是不治之症，我们有办法治疗。

 

　　接诊转运患者

　　我对我们的诊断非常有信心。有一次，别的医院宣称我们搞错了，我们这里出院的一个阴性的病人到了别的医院，再次检查为埃博拉阳性。后来我们查档案，我们是10月6日送出去的，他们8号就确认多了一个埃博拉患者，而通过验血来确诊埃博拉至少也要3天时间。所以只能是他们搞错了，不会是我们误诊。